文汇报记者 钱好

 

1984年的电影《莫扎特传》塑造了一个满口脏话、浪荡不羁的音乐天才，三句不离屎尿屁。他听别人写的音乐时毫不掩饰地发出刺耳的笑声，甚至让皇帝都受到了惊吓。许多莫扎特的忠实乐迷也受到了“惊吓”，认为影片塑造的莫扎特，与他音乐中勾勒出的优雅美好的形象相去甚远。英国有一位剧评人，至今仍对《莫扎特传》的编剧愤愤不已，时不时写文章指责影片对莫扎特的“恶意抹黑”。然而，不少研究者找到莫扎特的私人信件，逐字逐句地证实，天才爱说脏话的习惯并非子虚乌有，并以此解释他作品中的幽默特质。

 

30年悬而未决的争议，反反复复的考据、研究，都试图从作曲家的个性、生活中找寻与他音乐创作的联系。然而，有学者指出，在音乐特色的塑造过程中，除了作者本人以外，整个时代的环境和艺术氛围往往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今年是莫扎特诞辰260周年，和舒曼逝世160周年的纪念。莫扎特的快乐旋律，以及舒曼的诗意音符，皆是落笔在时代这张“五线谱”上。

 

 

（莫扎特）

 

莫扎特的音乐不哀伤，因为听众喜欢正能量

 

“西方音乐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商品时期和商品时期。从前商品时期向商品时期过渡时，西方音乐逐渐从教堂和贵族客厅，慢慢走向社会，走向市民阶层。莫扎特正好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邹彦说。

 

莫扎特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萨尔茨堡的一位宫廷乐师，自幼在欧洲各地的多次旅行演出生涯使莫扎特从小就接受了欧洲各国不同的音乐风格。莫扎特在16岁时就成为萨尔茨堡宫廷的管风琴师。然而，他在欧洲游历、演出时，接触到了一些市民音乐家，被各地丰富的音乐所吸引，无法将自己局限在一座城市之中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他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决裂。之后，他只身前往维也纳，作为一名“自由作曲家”，自食其力，以开音乐会、出版乐谱为生。

 

20世纪初的美国音乐传记作家谢佛勒曾评价莫扎特的音乐流于欢乐的旋律，没有哀伤的情绪，“只不过皮肤那么一点深度而已”。台湾乐评人杨照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莫扎特不哀伤”的问题。他认为，莫扎特并非不哀伤，而是“不能”哀伤：“他所处的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本来就不是个人经验与感受的发抒表达。音乐要为王公贵族的不同场合服务，决定音乐属性的，是那些场合需要的气氛，而非作曲家的个人感觉。更重要的，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语汇，根本就没有适合拿来表达深沉哀伤的完整工具。”

 

但是邹彦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莫扎特在维也纳写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面向普通市民的。除了为剧院创作大量歌剧以外，他写的所有钢琴协奏曲也都是为自己演出用的，这种“商品属性”决定了他的音乐首先要愉悦大众，不单要具备很强的审美功能，同时还需要有娱乐功能。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主义阶段，人们崇尚理性，不太认同忧伤的审美。观众买票进剧院、音乐会，希望听到的是积极乐观的音乐，这也是莫扎特的曲风轻松愉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邹彦还提到，就算是从个人经验、感受来说，莫扎特也没有必要写悲伤的音乐。有些影视作品会夸大他不如意的人生，说他与人格格不入，生活穷困潦倒。莫扎特晚年的经济状况的确十分窘迫，但主要原因还是他“太会花钱”，一有新的衣服、头套面世，都要去试一试，而他的太太也并不善于理财，以至于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不菲的遗产也被很快用完。打个比方说，莫扎特赚钱是全运会冠军，而花钱是奥运会冠军。总的来说，从早年以“神童”之称名扬四海，到在维也纳结交海顿，受到皇室和百姓的青睐，莫扎特的人生并不坎坷，他本人也非常乐观、幽默，就算是骂人，也会给对方一个谜语式的单词，倒过来念才让人恍然大悟。只有在他晚年的作品里，有些微哀伤的影子，比如《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也有使用，听来优美却又有些淡淡的感伤。

 

舒曼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死忠粉”，把音乐也写成了诗

 

 

 

（舒曼）

 

