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的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而除我之外，参加高考的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竟无一人上大学”……

在当今中国，1000个人至少会产生1000个高考故事。

一

我的大学梦源于38年前的早春二月。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我所在的中学在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和师生的夸赞。他们还不到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1%，却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初中生，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那从未走进过的大学校园对我而言似乎也不再遥远了。

当时，有一句话叫“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用在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学习上还算贴切———寒暑假再不东跑西窜了，而是自己找一个空无一人的教室，一边手抄文革前的各种习题，一边查教科书上的答案，反复做练习。不用父母催促，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补课教师，更没有花冤枉钱，一个假期下来，一门不及格的课程就“补”上了。自己偷偷一盘算，照这样再努力两年，上大学还是很有希望的。

不料，新学期一到学校，我顿时傻了眼。班上涌进了一大批家境贫寒、拼命读书的农村孩子。记得全班年龄最小的那位同学，来校住读时连被褥都没有，是班主任老师动员同学们四处找报纸和稻草铺在他的床上，才使他艰难地度过了寒冬。但一考试，这个身材瘦小、木讷寡言的同学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成绩总是遥遥领先。就是这批农村同学，把我一下子从班上第二名挤到十名开外。更令我喘不过气来的是，他们决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　对当时急于“跳出农门”的一代人而言，高考确实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的激励和“裹挟”下，我不得不奋力追赶这支奔跑的队伍，期盼早日和他们一起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转眼就到了1979年高考报名的日子。与班上成绩拔尖同学　(就是今天的“学霸”)　固有的差距，加上因祖母去世随父母去料理后事耽搁了一些课程，使我对自己信心不足。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和同学们一起去搏一搏机会，提前参加高考。

二

从1974年起，我的父亲开始担任地区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中部省份的贫困地区，出生农家而又刻苦攻读的寒门子弟比比皆是。1977年前，父亲负责的招生工作完全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之类的政治任务。恢复高考后，高校招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敏感工作，父亲不仅经常通宵加班，而且每年高考录取期间都要被借调到省招生办公室“全封闭工作”一两个月。说实话，那时的高考实在单纯，不仅没有如今这么多花样的免试推荐和加分，而且全国统一试卷、全省统一录取分数线。

不过，当时也碰到过所谓“公平性”的问题。由于国家没有明文限制提前高考，后来居上的低年级同学似乎对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形成了威胁。我所在的中学就有大概80名非毕业班同学想报名参考，这引发了部分应届毕业班同学和家长的担忧，他们向省招办反映了此事。省招办迅即责成我父亲去了解情况，并给考生和家长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几天后，父亲找我谈话。从他严肃的表情，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他告诉我，提前高考的情况组织上已讨论过，形成了一个还算公平的解决方案，明天会到学校与师生见面。但无论如何，你必须放弃这次高考的机会。我问父亲：为什么？　父亲说，作为招办负责人来处理几万考生关心的问题，他的儿子就非避嫌不可。我无话可说，只是觉得委屈，一摔门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到我所在中学来宣布组织意见：凡提前高考的同学必须办理提前毕业手续，在校学生不能违背“机会均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读生只能参加一次高考。也许是这个方案确实公平，抑或是有人听说我放弃了高考机会，这次协商会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最后，全校仅21人决定提前毕业后参加高考，应届生和往届生也都表示满意。省里得知此事，迅速面向全省数十万考生推广我们地区的处理方案并将此原则沿用多年。

我却一直想不通，拒绝和父母谈话，一个人生着闷气。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对你是不公平的，但你父亲决心很大，大家对他的做法也很服气。你不要再惹他生气了，不能参加正规的高考，去考科大少年班怎么样？

我知道科大少年班是一个举国瞩目的英才计划，一年在全国就招收20多个人吧。头一年，我们地区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都没考上，我能有什么希望？　学校建议我去报考科大少年班明显是为了宽慰我失落的心情而已。

不料，父亲竟然同意了。他说，这的确是一场成功机会不大的考试，对你也不太公平，因为科大单独考试、改卷和录取，如果考不上少年班，你也不能像正常高考一样可以被其他大学录取，但你还不到15岁，今后的机会还很多。今年你去试一下，锻炼自己。明年起我退出招生工作吧，直到你能考上，行吗？　父亲的话打动了我，我知道他的工作是十年浩劫后一个知识分子难得的机会，放弃招办工作对他不也是一种不公平吗？

接下来的日子异常煎熬，我只能鼓足勇气，迈向了通往科大少年班的“独木桥”。在通过高淘汰率的初审、复试和面试后，我考上了科大第三期少年班。也许是这场考试太过严酷吧，我差一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当我接到录取通知后，我告诉母亲，先不要通知父亲。她知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无法谅解父亲。

三

几天后，还在省城招办参加全封闭招生的父亲托人叫我去一个招待所见他。见到父亲后，他告诉我今年的高校招生录取已全部结束，各大学都已离开招待所了，招办明天也要撤出。从母亲那里得知我考上科大少年班的消息，父亲非常高兴，他的同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都想见见我。父亲叮嘱我说，高考是一件“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不要太得意忘形，刺激别人。省招办主任孙伯伯的儿子今年已是第二次高考，这次又是只差几分，落榜了。

孙伯伯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上海人，文革前的研究生，但大家都说他做事公正，没有架子。听说他曾为我们地区一个身体条件略差　(可能是眼睛色弱)　的农村考生和几所大学都拍了桌子，最终使这个考生圆了大学梦。当年像这样有能力、敢担当的领导确实都能声名远扬。

见到孙伯伯，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祝贺你。你给你父亲争了光，也给我们招办的子弟带了个好头。我们在做“为人作嫁”的工作，其实并不想耽误自己的孩子，但有时不好兼顾啊。你父亲跟我谈过你想提前高考的事，本来我们是同意的，但他还是要避嫌，因为我们省的升学压力太大，你父亲所在的地区压力更大，他不得不这样做，你能理解他吗？

四

37年过去了，我的父亲早已退休，但那年高考前后的点点滴滴令我们父子俩至今难以忘怀。孙伯伯任省招生办公室主任和省教委主任十多年，儿子却一直未能上成大学。是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的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而除我之外，参加高考的省地市招办主任的孩子竟无一人上大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高考纪律也没有到三令五申的地步，但违法乱纪和徇私舞弊之事并不多。我自己后来当上了大学教授，也多次参与过学校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工作。与当年相比，如今招生的多元化、个性化、信息化程度更高，领导越来越重视，程序越来越规范，公示越来越详细，但为什么民众越来越紧张，质疑也越来越多呢？

说实话，我极不愿意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高等教育改革会议，尤其是涉及所谓教育公平性的讨论。大量的会议几乎耗尽了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时间、智慧和耐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教育如此，高考亦然。但是，倘若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子女总能规避不公平并且又总是让普通人承受不公平的话，我们的制度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信？　甭管多么重要的会议和多么贴心的沟通，究竟还有多少侃侃而谈的领导和专家们能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孩子真实的教育故事呢?　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无休止的会议一定会少掉许多。即使非开会不可，讨论的时间也将大大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