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

 

 

 

 

经过专业化的修复，宜昌华西矿业大荒头堆渣场的生态已逐步恢复。从上至下的景象分别为复绿前山坡堆满矿渣，复绿中客土覆盖垫厚，复绿后植被欣欣向荣。

 

 

樟村坪这座矿山重镇正向着绿色发展的目标前进。

 

(均资料照片)

 

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

 

宜昌，连接着长江的中游和上游，处于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古老的地质历史和独特的地形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磷矿。宜昌累计查明磷矿资源储量超过30亿吨，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

 

然而，采矿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环境问题却不容忽视，在不少矿山，青山退去，绿水渐浊，地面塌陷，山洪偶发……为切实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近年来，宜昌积极推进“矿山复绿”工程，投资超过2亿元，让180多个曾经矿渣遍地的矿山，成为生态恢复的典范。

 

“在位于三峡生态屏障区的宜昌开展矿山复绿，不仅可以保证三峡水库的水质，对长江中下游2亿多人的饮水安全而言，也非常重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研究员告诉记者。

 

近日，记者跟随宜昌市夷陵区国土局工作人员，前往有着“中国第二大磷矿开采基地”之名的樟村坪镇，探访“去白复绿”的重生之路。

 

开矿大军走后留千疮百孔

 

“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夷陵是三峡工程所在地，也是宜昌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辖行政区。宜昌的磷矿，八成在夷陵，而又集中于夷陵北部的樟村坪镇。

 

这个被当地人称为“高山明珠”的偏远乡镇，距市区100公里，开车要2小时。不过，这里和“远离城市繁华”、“回归乡村质朴”之类的词汇却关系不大。“别人家的女孩都想嫁到城里，夷陵的女孩子都想嫁到樟村坪。”夷陵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对记者说，“那里是夷陵最富的地方，一个村子千万分红并不鲜见，地上建的是别墅，地下埋的是‘白金，。”

 

“白金”，其实就是磷矿石。这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产量达600万吨，在夷陵区税收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磷矿加磷化工，与磷相关的产业对夷陵GDP的贡献超过三峡旅游。”夷陵区国土局地质环境站副站长孙海松告诉记者。

 

“开矿富了我们这一代。以前买肥料、种子都没得钱，现在住上了楼房，生活好百倍，跟开矿前有天壤之别。可矿总会越挖越少。等到资源枯竭的那天，我们给子孙们留下的除了破碎的环境之外，还有什么?”71岁的王绍会曾经是向阳坪村大队长，三十多年来，他望着远方越来越多白色土坑和白色矿渣堆起的“伤疤”，心中的担忧从未停止。

 

上世纪80年代，樟村坪镇掀起了淘磷热。“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不仅有樟村坪的，还有周边乡镇的村民，甚至不少单位都派人常住此地，那叫一个热闹。”王绍会说，向阳坪一个大队1374人，有四百多壮劳力在挖矿，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马余周就是其中的代表，那时，他还不到20岁。农闲时每天早上8时拎着种田使的铁锨，扛着“炸药包”登上羊角山，用最原始的方式，将山体一点点刨开、炸裂，将“新鲜出炉”的磷矿石搬运至旁边停靠的大卡车上。“最开始矿很浅，地面表层就能看到。我们也好采。旁边矿产加工公司专门安排卡车候着，车水马龙。我们帮他们打工，按斤计算工钱，一个月怎么也能多赚40元。”马余周说。

 

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大，磷矿石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最多时，马余周一个月靠挖矿就能赚1500多元。那时候，种田的兴趣都淡了。也就是在那时，无序开采转向集中开采，樟村坪镇成立了很多矿产公司，国家的、社会的、村集体的……各路的资本蜂拥而至，樟村坪因磷闻名，因磷而富。

 

一路上，山路两边遍是楼房、轿车，山区农村成功脱贫致富。王绍会说：“盖一套别墅不过20万元，政府补贴超过6万。现在樟村坪90%以上的人住上了洋房和别墅。现在除了山窝窝里，基本没有人住土房子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我们是富了些，但获利更多的却是那些大老板。我们用体力装矿，而他们倒卖矿石。之后，‘八国联军，拍拍屁股走了，资源没了，我们还帮他们承担环境和地质风险。这就好比自己的饭给别人吃了，说是倒贴还差不多。”

