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员将居民打包好的垃圾称重后通过智能手机扫码记录。本报驻京记者周渊摄

一个空牛奶盒换1积分、一袋厨余垃圾换5积分、一公斤报纸换100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电话卡、购物卡及现金等，这是北京环卫集团在丰台区芳城园社区试行的“垃圾智慧分类模式”的“诱人”规则。居民只需在家将垃圾简单分类，打包后贴上二维码，投到家门口的再生资源回收柜中就能获得积分。今年，这种模式将推广至北京350个小区，覆盖人口超过100万。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在京发布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十三五”目标和管理模式建议》。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逐年增加，1979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508万吨，2014年增至近1.8亿吨，增长7倍多。研究组组长、人大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指出，生活垃圾若不采取有效减量化措施，到2020年，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辖区的生活垃圾清运总量将高达2.55亿吨。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已刻不容缓。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长期试点却一直没有明显进展，对居民来说，除了小区垃圾桶变多了，并没有太多直观改变，此番“垃圾智慧分类模式”不失为一种新尝试。另一方面，由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提出的由垃圾厂在处理前进行分类和预处理的新模式，也正被越来越多处理厂接受。

每栋楼每天回收5公斤厨余

记者在芳城园社区内看到，几乎每幢楼前都摆上了一个再生资源回收柜和一个智慧厨余垃圾桶，提供金属、塑料、纸类、织物等全品类回收。一区6号楼的居民王大爷告诉记者:“过去瓶子、报纸、纸壳一股脑都扔了，现在自己在家归集一下，扔垃圾时贴个二维码就能攒积分换钱了。”

“我们把北京蓝·生态卡、二维码与居民手机号绑定，为居民建立积分账户，居民把生活垃圾分类打包贴上二维码、投入回收柜，回收员在清运时将数据上传到后台云服务器，服务器则自动折算成积分同步发到居民账户中。”北京环卫集团京环资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朝辉介绍此番基于“互联网+”的垃圾分类新尝试。

“垃圾智慧分类模式”的另一重点是推进厨余垃圾分类。居民将分类打包好的厨余投入智慧厨余垃圾桶，刷一下生态卡便可自动获得5积分，1积分相当于1分钱现金。

“90后”现场回收员张万述对记者说，由于社区内有不少中老年人，推广期间回收员们每天早8时到晚7时在楼道里“蹲点”，教居民如何进行分类，并发放含使用手册、北京蓝·生态卡和一沓二维码的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居民可以用积分在线兑换购物卡、充值卡，也可于每月8日和23日工作人员进社区时兑换生活用品和现金。不擅用互联网的老年居民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了解投递情况、实时查询积分。

这些再生资源回收柜每日开启两次，由专车送到距离社区不远的分拣处。在那里，记者看到居民打包整齐的牛奶盒、旧报纸、纸壳等堆成一座小山，张万述和他的同事们称重后通过智能手机扫码记录，数据便自动传回后台。

张万述介绍，目前试点推广一月余，居民注册率达近50%。厨余垃圾的精准投放率和收集率明显提升，每栋楼一天可以回收约5公斤厨余，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效果显著，有效缓解了垃圾处理压力。

从“垃圾分类”到“分类垃圾”

为什么垃圾必须分类?　长期关注垃圾分类的环保人士黄小山说，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造成厨余垃圾含有大量水分，“混烧”远远达不到无害化处理所要求的温度，会导致二噁英等致癌物产生，此外厨余垃圾含有大量有机物，易腐败发臭，也无法直接进填埋场，因此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前提。2011年，黄小山曾自掏腰包130万元在小汤山地区试点环保项目“绿房子”。作为垃圾分类平台，与固有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分类不同，“绿房子”注重干湿分离，在清运前按不同物理属性分开，同时设计制造一系列脱水设备，在“绿房子”中进行初步处理。

但总体而言，北京试点垃圾分类十多年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宋国君指出:“已知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市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在1.01千克左右，全国为人均1.11千克，台北市在2012年就已减少到0.37千克。”

破题“垃圾围城”，自嘲“与垃圾较上劲”的黄小山想到了另一种思路，不妨从末端的垃圾处理场着手，提高分类效率。“处理厂在垃圾入炉焚烧前增加一个分拣程序，通过有效分选和烘干，使入炉垃圾均质化，有助于提高垃圾焚烧热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进而提高垃圾发电效率。”据悉，这一想法得到不少大型垃圾处理厂的支持，黄小山已着手预处理设施的研发。

呼吁垃圾源头分类立法

在黄小山看来，垃圾是一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也应当为垃圾处理尽一点义务。”宋国君也认为垃圾源头分类要从家庭、办公室开始，而非仅仅在小区摆放分类垃圾桶。

宋国君在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十三五”目标和管理模式建议》　中提出，应在“十三五”期间为每个城市建立明确、量化的垃圾管理目标，建议将垃圾源头分类纳入法律，并明确分类责任主体、分类与投放方法、奖励与惩罚措施等。《建议》　指出，新的管理模式应包括强制源头分类、建立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管理基金、推进生活垃圾管理领域特许经营、尽快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排污许可证制度，以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管理绩效评估等。

此外，宋国君还为“互联网+”在垃圾处理领域的应用开出“方剂”:有效降低信息公开成本，让老百姓对垃圾回收去向和处理成本有据可查，继而达成共识。

(本报北京1月1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