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黄启哲

“我们的工作如同修图，一帧画面就是一幅图，电影每秒拍摄24帧，就是24幅图，一部片子平均有15万帧，相当于要修15万张图。”上海电影集团生产技术部主任朱觉这样介绍电影修复工作。即便是今天，人们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让老电影胶片上的影像重见天日，却也离不开修复师对着胶片和数字图像一帧帧地修补、查验。

修复团队里，既有“50后”老师傅操持着转盘，用胶带粘贴断片，也有“90后”年轻人在电脑前，用软件还原画面和声音。在这群电影美颜师的巧手之下，蒙上灰尘、发霉、脆裂的胶片，能在数字放映时代再度为观众讲述电影故事。

（洗片师查看洗片机洗出的胶片效果。文汇报记者陈龙/摄）

在黑屋子里一坐就是8小时

《舞台姐妹》4K修复版在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开幕影片亮相，清晰干净的画质让半世纪后的观众惊艳了一把，就连影片主演曹银娣在看过修复版后也十分满意：“电影里红是红，绿是绿，还原得非常真实，镜头里我的那几身行头，真是非常漂亮”。

修复这部电影的幕后团队正是上影集团上海电影技术厂。这里曾是上海电影主要的洗印之地，60多年间洗印了8亿多米的电影拷贝，长度几乎可以从地球到月球走一个来回。

随着电影的数字化进程，2013年厂里启动“上海电影影片资料抢救项目”，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部分经典的上海电影进行修复。

修复工作分为物理修护和数字修复两部分，即在胶片修补之后，将老电影转录为2K或4K高清数字版，抢救这些封存在库房里的记忆。不到3年时间，团队已经修复了超过90部经典电影。

物理修护主要是对老胶片进行接补、清洁，便于数字扫描。这样的工艺由厂里经验丰富的五六位老师傅完成。50岁的胡玉娥是其中之一，她带着老花镜，在工作台前如同操作缝纫机——脚踩一下踏板，右边的转盘转出一段胶片，查验上面是否有残缺断裂，左边的转盘随之收紧。如果有胶片缺口断裂，就要用胶带黏好。眼下她正查验的是1982年张瑞芳主演的　《泉水叮咚》。“这是相对安全的涤纶片基，保存完好修复工作不复杂。”说着她拿起另一卷拷贝：“这是硝酸片基，有酸臭味，材料燃点低，所以在修补过程中速度不能太快，否则摩擦过热容易着火。”忍着难闻气味缓慢地补片，一部片子的修补短则要两天，长则一星期。

“别看《泉水叮咚》的胶片似乎保存得不错，图像很清晰，实际在过去播放中有所损伤，转换成数字影像后画面有抖动。”一旁分管数字修复的主管胡勍勍介绍。他们的工作就是将胶片数字扫描后，对数字版进行后期修复、降噪，消除抖动和刮痕，进行数字调色。胡勍勍是1987年生人，在团队八成“90后”包围下，自称是“老人”。随着这群年轻人用鼠标在屏幕上飞快点按，图像上的斑点、划痕随之消失。为了保证对画面的准确把握，修复车间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透不得一点光线，在黑暗的房间里，他们通常一坐就是8小时。

既要掌握技术，还得有艺术感知

电影修复不只是一帧帧地精雕细琢，更需要对电影艺术的广泛涉猎和细致考证。数字化过程中有没有遗失原本电影中的影像细节，修复后是否出现有违剧情的画面，当年影片的影像色调如何把控?原汁原味地还原影片艺术风格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工艺规范。寻找影片创作素材包括当时的文本资料，找到参与拍摄的电影人回忆细节，这些都是确保影片艺术风格不走样的重要方法。

即将修复完成的汤晓丹执导的　《傲蕾·一兰》中，有一个场景是大白天，一位军官在帐中睡觉打呼噜，联系剧情来看，朱觉判断应是夜晚的场景。为求证这一细节，他联系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来影片完成台本进行比对，在对应的第六本中写着，“夜，丛林中，巴哈罗夫营地……帐篷内，巴哈罗夫已和衣入睡。巴哈罗夫睡意正浓翻了个身。”这证实了他的判断。原来，拍摄确实是在白天，影片是通过后期配光，将日景变成夜晚的效果，但原始的电影底片并没有调色的效果，以至于经修复后转成数字版自然呈现的还是白天。

即便查验、审片要处处小心，压力大责任重，朱觉还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他特意给记者放了一段正在修复的电影　《绑架卡拉扬》片段，指着剧中留着络腮胡子的单眼皮青年问：“猜得出他是谁吗?”他是黄佐临的外孙、黄蜀芹的儿子、导演郑大圣。昔日胶片里调皮的青年，成了银幕后的操刀人。时光流逝，情缘不减，个中的妙处，恰恰是老电影留给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