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极点的“阿蒙森—斯科特站”前，地大登山队展示国旗、校旗。

 

地大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

 

在北极点，队员们合力展示国旗、校旗、队旗。

 

地大登山队员正攀登文森峰。

 

陈刚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和测量活动。

 

文汇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驻鄂记者　钱忠军　通讯员　陈华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克服天气恶劣与严寒等诸多困难，以巨大的勇气和挑战精神，在去年底前成功徒步抵达南极点。而在这之前的几天，登山队还成功登顶南极洲最高峰———海拔4897米的文森峰。

 

日前，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7+2”登山科考活动总结汇报大会上，登山队员们用一串串数字向全校师生讲述本次南极挑战的一次次生死考验：2次遭遇雪崩、2次迷路、3次遭遇暴风雪、4次遭遇—35℃及以下低温、5次险遇冰裂缝、6次出现冻伤、8次突遇大风……

 

自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北极点、南极点(以下称“7+2”)　徒步穿越的壮举，成为世界上首支由在校师生组队实现这一壮举的大学登山队，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

 

该校的这项登山科考活动，先后参与人数34人，历时1756天，行程12万多公里，其中徒步距离720余公里。

 

“身临其境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想起来是后怕的。一个不小心，命就没了。”登山队队长、体育部主任董范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董范看来，登山过程中，“细节决定成败”:“在登山前，我们会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危险都考虑到。考虑问题不全面，某个细节出现纰漏就会导致重大事故发生。在登山过程中，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说不行就不行，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呼的热气在脖子后面都结冰”

 

“因为极度寒冷，途中大家的交流不多。摘下手套，几秒钟后手就冰凉、麻木。到了扎营点，搭完帐篷，挖好厕所，就等着董老师招呼我们过去喝酒。一天当中只有此刻最为美好———大家围坐在董老师的帐篷里，喝着不结冰的白酒，吃着亲人为我们炸的花生米，聊着我们的故事。队员们一致认为，加了冰的白酒———完美。”

 

这是地大登山队队员何鹏飞在这次南极挑战中的一篇日记。

 

2016年12月2日，队长董范教授、副队长牛小洪副教授、科考队长陈刚教授、队员德庆欧珠、次仁旦达、何鹏飞等六位师生带着挑战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和南极点的任务离开武汉。从武汉出发，到北京转机经法国，到达圣地亚哥，再从圣地亚哥到了联合冰川营地，不停地转机和飞行让人非常疲惫。

 

联合冰川相当于登山和徒步的集散地，在联合冰川调整了两天以后，除了陈刚教授外的五位队员就开始准备登文森峰。地大登山队此次的计划是先登山再徒步南极点。

 

与一望无际的北极不同，文森峰处于高原，四面环山。登山队员们回忆起文森峰时都称文森峰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山峰:所有的垃圾都不能乱丢。小便只能倒在插有黄色旗的洞里，大便必须置于准备好的袋子里，并且要带回大本营，之后用飞机运出去。

 

12月13日15时30分，赶在不可预测的坏天气之前，德庆欧珠、次仁旦达、何鹏飞成功登顶文森峰，整个过程耗时6小时25分。“强风中我们不敢在峰顶耽搁，艰难地拉起国旗、校旗、队旗以及武汉精神的旗帜，拍完照片后迅速下撤。路上风越来越强，找了个稍稍背风的位置，刚想坐下来休息，背包就被吹到50米开外去了。雾也越来越大，为了防止迷路，只能一路不停直奔营地。返回C2营地时，我们的手指、脸都出现了冻伤。”何鹏飞说。

 

成功登顶文森峰后，登山队员回到联合冰川营地休息调整了四天。12月19日，地大登山队六位师生开始徒步南极点。

 

在徒步的过程中，登山队员身体里面在出汗，外面又很冷，不能脱衣服，整个过程一直很难受。此外，徒步时迎着太阳的面是很暖和的，而背面是寒冷的，登山队员称之为“阴阳面”。

