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不管医生是否愿意接受，人工智能(AI)　已经强势闯入医疗界，比如，IBM“沃森”(认知计算平台)在某些疾病诊断领域的运用已显现出极大的优势。

面对滚滚而来的人工智能，有人开玩笑说：医生难道要失业了？这些所谓的“机器医生”正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医疗领域？　它们是医生的帮手还是对手？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真实医疗？近日，一场由翼多信息咨询与约翰威立出版社联合发起的“医疗与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给医院管理专家、公立医院教授、医疗投资人等提供了讨论的平台。

“叫板”医生的人工智能

一家三甲医院的某间实验室里，从手术室取下的病人身体组织正等待病理医生制成蜡片，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有没有、是什么肿瘤细胞，这关系着病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这是病理科的日常。但目前让医疗界着急的现状是：病理医生告急，人手急缺导致医生处于高负荷工作。这状态并不理想，一旦出错，性命攸关。

好在，新技术来了!人工智能可以在一些领域直接代替医生解决许多问题。

“机器自我学习结合大数据处理技术，让人工智能在病理诊断、放射影像诊断等方面拥有了可以‘叫板’医生的能力。”这场论坛伊始，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陆舜教授抛出了“人工智能代替医生”这个热话题。

有人用“横扫”来形容人工智能对医学界的进军。近日，谷歌的科学家开发出一款用来诊断乳腺癌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把乳腺癌的切片图像分割成数十万个像素小区域，每个区域可能含有数个肿瘤细胞。随后，他们提供了许多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病理切片，供人工智能学习并掌握区分肿瘤组织与健康组织的像素级技巧。科学家请来病理学家与人工智能比赛“读片”的结果是：病理学家的诊断准确率为73.3%，人工智能为88.5%，完胜。

在此前不久，《自然》　杂志封面报道了一款能诊断皮肤癌的人工智能。依据类似的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程序与皮肤科医生进行皮肤癌识别结果对比，两者的表现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

替代“已知”，但没进化到替代“未知”

这不仅仅是几篇“写在纸上”的学术报告。

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肿瘤学家已利用“沃森”进行辅助性诊断，人们亲切地唤它“沃森”医生。它的知识涉猎范围很广，包括300多份医学期刊、200余种教科书，以及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定期更新发布的临床指南等。

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规培”四年后，“沃森”去年8月来到中国，进入中山大学附属肿瘤防治中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等21家医院，提供肿瘤辅助解决方案。

所以，未来给我们看病的，可能是一个机器人？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教授笑言：未来，我们的医生大概可以站在一边指挥这个机器伙计干活了。”

热烈的讨论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推到人们面前，人工智能是医生的对手，还是帮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平红教授说，至少手术室的主人还是医生，“我们做的各类复杂的肿瘤摘除术，机器干不了。”

目前约有1万种人类已知疾病，医生只能忆起其中的部分，有人对此提出，人工智能至少可以帮助医生避免漏诊。但也有人谨慎指出，这不代表病理医生等将被人工智能最先替代。因为人工智能不适用未经训练的项目。

“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说是‘替代已知’，学习了海量医生们的经验，还没有自我进化到‘替代未知’。”上海中山医疗科技发展公司阴忆青博士说。

创新太快，规范得同步

有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在医疗界的从属地位，并不限制它给医疗带来更大的变革。

“它可能改变如今中国医生过分个性化的医疗决定，让医疗行为更为规范、统一，从而解决地区医疗差异、不平衡问题，有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进”……在业内看来，很多医疗的“老大难”问题，可能因为创新技术的到来与成熟，突然迎刃而解了。高解春表示，人工智能等智慧医疗新成就将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他同时强调，如今创新说的多，规范还不够，得注意把握创新与法律规范的问题。

规范、监管通常落后于创新。而今，这二者的时间差需要缩小。陆舜认为，“创新与规范有可能是同步的，我们在一些创新进行时阶段，就可以或应该预见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等新问题。”

也有人提议，基于中国的海量病例群体，应该把我国自主的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提上议程，最终造福中国的患者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