 

他指着远处青山中的一道“伤疤”，不无遗憾地说：“那以前跟山上都一样，全是茂密的森林。矿业公司开矿产生的矿渣运不出去，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运出去，就随便向山下倾倒，堆得越来越高。现在矿渣的高度已经超过10米，下面的植被早已死亡腐烂，一下雨就容易产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危险。”

 

为复绿买单关键还得靠制度

 

眼看着地质环境问题愈发严峻，夷陵区痛定思痛，准备拿下矿山复绿这场攻坚战。这并不容易。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矿山修复专家胡振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复绿一般包括四个阶段：首先进行检测诊断，找出各类隐患;接着根据问题展开修复规划设计，讲究“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渔则渔;规划做完就要采取工程措施，对复耕来说就是坡面重构、土壤重构、生物干预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最后则是植物措施，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进行种植，一般由草到灌木至森林，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最终达到“和周围景观一致”的状态，恢复生物多样性。

 

这种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做保障。谁来为复绿买单呢?

 

“根据矿山治理‘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企业应当成为复绿的主力军。有责任主体的矿区，由相关企业通过‘备用金，制度预缴。”孙海松说。

 

但这么多资金让企业自筹，积极性肯定不高。夷陵区国土局副局长慕金坤表示，为此，夷陵区先后编制了《夷陵区磷矿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规划》、《夷陵区矿山复绿行动实施方案》，用制度约束，让复绿也成为制度。

 

2006年，夷陵区在湖北省率先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区级备用金制度，企业不仅要缴纳省级备用金，还要缴纳区级备用金。“这实际上并不是多收，而是为了提前治理。”孙海松说，“省级备用金要在闭坑时才会退还，企业一般也等到闭坑前再进行环境修复;而区级备用金，促进企业边开采、边治理，完成年度目标后就可退还区级备用金。”除此之外，夷陵区还建立采矿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年检制度，将治理计划细化到每年，验收结果作为矿山企业开采计划、年检和返还或抵扣备用金的依据，奖惩结合，做得好的能获得更多开采计划。

 

“我一开始觉得，边治理、边开采，对企业来说压力很大。特别是初始成本，省级备用金加上区级备用金，太多了。”华西矿业郭经理告诉记者，“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用于开矿的大型机械车也可以用于复绿工程，跟闭坑前再重新调集机械车相比，有效地降低了复绿成本，也保护了环境。我们使用的是从村民手中租赁的临时用地，2年一租，边开采，边治理，和他们的关系舒缓。要是环境弄不好，他们天天堵矿区大门，损失就大了。”

 

华西矿业大荒头堆渣场脚下，清澈的宜昌饮用水源———黄柏河蜿蜒而过，自北向南流入长江。在这里，展现在记者面前的不是白色的矿渣“伤疤”，而是早春泛绿的马尼拉草，绵延半公里。这正是华西矿业花费2000多万元，经过9年的“边开采，边治理”所获得的成果。

 

与之前记者看到的沿路不少复绿现场相比，大荒头渣场的复绿是更为“认真”的。除了基本的平整、覆土和种植，在专业人员的规划下，还在复绿工程中加上10×10水泥方格固土、每隔20米修建排水沟、每隔10米建造喷灌设备等配套措施。“如果不做这些配套，土堆了却留不住，树种了却养不活。”郭经理说。

 

王绍会说，现在的复绿工程有一个现象，仍是富矿的，为了效益和获得政府奖励，复绿效果就好;只剩尾矿，企业无利可图，复绿效果就不佳，竣工没过多久部分绿色甚至已经“褪”去。“第一年看着漂亮，第二年只有少量存活，第三年基本死光。本来为了保护生态千里迢迢运来的土，最后却有水土流失的隐患。”他心情沉重地说，“复绿工程要有长期监管才行。”

 

找不到责任主体也要修复

 