 

寒冷和大风就像“死神”一样，伴随着登山队员们。当时寒冷到什么程度呢?董范说起了“大胡子”牛小洪老师:“牛老师是大胡子，整个胡子都是冰雪，呼的热气在脖子后面都结冰了。”

 

谈到这段经历时，牛小洪补充说道:“没登过山的不清楚，下雪不怕，天气冷不怕，就怕起风。我们遇到的风速是每秒20米，这个风速非常大。阴天一起风天气就非常冷，原来登山留着胡子是防晒的，这次面罩和胡子冻在一起，走一段路要换一个面罩，冻在一起弄不起来，要把冰弄碎才能取下来，回来就把胡子剃了。”

 

牛小洪是体育学部的老师，也是“7+2”挑战的后勤大总管，团队里琐事基本都是他在管。回忆起南极徒步，牛小洪说:“我们拖着雪橇，雪橇拖着食品物资等各种装备，负重也比较大，穿着大靴子，脚基本上都打起了水泡，走起路来也很难受。加上南极是非常干燥的，要不停地喝水，冒着寒冷干燥的大风，一路咳嗽。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非常痛苦，好在大家都有一个信念，最后一站，目标就是南极点。”

 

举目四顾白茫茫的雪原，没标志、没参照物，只有几个人在走路。像何鹏飞日记里写的一样，大家连说话都很难受:呼出来的气不能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咽喉都很干燥。出完汗以后，带着的面罩全部雾化了，也要不停地换眼镜换面罩。

 

12月24日19时16分，地大登山队终于抵达南极点，每个人的脸部、衣领都是冰，胡子浓密的牛小洪老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圣诞老爷爷。

 

“背过身走了五分钟，我哭了”

 

地大登山队员的脚步，让中国地质大学的校旗遍插“地球九极”———2012年5月19日，亚洲珠穆朗玛峰;2013年7月18日，欧洲厄尔布鲁士峰;2014年2月9日，非洲乞力马扎罗峰;2014年9月　22日，大洋洲科修斯科峰;2015年1月　19日，南美洲阿空加瓜峰;2015年6月　10日，北美洲麦金利峰;2016年4月24日，北极点;2016年12月14日，南极洲文森峰;2016年12月24日，南极点。

 

其实，“7+2”挑战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这还要从2012年的珠峰挑战说起:2012年5月19日8时16分，对于中国地质大学的万名师生而言，是一个充满紧张和兴奋的时间点:学校登山队董范教授，学生陈晨、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四人，经受了缺氧、干燥、暴晒、寒冷、失眠、枯燥等考验，成功登上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我国第一支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大学登山队。

 

“珠峰是‘7+2’挑战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是为了向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六十周年献礼，学校体育部成立了一支由24人组成的地大登山队挑战珠峰。也正是因为珠峰挑战成功了，我们才萌发出挑战‘7+2’的想法。”董范说。

 

出发前，登山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包括长距离跑、负重徒步、练力量等。一般一次训练的时间是两个小时。董范介绍，在登珠峰前训练了一年多，因为是第一站且困难最大，所以进行的都是不间断的高强度训练。

 

在九次挑战中，只有两次是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次是澳大利亚的科修斯科峰，还有一次是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峰，其他几次全部遇到暴风雪。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

 

参加过麦金利峰的登山队员都称其为“噩梦”一般的经历:2015年5月27日，董范、牛小洪，带着学生李伦、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宋红、何鹏飞从武汉出发。5月31日离开攀登基地塔肯那小镇，乘直升机进抵海拔2200米的麦峰大本营;之后的整个登山过程，采用兵站式负重结组攀登方式，没有后援，自负给养;当地时间6月9日，经过4小时6分钟的拼搏，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宋红成功冲顶。

 

麦金利峰攀登相比较于其他各大洲的山峰来说比较有特点，它不允许请协助，东西都需要自己带，花钱请人帮你把东西背上去是不允许的。另外还有个规定:带上山的东西，包括垃圾，必须自己背下来。

