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护髓队”集结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护士、文员等，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走南闯北，带回一份份珍贵的骨髓。夏琳摄

 

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来了，来了!”1月29日晚上10点，田君脚步飞快地冲进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大楼。她提着一个小箱子，上头的红字很醒目:中华骨髓库。

 

一小时后，实验室完成对取回骨髓的检测，骨髓移植手术开始。当红色的造血干细胞缓缓滴注进入小患者的静脉，田君走上夜色中的回家路，“种子”种上了，她说不出的高兴。

 

2005年，随着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移植专业的迅猛发展，接取骨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文员自发组建“阳光护髓队”，田君就是其中一员。10年来，这支志愿者队伍穿梭在全国20多个骨髓库、医院，省吃俭用，应对各类难题，就为给孩子带回一份份珍贵的“生命种子”。

 

“我们干的是积福的活”

 

“航班又晚点了。”29日晚7点45分，田君赶到虹桥机场。作为“阳光护髓队”的配型与护髓任务协调人，她每个月都要往上海的机场跑，多则每月四五趟，少则一两趟，这让她对机场的地形、航班查询熟门熟路。

 

晚上8点20分，广西南宁来的飞机落地。15分钟后，田君在出口见到了接头人———广西骨髓分库负责人。

 

“他应该走了机场的特别通道。”田君说的没错。大家口中的骨髓其实是造血干细胞，它不能经安检X光机照射，必须向机场方面申请走“绿色通道”。造血干细胞运送还有一定要求，必须保存在0℃至4℃的冰桶环境中，不然很容易“失去活性”。

 

田君说着就跑上去与广西人握手，感谢，核对供患双方的信息———只有两串编码。出于隐私与伦理保护的国际惯例，骨髓捐献者与接收者不予相识。“双盲”，在田君看来是一种更纯粹的奉献，但她也说“捐骨髓的人真是挺伟大的!”

 

这确实有别于献血。一场骨髓采集需要四五个小时，此前捐献者还要打“升白针”，以提高体内的白细胞，不然采集过程会很困难。但由于白细胞被过度动员起来，它们会向关节释放，人会感觉关节酸痛。

 

也因为骨髓采集过程要4个多小时，即便清早开始，捐完赶下午的班机，接骨髓也通常都在半夜了。为此，医院得有一套人马待命，随时准备做骨髓移植手术。

 

晚上10点多，田君捧着骨髓箱回到了医院，实验室赶紧检测，移植医生再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确认回输量。输多了，会排异;输少了，种不活。

 

两个月的等待，终于配型成功。“我们干的是积福的活。”田君说。

 

取髓路上节省每一分钱

 

“这个孩子算是幸运的，等一年半载才配到的大有人在，还有的等不到配型。”田君说，大约有1/3的孩子配型失败。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儿童骨髓移植中心之一，近5年，每年要完成平均150例骨髓移植，其中约100例要去外地取配型成功的骨髓。“随着移植技术不断进步，白血病、肿瘤、部分免疫缺陷等通过药物无法治愈的疾病逐渐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上看到了希望。”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主任陈静教授说。

 

要做移植，就得有人去取骨髓，而家长是不允许与供者接触的。2005年，在陈静的倡议下，“阳光护髓队”组建，科室医务人员利用休息时间干起了这项工作。

 

“刚开始大家都没经验，遇到不少问题，比如黑车绕路。”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护士长周芬说，配型成功的骨髓来自天南海北，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交通，这对早期志愿者是很大的考验。

 

更何况，每次还都是一人行!“一来，抽调不出更多医护人员。更重要的是，取髓费用由患方承担，少一个人，等于费用也省一半。”周芬说，在“田妈”(大家对田君的昵称)的引领下，大伙每次出门都当有心人，慢慢总结出一套“取髓攻略”，后来者再去同一个地方就能少走弯路，少花钱。

 

为患者节省每一分钱，这是“阳光护髓队”多年形成的默契。

 

取髓路上好人也不少。一次，周芬去外地取骨髓，火车上的邻座女士听了护髓队的故事，当即表示要加入这趟护髓任务。火车到站后，这个当地人就让来接送的先生送周芬去取骨髓的医院，再把她一路送到机场。

 

“你们做的这件事很了不起!”周芬忘不了这对热心夫妻临别时对她说的话。

 

没骨髓，人也别回来了

 

当然，最令志愿者害怕的意外是飞机晚点。

 

血液科文员杨薇薇是护髓队里的老志愿者，有一次的任务是到香港机场内接来自台湾的骨髓，计划晚上6点赶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患儿的移植前准备正在按这个时间点有序进行。然而，就在香港机场，杨薇薇接到台湾的飞机因台风无法正常起飞的消息。

 

漫长的等待。终于晚上8点，杨薇薇等到了起飞的消息，她立刻通知医院做患者移植前准备。没想到的是，航班到了，她始终没看到送髓者，无数次拨打对方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我告诉自己要冷静。”杨薇薇与机场联系，终于找到对方改签的讯息。那晚，当看到送髓者拎着运送箱走出来时，杨薇薇激动地迎上去接过“救命骨髓”，“我就抱着它上飞机，紧紧抱着它，一刻都不松手，一路护送到上海。”

 

那天，回到上海的医院已是黎明，杨薇薇直奔实验室，交接完骨髓，如释重负的她因低血糖晕倒。“如果接不到骨髓，我就不想回来了。”她说。

 

“这个东西就是命。”周芬的印象里，遇到过供者突然悔捐的。

 

“我们不能指责供者的不是，但外人不知道，一旦小患者要接受移植，此前一周就要开始接受移植前准备———就是高剂量化疗，把免疫力打没了，好让外来的‘种子，长上去。这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回头路，如果没等到种子……”周芬感慨，每次护髓压力都很大，因为手上握着一条命，“你不回来，孩子命就没了。”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10年来凭借强烈的使命感，将500多名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安全地护送回上海。

 

“我们也想呼吁更多人加入我们，比如航空公司，如果他们能帮助接送骨髓，那么当地人只要送到机场，我们派人在上海机场取，这对小患者的家庭来说是最安全、经济，也最快速的方法。”周芬说，骨髓移植需求量很大，但科室里应对日常医疗的人手也是紧巴巴的，抽调一个人去外地取髓，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