“把音乐写成诗”，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比喻，但在舒曼手中，诗的句法、韵律和意象跳转，真正地被融入到了古典乐中。这种极具辨识度的音乐创作风格，源自于舒曼骨子里的“文青”血液，更来自于当时浪漫主义的时代风向。

 

舒曼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当时正好是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海涅的抒情诗风靡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位酷爱文学的书商，自己写过小说，还翻译过拜伦的诗。音乐和文学，是舒曼从小就同时接受、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他7岁前就开始作曲，但他受到的文学启蒙恐怕更早。到了中学的时候，熟读歌德、拜伦、霍夫曼等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舒曼，已经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写下了3部戏剧、两部长篇小说，自编了一本抒情诗集。

 

浪漫主义文学对舒曼音乐创作的影响，从他20岁左右写的钢琴套曲《蝴蝶》就已初见端倪。他曾写信给母亲，让她去找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罗的小说《年少气盛的岁月》来看，因为《蝴蝶》试图描绘的就是小说结尾处化妆舞会的景象。不过，邹彦指出，舒曼作曲中的文学表达，与柴可夫斯基那种“音乐-情节”一一对照的叙事风格不同，舒曼的表述更自由跳脱、富于想象力。在《蝴蝶》中描绘的刚刚从蛹中破出、向八方飞去的小蝴蝶，是他自由翱翔的乐思的具象化，同时也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表达。浪漫主义最初曾被贴上过病态、颓废的标签，恰如丑陋的蝶蛹，但在舒曼看来，它终究会孵化出美丽的生命。

 

而舒曼自己写作的文风，更是自然地渗透到了他谱写的乐曲中。写文章和写音乐对他而言，就好像熟练运用的两种语言，表述时不自觉的“双语思维”会让他在两个领域间自由穿插。他的旋律没有传统的变奏，以方整的二小节、四小节、八小节乐句为主，从一个意象连接至下一个意象，非常像是诗歌的语法。在音乐中埋藏一些“文字游戏”也是他喜欢的做法，比如《Abegg变奏曲》就是以ABEGG这5个字母对应的音符来做主题，再进行种种变奏。舒曼作曲的另一大特色，是擅长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他是名副其实的音乐肖像画家。在《狂欢节》中，21个小标题区分开21个人物小品，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小丑、卖弄风情的女人，以及许多真实的人物——作曲家肖邦、帕格尼尼，妻子克拉拉……这些名字，实际上也组成了对舒曼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群像。

 

舒曼还是个高水准的乐评人，眼光独到，文笔一流。他24岁时自己创办了一份《新音乐杂志》，一个人取了十几个笔名，撰写了大量乐评、杂谈，虚构出一大帮评论家各抒己见的热闹情景。他形容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说勃拉姆斯是“未来的雄鹰”，是“湍急汹涌的洪流，直往下冲，终于汇成了一股奔泻的飞沫喷溅的瀑布”，对莫扎特、门德尔松、贝多芬的评论至今读来也是十分精彩的美文。这种注重主观感受、画面描述的乐评在当时是颠覆性的，有力地推进了浪漫主义乐派的发展。无论是音乐，还是乐评，舒曼用他诗人的笔触，记录下时代对他的影响，也用他自己的创作影响了那个时代。

 

 

 

（莫扎特生活的时期，古典音乐正从教堂和贵族客厅慢慢走向社会。

图为意大利画家埃托·西蒙诺蒂于1853年创作的油画《莫扎特时期的音乐会》。）

 

 

相关阅读：

 

莫扎特在咖啡店获得《唐璜》的灵感

 

1787年是莫扎特一生中作品最多的一年，他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创作令人震惊的巨作，其中包括《g小调五重奏》（K516）。就在这一年，剧作家罗伦佐·达·庞特向莫扎特推荐了《唐璜》的故事，莫扎特觉得这个故事改编成歌剧再适合不过，于是动手创作《唐璜》的曲谱。

 

正当莫扎特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打算一鼓作气把这部作品完成时，却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莫扎特强忍着悲痛，继续创作未脱稿的《唐璜》。但由于长时间工作和创作《费加罗的婚礼》积下的劳累，以及父亲去世对莫扎特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更加消瘦不堪，发着高烧卧床不起。医生为他治疗了30多天，才使他慢慢好起来。