目前，夷陵区矿山缴存的备用金已接近2亿元，为矿山企业落实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提供了资金保障。但是，此前存在大量的废弃矿山系滥采滥挖，属于“无主矿”，很难落实责任人，“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就面临了尴尬。

 

“没钱，什么都办不了。”孙海松说，夷陵区为了筹措复绿资金想到三种方案：争取村集体支持、引入社会资金、申请国家项目。

 

云霄垭村火田岭磷矿区是一座村集体矿山，上世纪80年代，村里成立村办企业，张渊成为矿长。2008年，随着资源的逐步枯竭，张渊准备闭坑前的复绿工作，他和村民们不仅治理了村办企业开挖的土地，还主动出钱修复了村子周边自由开挖的土地。

 

多出几百万修复不是自己破坏的土地，村民们是如何看的?“这也是为了村子的发展着想。首先是安全，谁也不想天天在滑坡泥石流的威胁中生活;而且环境修复好，好的土地连成片，才有流转经营的价值。土地租出去，子孙后代都能受惠于我们今天的努力;再说，由于我们复绿做得好，政府在其他领域的行政审批也给了村子不小的倾斜。”张渊表示，把道理跟村民说清楚后，没人怨他“乱花”本可用作“分红红包”的钱。

 

“村集体支持是因为有的村子多年采矿，村里有钱。村里没钱的话，我们想过引入社会资金。”孙海松说，“想参与的企业不少。但一些社会资金进来的动机不明，他们是真心想治理环境，还是以复绿为名，心里惦记着矿山下面的磷矿石伺机挖矿?　这个口子不能随便开，一开就堵不住。对于真心干复绿工程的企业而言，复绿工程投资大、周期长，热情又不够。希望各级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真心复绿的社会资金参与投入。”

 

对历史遗留或者“无主矿”的复绿，夷陵区专门组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公司，积极申报国家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项目，配套市、区级资金进行综合治理。羊角山矿区治理就是典型的范例。

 

在羊角山，曾经的采矿区已改造成高山蔬菜基地，每年8—10月，这里的高山反季节蔬菜就会销售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承包这块土地的是余良坤，2009年从部队退伍的他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得知海拔1000多米的羊角山顶新“长出”一块150余亩的耕地，就立刻前去咨询流转承包事宜。原来，这块土地属于夷陵区国土局申报的国家治理项目，连同山下的井湾一起，国家为总共500亩土地治理出资1360万元，项目结束后交还给村民耕种。余良坤立马流转了羊角山的地块，一年有30万斤蔬菜的收成。

 

复绿之后更需要绿色发展

 

“蔬菜基地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他们跟着我种田，一天有70元的收入，还包吃。我就希望把高山蔬菜基地发展下去，钱赚多了就把蔬菜基地发展为生态旅游基地，带动更多村民致富。”余良坤期待，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能给他进一步的支持。

 

目前，蔬菜基地最主要的问题是肥力不够，先期治理的项目土壤厚度不过30厘米，余良坤希望能加厚到80—100厘米。要达到他希望的厚度，还需要运来5万方土，按一方土27元计算，大概仍需135万元追加投资。“我现在种着辣椒、甜玉米，只能保本，之前试过种西红柿，血本无归。治理后光看复绿土地面积很大，但土太薄，除了先天的富磷特质，其他的肥料、水分都存不住。改造已刻不容缓。”他说。

 

可孙海松对谁来为改造买单有着不同的看法。“复绿或者说地质环境治理，解决的是安全和环境问题，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如果企业家有进一步的需要，想赚大钱肯定还要自己来投资，什么都让政府来掏钱肯定不行，对不对?”

 

由此可见，复绿是难题，复绿之后如何发展同样也是难题。

 

现阶段，与复林相比，复耕明显成为复绿重点。“将来不开矿了，矿山的老百姓还要生存，现在来看林地的变现能力不足，所以有条件复耕的，最好能复耕，老百姓或种或转，有个盼头。”孙海松说，“我们跟发达地区不同，为了生态全部种上树，人怎么办?　我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