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刚迎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孩子出生后最让父母操心的时段，莫过于母亲结束产假重新上班，但孩子又不到入园年龄的那些日子。市政协常委王禄宁说，产假后的这几百天是非常难熬的。在她看来，上海的托幼难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境地，必须拿出对策。

包 括王禄宁在内，共有超过20位市政协委员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围绕“健全公共托幼服务体系”的大框架，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提出建议，总共提交了7份 提案，并最终被上海市政协纳入重点协商办理提案。昨天，市政协举行专题座谈会，让委员们与相关部门面对面交流，共商对策。

实际上，入托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它再次被激活。“全面二孩”想取得预期的政策效应，就必须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否则，育龄女性就会因为没人带孩子而不敢生，优化人口结构的战略意图就可能无法实现。

“要化解托幼难，有关部门是否可以打开一些‘脑洞’，如果局限于现有管理方式，恐怕什么也做不成。”市政协常委、市妇联挂职副主席黄绮的话，引发不少共鸣。

“打开脑洞”，实际上就是希望政府部门正视现实的民生需求，通过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全市0到3岁幼儿带来更多保育资源。

一 个来自政协委员的“脑洞”是：能不能在企业中恢复托儿所?　陈磊委员说，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实际上对此不会陌生，因为不少那个年代为人父母的职 工，都有过带着孩子上班、走出车间喂奶的经历。现在，企业职工、公司白领依然有这种需求，但问题是，这种托儿所(或者是幼儿看护点)，还能办得起来吗?

今年早些时候，互联网旅游服务企业携程曾在公司里开出“亲子园”，但很快就被教育部门以缺乏必要手续而叫停。“亲子园”是携程为解决员工子女入托问题而设立，日托服务月收费2000多元;消息刚公布时，20多个名额一度被上百人排队争抢。

在 陈磊、王菲等委员看来，这类主要以满足本单位员工为主的社会托幼机构，政府部门是否可以拿出新的监管方法，既保证孩子的安全、健康等核心利益，又不将其简 单视为普通幼儿园，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办班标准?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廖瑛委员，但她更看好“民间资本+社会化专业机构”的办班模式。特别是在一些集聚了大量公 司的写字楼里，只有这种模式才能覆盖更多人群。

周秀芬委员认为，上海土地成本太高，短期内要新开大量幼儿园并不现实。解燃眉之急最实际的做 法，就是降低幼儿园办园标准，从而在每个幼儿园至少“挤”出一个托班：“比如，幼儿园每班可以从30人增加到40人。”在她看来，目前上海幼儿园的硬件已 远超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降低标准的建议既务实，又有空间。实际上，只需要为每个班增加保育教师的人手，就可以照顾好新增加的幼儿。

除了增加社会的保育服务能力，裘索、王禄宁等委员还建议政府创造条件，让妈妈们能有条件地回归家庭，比如执行弹性工作制、允许母亲带着孩子上班或出差。但这些做法都需要政府在税收、保险等制度层面给予配合。

面 对委员们的建议，参与座谈的上海市教委秘书长王从春感觉自己就像“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他回应说，托幼服务不仅是教育问题，它涉及方方面面，的确有必要 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在市级层面组建一个联席会议，由多部门联合推进。在此基础上，的确可以开展一些探索，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不过，这些“脑洞”仍然需要法律保障。王从春说，目前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学前教育，法律上还是一片空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提是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托幼公共服务的标准和内容。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