 

牛小洪向记者介绍，登山时携带了15天的食品，结果遇上大雪，在3号营地困了5天，到了4号营地又困了2天。到他们冲顶的时候，食品已经快吃完了，加上当时天气周期又不是太好，所有的外国队都在营地等着，食品就很紧俏。一般情况下，登顶成功返回的人有多余的食品会送给其他队。那个时候，因为天气不好就没有人来送这些东西，食品非常紧张。

 

麦金利峰的挑战对何鹏飞触动最大，因为那一次他放弃了登顶的机会。“在麦金利把最难的路走了，天却开始起雾了，我当时已经有些体力不支。如果继续走，万一起大雾，四个人都回不来。考虑到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走，我的速度会影响他们，我只能选择下山。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背过他们走了五分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为了集体，不能完全考虑自己”。何鹏飞对记者说。

 

何鹏飞放弃了冲顶，德庆欧珠、次仁旦达、宋红继续向终点行进。德庆欧珠来自西藏，是九次挑战都参与的地大学生。

 

德庆欧珠说，在麦金利峰他遇到了登山这么多年最大的风:“我们三个人到了山顶后，天气突然变得特别差，到了山脊口，风大到人根本下不来，站都站不稳，一站起来人就被吹走了。我们在山脊上面趴了半个小时，乘着风小一点退回到5号营地，把帐篷驻扎起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食物了，我们就烧了点水喝，等到第二天天气好一点，我们才安全回到4号营地。”

 

在4号营地，三个人遇到几个外国登山队。由于那天天气恶劣，除了地大登山队，其他外国登山队都没有登顶，外国登山队对他们说:“你们是一群疯子！”

 

“登山就是疯狂。”次仁旦达回应他们说。

 

次仁旦达也是一个西藏小伙，2008年从在西藏登山学校毕业后，他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读书。和德庆欧珠一样，他也是完成九次挑战的学生。对他而言，完成“7+2”挑战就像一个梦。“以前我在西藏登山学校读书，各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点只能在书本上了解，每天都坐在教室里背它们的高度和坐标。29岁能完成这个目标，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次仁旦达在每次的登山中主要负责登山全程的摄影。2012年攀登完珠峰后，次仁旦达制作了一个微电影　《巅峰印象》，将地大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全过程记录了下来。这部微电影获得了2013年由人民网和文汇网举办的“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最佳纪录片奖和评委会大奖。

 

在《巅峰印象》的最后，董范总指挥在顶峰呼叫了大本营，自豪激动的声音回荡在连绵不绝的雪山中:“我们在世界之巅，向全校师生校友报告:甲子华诞，世纪腾飞;向祖国报告:地质找矿，再创辉煌！”

 

“7+2”登山挑战开展以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4人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2人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20余人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用中国导航设备，成功了”

 

登山运动在中国地质大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地质工作与登山运动血脉相连。作为一所以地球科学为特色支撑的大学，在野外进行地质勘探、考察与教学研究，与山川河流要经常“交手”，尤其是攀登高山，更是师生的“必修课”。

 

一部辉煌的中国登山史，从开篇到现在，都有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和校友的足迹。上世纪50年代，该校就将登山和科考作为培养合格地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登山运动列为地质专业的必修课，1958年组建了全国高校首支登山队，1960年设立高山地质专业。在六十多年的办学历史上，一代代师生先后征服过数十座高山与险峰，积累了丰富的登山运动经验，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登山健将与登山运动管理人才，被誉为登山界的“黄埔军校”。

 

历时4年零7个月，地大登山队成为全球首支完成“7+2”挑战的大学生团队，这一用时也创下此项挑战新的世界纪录。在登山探险的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科学考察工作，填补数项国内极地科考空白。

 

地大测绘专业博士生导师陈刚教授，在“7+2”登山科考活动中，获取全球三大卫星导航系统20天的静态数据观测和32天的动态数据采集，采集了各地雪样共50瓶，各类水样共30升，岩石标本40公斤，为地质工作、环境工程和测绘科学技术等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科研数据。几年间，团队成功申报两项与地学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一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获批国家发明专利两项，发表重要期刊论文十篇。

