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

《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来重新梳理和反思经济学理论。

从西方经济学来看，供给经济学主要关注生产率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供给侧政策是针对长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问题;需求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经济增长和需求侧政策短期有效性。而这本书所指供给经济学或需求经济学是指把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的经济理论。这本书的理论表述符合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法和术语上的基础和支撑。

从理论演变来看，供给侧和需求侧经济学研究路径目前出现合流趋势。一些经济学理论关注供给侧不同要素对总需求侧的影响和关系，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相配合和补充，超越市场供需分析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最终落脚点回归到影响供需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内涵。

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来看，经济理论研究主流经历了从关注供给侧制度改革为重点的供给侧理论研究，到关注需求侧政策为重点的需求侧理论研究的变化。在短缺经济时代，我们关注供给端的研究比较多。比如1978年到1984年，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庸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供给短缺的供给侧政策;到了90年代，小平南方谈话后，出现供给过剩，更多是需求侧调控政策。现在在新常态后，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中国供给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主要国家的供应学派及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做法。

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就提出国际环境对自身结构的影响。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相继出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加速、生产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凯恩斯主义难以指导这些国家走出困境。在此背景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些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的供给侧改革。美国、英国和日本相继开展改革，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资本与劳动、整体与结构的关系，系统推进供给侧改革。这些国家在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与美国、英国和日本供给侧改革相比，中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尽管存在一些相似性，但是背景不完全相同，我国面临的改革更艰巨、更复杂，尤其是在把握节奏、处理关系、防范风险等方面，我国更加需要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并重。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的改革，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改革，不能完全采用西方主要经济体供给侧改革的做法，而需要立足于我们解决新常态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来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第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新的核心理论观点，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理论保持高度一致，本质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在稳定和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通过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实现经济持续高效增长。因此，我国的供给结构性改革，不只是“三去一降一补”，也不是简单地解决老百姓到国外买东西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增长中的问题，解决原来以需求侧为主的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中国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通过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来系统推进。

内生变量就是指经典的四要素新增长理论所提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是所有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甚至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要解决的全要素生产力的问题。外生变量包括制度供给、结构供给和政策供给，中国和国外不完全一样。在制度供给方面，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面临政府改革等问题，而西方国家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在结构供给方面，我国由于价格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跟国外不一样。在政策供给方面，主要是针对现实问题，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进行解决，比如去产能和去杠杆等。

第五，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侧管理协同运用。

根据西方经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出现经济波动和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同时协同运用需求侧的管理。这点也是我们和西方上世纪80年代供给侧改革不同的地方。我国必须供需两侧发力，短期内通过有效需求侧管理，确保经济有效运行和就业环境的稳定;中长期实现总供需的结构均衡，增长经济发展的动力，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

(作者为《新供给经济学》著者、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