 

这时，距离《唐璜》在布拉格上演的日期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曲谱还没有完成。在演出方的不断催促下，莫扎特和妻子前往布拉格，在那里的一幢别墅里“赶稿”。这段时间，莫扎特总是一言不发，悄悄坐在草坪的一边，旁边放一瓶甜酒，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五线谱。他最喜欢置身大自然，将脑中的旋律记录下来。有时候，写着写着发现没稿纸了，急得莫扎特大喊妻子，如果凑巧新买的稿纸还没有送到，随便送点什么纸都是可以的，总之灵感来了，创作不能中断。

 

离交稿没几天了，莫扎特还没有完成序曲，但他自己好像也不着急。如果有人请他去参加大型聚会，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而且每次都尽兴而归。经常是在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往回走，顺便还得去附近的咖啡馆去喝上一杯咖啡才肯罢休。

 

据说，有一天回来得实在太晚，咖啡店老板已关门睡着了，可莫扎特还是使劲地敲打窗子，惹得熟睡的老板火冒三丈，大声责骂。而莫扎特却温和而幽默地回答：“尊敬的老板，我不是一个恶鬼，您尽可以放心，我只是一个绅士，穿着整齐而华丽的绅士，这位绅士只是恳求你为他煮一杯咖啡，当然要浓一点，绅士将非常感谢你！”老板只得叹一口气，无奈地摇着头进了厨房。

 

回到家，莫扎特马上提笔，把自己刚才站在老板窗前的一幕编进了《唐璜》中。于是就有了唐璜在心上人的窗子下面，伴着小夜曲唱着：“到窗户前来，我心爱的人，来吧，来抚慰我这颗受伤的心灵。”这首曲子，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小夜曲。

 

《童年情景》是舒曼给克拉拉的情书

 

罗伯特·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分13个小标题回忆了孩童的时光，有“奇怪的传说”、“捉迷藏”、“木马游戏”等等，幽默、逼真又充满梦幻色彩。然而，这样一部充满童趣的作品，却是舒曼送给爱人克拉拉的“情书”。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时，18岁的舒曼见到了著名钢琴家弗莱特列克·维克，和他9岁的女儿，被称为“天才少女钢琴家”的克拉拉。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舒曼，很快就放弃了法律，拜在维克门下学习钢琴，在维克家中一住就是两年半。

 

这段时间，他与老师的“掌上明珠”克拉拉之间的友谊不断升温。克拉拉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舒曼亲切的言谈，和丰富的想象力，都令小克拉拉崇拜、着迷。舒曼经常用钢琴即兴演奏的方式，把自己编的故事或写的诗歌生动形象地“讲”给克拉拉听，令克拉拉痴迷不已。而克拉拉的钢琴弹得非常好，舒曼也对她的演奏才能由衷地欣赏、钦佩。两人在钢琴上四手连弹，做有趣的音乐游戏，一起读书、郊游，这段友情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展为炽烈的爱情。

 

然而，舒曼由于急于求成，使用了错误的训练方法，导致手指肌腱严重受损，钢琴家的梦想就此破灭。而克拉拉却在钢琴演奏上越加精进，受到同时代李斯特等著名钢琴家的赞扬。这种在事业、地位上强烈的“不对等”，让维克一旦发现了女儿和舒曼的恋情后，就极为激烈地加以反对，甚至带着克拉拉离开了莱比锡，不准他们见面。这段时间，舒曼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许多作品中都有克拉拉的影子，饱含着爱慕、思念之情，和分离的悲伤。

 

1838年，在维也纳暂住的舒曼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得知克拉拉在音乐会上演奏了他写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克拉拉消息的舒曼大喜过望，知道恋人还在等他。满怀着深情，舒曼一连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用音乐描绘、回忆9岁的克拉拉与舒曼初识时的生活片段。这些片段挑选、整合起来，就是那部十分优美的套曲《童年情景》。在可爱、俏皮的情景之后，最后一个小标题是“诗人的话”，旋律悠缓，蕴含着迷惘惆怅的心情，表达了舒曼对克拉拉的思念。

 

这首“情书”自然打动了克拉拉。1840年，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30岁的舒曼与21岁的克拉拉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