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宁明花山崖壁下，仰望世界上最大的单幅岩画(局部)。(除注明外，均本报记者郑蔚摄)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作为我国2016年唯一的申遗项目，有望填补中国至今没有岩画类世界遗产的空白。”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专家办公室副主任蓝日勇告诉记者。

 

这对我国来说意义非凡。中国是岩画大国，除了上海、天津和海南三地，岩画几乎遍布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而且我国还是岩画最早的发现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　《韩非子》中就有关于岩画的记载，及至北魏郦道元所注的　《水经注》中就有更多关于岩画的描述。但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千处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尽管有30处岩画类遗产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却没有一项是中国岩画。

 

“岩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其珍贵和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岩画学会会长、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委员王建平说，“从文化传承来说，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岩画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化记忆，是中国智人的独特杰作，是史前文明的突出代表，是国人最能引发文化自信的文化始祖。”

 

世界岩画，按其绘制方式大致可分成两类:凿刻和涂绘。左江花山岩画全为涂绘类岩画，是中国岩画在美学上和创作技艺上的巅峰之作。目前，左江流域已发现的岩画点有89个、300组，图像总数约为5000多个，其中沿江分布的岩画点有65个。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38个岩画点自明江上游的珠山岩画始，沿江连续分布至左江中下游的万人洞山岩画止，途经宁明、龙州、江州、扶绥三县一区，河段长约105公里。

 

今年7月，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投票选出新的“世界遗产”项目。届时，花山岩画将正式敲响世界遗产的大门。

 

3月初的宁明，枝头的木棉花刚刚开始绽放，让人充满期待。

 

宁明花山岩画，位于县城西北方约25公里处。路不算远，但并不好走，一条高等级公路尚在紧张施工中，还要跨越明江。因渡口地处遗产区，为了保护遗产区原有的山水景观风貌，不能轻易造桥，所以只能坐乡间渡船过江。

 

明江流过耀达村，猛地拐了个弯，原来往西的江水折向西北，正对着花山奔流而去，于是花山巍峨崖壁上的赭红色岩画就有扑面而来之感。“当地的先民有意选择在面对江水的直立岩壁高处作画，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是其与神明和自然对话的特有方式，”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告诉记者。

 

岩画是如何绘制在崖壁上的

 

只有来到宁明花山脚下，方能真切感受到花山岩画为什么以“文化景观”的名义申遗。

 

花山岩画所在的崖壁相对高度270米，南北长350余米，岩画最高处距江90余米，最低处距山脚台地约10米，距江面约30米。“最小的岩画人像约0.2米，正身人像高度在0.3米－2.41米之间，但最大的人像高达3.58米，是前些年搭了脚手架我亲自爬上去量的。”朱秋平告诉记者，“岩画的位置如此之高，画像又如此之大，如果我们站在岩壁的下方，很难看到崖壁上方的画面。可见选择这样独特的位置作画，不是为了让观看者在崖壁下方观看，而是站在距离崖壁较远的地方，或是在江面的船上，或是在正对岩画的台地上观看。可见骆越人在选择岩画位置时，已经将山川地貌纳入，对整个景观关系、视觉效果、精神感受、乃至观看‘场域，、祭祀场面等因素都进行过综合考虑。”

 

更让记者意外的是，整个花山面对明江的崖壁呈负斜面，岩画是画在负斜面的崖壁上。记者紧贴崖壁，目测距崖顶的垂线有五六米之远。“崖壁呈负斜面，等于将岩画往悬崖里‘藏，了几米，下雨的话，雨水不会直接淋到岩画上，有利岩画的保存。”朱秋平说。骆越人的智慧不可低估!

 

此处，岩画距江面最高达90米，在别的岩画点甚至高达130米，骆越人究竟是如何绘制上去的呢?　专家推测有4种可能:自下而上的攀援法，直接搭架法，自上而下的悬吊法，江水高涨时浮船法，但又认为哪一种都难度太大。很多岩画之所在，石壁光滑且呈负斜面，难以攀援;搭架更不容易，前些年为了维修岩画，搭脚手架用了几百吨铁管;如自崖顶悬吊而下，岩画应在崖壁的上部，但几乎所有的岩画都在崖壁的中下部;江水高涨更无可能，如江水高涨百来米，周边田地尽淹，民不聊生，怎么可能再安心作画?

