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纪录片总导演闫东拥有近30年的纪录片创作经验，曾执导过《东方主战场》《百年小平》《孔子》等多部纪录片。对他来说，长征，这场用信仰支撑的人类奇迹，具有跨越时代与国界的感人力量，无疑是中国纪录片题材库中最具国际性与纪录特点的选题。然而在今年年初接到《长征》拍摄任务时，创作人员在期待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难题：如何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将长征讲出新意？如何在影视图片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拍得真切感人？如何在80年后历史当事人多已远去的情况下，仍能让观众触摸到有质感的历史？这是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于是，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上百人组成“五路大军”，花了两个月时间重走长征路，用航拍等最新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长征途中先辈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并且对近50位百岁老红军进行了“抢救式”的一手访问。在这些亲历者带有个人温度的口述中，长征精神显得充实而丰满。

淡泊语气追忆苦难，老红军们有一种高尚超然的革命生死观

记录长征行军过程的纪实图像资料很少。纪录片　《长征》　中穿插着约100位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影像资料。其中，49位老红军是摄制组本次专门采访拍摄的，这就便于多角度、更贴近地还原这段历史。

这些当年的红军战士长征时年龄很小，他们的口述，形成了长征决策者之外的另一重历史补述，而这些充满个人温度的柔性叙事本身，也让长征变得具体而生动。现年92岁的长征老人万曼琳曾是康克清的勤务兵，她说了自己当年对会师又喜又怕的“烦恼”。原来长征期间，万曼琳还是一个小娃娃，每逢会师，大伙儿一高兴就会把她抛向天空庆祝，有时一不留神没接住，万曼琳就会摔得屁股疼。虽说是烦恼，但回忆起这个细节时老人家的脸上却露出了孩童般天真俏皮的表情，战士们对团聚与胜利的渴望以及那份质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实也感染着这个长征途中的小娃娃。

拉着老红军的手，坐一坐，聊一聊，让摄制组切实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伟大。过草地、爬雪山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都是这些老人亲历的往事，谈起那些苦难，他们的语气却是淡泊的，表现出一种高尚超然的革命生死观。现年104岁的王定国老人，平日里已很少出门，但当年的长征经历于她却依旧记忆犹新，老人对着镜头话语朴素却充满力量：“我在毛泽东那个部队，翻越五座雪山，三过草地。脚趾头一摸就掉了。”王定国老人得知要接受采访时很高兴，特意一身红衣出镜，听说《长征》拍摄组要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长征路时，还在一位导演递上的题名册上写下了“长征万岁”，而这四个大字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成为对导演组最大的鞭策与鼓舞。

对节目组而言，采访老兵也是对历史资料的一次抢救。这些长征亲历者中最小的也已接近百岁，让剧组感到遗憾的是，就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已有3位接受采访的百岁老红军相继去世。

用历史的真实来还原历史、影响世界

在《长征》纪录片的整个策划、拍摄与后期制作过程中，直接参与文稿撰写或间接受剧组咨询的专家学者有不下30位，然而在全部8集纪录片的镜头中，却没有出现一位专家学者的身影。《长征》　用百余位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剧组重走长征路沿途拍摄的红色地标、各类长征专著与影像艺术资料，多维度地还原了长征的风貌。

用历史的真实来还原历史，所有道理与观点都通过真实的史料以及精心的结构布局展现出来。在讲述遵义会议的一集中，纪录片用大量的篇幅铺陈这个重大转折点，从先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扎西会议，说明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必然性。

《长征》第一集用50分钟的篇幅宏观地展现了长征之于中国历史的坐标意义以及形成的巨大国际影响力。长征是理想和信念的播种机，它播撒的革命种子，在80年间成长出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之才，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长征文化。关于长征的书籍超过数千种，各类影视作品数百部集。而这个伟大的人类奇迹同样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国际化传播潮流——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闫东说：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拥有最好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环境，但每个人还是要经历生活与心灵的“长征”，长征精神如今不一定体现在极端环境下的英雄状态之中，而是让每个人都有那一股子热血与劲头，心存理想和信念，积极地看待生活中的苦难，认真对待父辈祖辈们的历史，踏实努力应对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