 

2012年，陈刚参加完珠峰挑战后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做了访问学者。2015年1月10日，出发至第五站阿空加瓜峰时，陈刚又加入到地大登山队伍里。

 

他对记者说:“登山和科学考察工作一路相随一直是地大的特色。”

 

关于登山和科学考察的关系，陈刚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科学考察是为了科学登山，南极没有参照物，迷失方向很容易。探险活动需要安全科学先进的设备做导航，我们这次使用的上海华测导航设备比较先进，在这次南极考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定位、坐标、方位监测行进速度、方向，并及时向大本营报告。还要告诉探险公司扎营位置，一旦出现危险，第二天可以及时搜索;第二，登山队为我服务，这些登山队员会帮助我搬运一些装备，协助我测量一些数据。珠峰是板块运动的窗口，在周边进行一些数据测量，为环境工程、水文地质等专业提供原始数据。而南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窗口，和气象局合作将所检测到的数据用于气象研究。”

 

一个系统的推广要经过环境的考验，比如在极端环境下到底能不能收到信号。这次南极考察，陈刚没有用国外最先进的导航设备，而是带着中国的国产导航设备华测z－survey定位仪。

 

“出国的时候，我带着中国的导航设备，自己心里也是半信半疑的，很怕设备在途中出问题。但是如果不用国产设备，中国的导航设备技术就无法进步。我赌了一把，庆幸的是成功了！”陈刚说。

 

在野外科考，对于陈刚来说，最兴奋的是测试到的一个个新数据。在这次南极科考中，陈刚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这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南极点，美国的科学家有自己的设备，规定不能随意检测。通过沟通，给了我们几个小时。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这至少有了第一手数据。平时一般是十几秒录一个数据，但是在南极，我们做到了一秒录一个数据。”

 

地大的“7+2”项目已经完美收官，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参加“7+2”挑战的大多是地大普通的学生，并不全是体育专业的学生。包括管理学院、公管学院、艺术传播学院、地学院、环境学院、机电学院、还有地空(地球物理与空间探测)学院，他们都是学校传统登山运动的传承者，为了同一个目标一直在前赴后继地努力着。

 

在总领队董范看来，登山是一项高危项目，面临着很多困难、危险甚至是生死攸关。登顶成功只成功了一半，安全回来了才算真正的成功，很多人登了顶最后都死在半路上。多数是下撤的过程死亡，人一看到目标就在眼前了，精神的力量就有了。登顶以后人一放松，体力耗尽就下不来，这个时候别人也帮不了他。他向记者坦言每次挑战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登珠峰时，边防部队详细地检查我们每个人的相关信息，我说我们已经在前面登记过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你进去了24个人出来不一定是24个人了。当时我在心里嘀咕，我都还没登呢，你就在‘乌鸦嘴’。后来想了想，他其实是在给我敲警钟，所以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就特别注意安全。”

 

“安全”的警钟，其实一直在董范的耳边敲响着:“在出发的时候，校长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登顶;登顶后，校长说你要安全地把学生带回大本营;到了大本营，校长说你要把学生安全带回拉萨;到了拉萨，校长说你要把学生安全带回校门口才算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参加过“7+2”挑战的学生毕业去向，董范说:“一般来说，找的工作都还不错，招人单位一看这个学生登过珠峰的，或是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他都觉得，这个学生在身体素质、精神状态、综合能力方面都会是非常强的。登山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七大洲最高峰的挑战结束了，董范也有了下一个“高峰”目标:“从工作角度来说，‘7+2’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传承发扬了我们学校的登山事业。现在国家对全民健身，特别是大学生体质健康提高越来越重视。之后，我想将这些活动的影响力真正落地，比如通过进行一些培训教育，将一些体育理念推广给大众，让更多人受益，真正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