 

“蹲式人形”表达什么母题

 

站在明江花山岩画下，有目不暇接之感。岩画从东到西，宽约221米、高约40米，整个画面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共有人物、犬、器具等各种图像1951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幅岩画。

 

记者仔细辨别，发现多数图案为双腿下蹲、双臂上举的人形图案。朱秋平告诉记者，如此“蹲式人形”，在世界岩画中起源较早，分布广泛，而左江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中唯一一例以“蹲式人形”为基本母题的岩画。左江花山岩画的图案中82%为蹲式人形，包括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在画面中大量地重复使用，不仅强化了该符号图案厚重与强烈的力量，也为构建高度统一的图像表达系统奠定了基础。

 

“这些蹲式人形，究竟表达了什么?”“骆越人不是狩猎民族，而是稻作部落。这些蹲式人形，与‘蛙，的形态较为接近，而‘蛙，是稻作文化的重要图腾，壮族文化尊崇蛙类，将其视为‘守护神，。”朱秋平说，“仔细观察这些蹲式人形，又可以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两大类;正身人像又可分为三种，等级最低的没有任何饰物和佩刀的人像、等级较高的有Y字形头饰和环首刀或长剑的人像、等级最高的有隆重头饰的首领或祭师。这些正面和侧身人像透过精心构图和布局，形成一个宏大的祭祀活动的场面。”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研究馆员的陈远璋先生告诉记者，花山岩画中呈现的铜鼓、羊角钮钟、铃和刀剑器物等图像，证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成为显示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花山岩画中出现的铜鼓，不仅是部落首领社会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他们重要的祭祀礼器。在古代百越之地，铜鼓曾有滇系和桂系两大来源。滇系的铜鼓由云南濮人发明，流入广西，具体可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最初的铜鼓是素面的，后来有了蛙的形象和太阳芒纹。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即属于滇系，由此可见，2000多年前，我国滇桂之间已有经济往来和文化影响。岩画中的铜鼓形象，是对中国南方历史悠久、至今盛行不衰的铜鼓文化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记录。”

 

在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漫长的700年中，花山岩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什么年代久远的岩画一般位于崖壁的下部，而年代较近的壁画则位于崖壁的中部，骆越人为何“越画越高”?　诸多谜团，有待文物专家深入考证。

 

何种“颜料”经千年而不褪色

 

花山岩画距今已2000余年，但图案色彩依然鲜艳，这是花山岩画留给世人的又一谜团。

 

对花山岩画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宋代，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卷八中写道:“二广深谿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专家考证后认为，此处的“鬼影”和“墨画”，即左江花山岩画，因岩画所画的是祖先的形象，后人十分敬畏。

 

而明代张穆《异闻录》云:“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可见明人相信，对岩画不敬畏者，将立遭“报应”。

 

对花山岩画的敬畏，一直流传至今。正是这份敬畏，使得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砸烂无数文物之时，仍得以幸免，“那时，造反队不敢去岩画那里，所以岩画没有被破坏。”朱秋平告诉记者，“今天看来，这对申遗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得岩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破坏，文物价值得以保存!”

 

春秋两季，只要天晴，每天中午阳光就会直射崖壁。但历经2000余年，岩画依旧绚烂，竟然没有褪色。而岩壁下方用油漆画的“2008年水位”标志，已经模糊不清，令人击节感叹。

 

花山岩画色彩为何历久弥“鲜”?　陈远璋告诉记者，这些崖壁不仅对制作岩画的颜料有非常好的吸附作用，还会发生很强的氧化作用，从而让颜料保持如新。赭红色的岩画历经2000多年，即使用刀也无法将其刮下，颜料已经与崖壁融为一体，成为山体的一部分。专家们认为，颜料的主要成分是当地常见的赤铁矿，以植物汁液为粘合剂。但这究竟是哪几种植物的汁液?　它和赤铁矿又是怎么配伍的?　又是使用什么样的“笔”画在崖壁上的?诸如此类，正是文物专家们至今仍在研究的课题。

 

传承700年缘何忽然“消失”

 

站在花山崖壁前，意外地见识到了过去只在溶洞里见过的石钟乳。只见多个石钟乳从负斜面上悬垂而下，有的尚在滴水，说明它还在持续“生长”。朱秋平说，一个几十米长的石钟乳，大约要历经上万年的时间。

 

岩画是不可移动的文物，难以与日晒雨淋的自然环境相隔离，因此，保护岩画是世界性难题。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戴仕炳告诉记者，花山岩画面临着多种病害的侵害，既有天然生长的石钟乳，又有崖壁开裂、苔藓和粉尘覆盖等等。为保护这一文化瑰宝，当地请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德赛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等专家联手应对这一世界级难题。从2006年起至2015年5月，花山岩画的保护研究和三期保护工程终于全面完成。

 

但文物专家们仍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2世纪以后，曾经如此辉煌的花山岩画，就再也没有新作诞生?为什么骆越人在崖壁上一代又一代画了700年岩画，之后突然不画了?

 

自治区申遗办专家蓝日勇认为，花山岩画的绘制是一项综合性极高的集体性工程，需要经过多道程序:包括画作地点的选定、搭建接近崖壁可以作画的阶梯或台架、采掘大量优质的颜料矿石、取得大量用作粘结剂的植物汁液、制作今人仍未见识过的画笔、培养绘画技能不俗的专职画师等等……但为什么进入东汉以后，这一传统就不再继续?是因为骆越人原有的部落社会瓦解了，骆越人不再有集体祭祀活动?　还是外来势力的入侵，让骆越人遭受了重挫?

 

花山岩画如此绚烂，岩画之谜亦如此迷人。

 

文汇报记者　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