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倪建明在现场展示木版画水印工艺。本报记者樊丽萍摄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本周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两天，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有一场特别的版画作品展。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的古籍藏书票、木版画……很难想象，这些都不是出自美术学院学生之手，而是从“零起点”学起、来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专业硕士的作品。

在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上，复旦大学独辟蹊径。两年多前，有感于国内古籍保护高层次人才的匮乏，复旦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这个新兴的研究院，师资构成让人耳目一新：除了来自历史、文博等文科专业的学者，还有一大批来自物理、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领域的专家以及多名长期从事古籍修复、在耄耋之年受聘到大学“带徒弟”的老先生。

多学科交叉，运用高科技手段修复古籍，最近，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传出了好消息。在一批科学家的努力下，已经失传良久的传统开化纸的制作工艺，迎来了“复活”的可能。

开化纸制作工艺恢复，取得重要进展

“古籍修复是个比较冷门的行当，大科学家一般都在科学领域的前沿，不愿意钻进老古董堆里。而年轻的科学家若是来了，从功名的角度来看，今后要成为大师、大家的可能性不大。”出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两年多，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到古籍保护，很是感慨。他认为，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古籍保护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高科技的运用，古籍修复保护的手段和理念都比较保守、落后。

按照研究院的学科建设规划，一大核心课题就是恢复传统的开化纸的制作工艺。目前，复旦这一研究团队的牵头人正是杨玉良。他介绍说，在中国的传统手工纸中，开化纸地位十分尊贵，纸张细腻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过去宫廷的诸多文书和刻本，如清代的　《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书》　等典籍都由开化纸制作。“用中国传统手工制成的纸张，可以保存四千多年。但1900年后，西方造纸术引进来了，虽然造纸效率高，但纸张保存的寿命却很短。”更让人遗憾的是，在西方造纸术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造纸技艺迅速衰退，开化纸的制作工艺也因为各种原因失传了。

中华古籍的修复，必须要用中国的纸张。2015年起，复旦的这支研究团队相继与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启动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

杨玉良透露，经过多学科合作攻关，目前在开化纸的纸张制作原料、影响纸张寿命的原因等关键环节上，团队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进展。“我们通过检测发现了制作开化纸的一种原料，是一种叫荛花的植物。现在我们一些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专家正在设法培植这种植物，为今后造开化纸准备原料。”

高层次古籍保护人才要有一双巧手

在师资方面，除了吸引一批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参与，复旦也在人事聘任上“开绿灯”，聘请了一批具有丰富古籍保护从业经历的专家前来执教。

今年74岁的赵嘉福，从17岁开始就在古籍行业学习技艺，精通篆刻，此外他还擅长书画与碑帖的装裱修复。到复旦当教授、带学生一年多来，赵嘉福觉得这份经历已经开始改变他对于古籍保护的一些看法。“传统的古籍修复，都是师徒制。但在大学里，我时常觉得自己和学生相处，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就在昨天，研究院迎来了一家企业捐赠的“礼物”：一台3D打印机。在了解这台3D打印机的功能后，赵嘉福一下子萌发出了“带徒弟”的新点子。原来，他一直想教学生做拓片，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具。“有了3D打印，我就可以原样打印出一些重要的碑刻、拓片，这就是最好的教具啊。”

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从2015年招收专业硕士开始，保护与修复专业的学生目前共有25位左右。

专注于古籍修复的童芷珍，也是研究院的特聘专家。从1973年开始，她就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曾修复过《左传》、宋刻《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重要的典籍。

谈及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童芷珍认为，比起讲授具体的修复技艺，向年轻学子传达正确的古籍修复理念更为重要。她举例说，过去的一些古书修复，工匠们的工作重点是把古籍中的文字保存下来。有的书年头久了，纸张不平了，修的时候就一刀下去，把纸先裁平。而从现在的观念来看，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古籍的原始信息都保存下来，不要破坏原样。

任教复旦后，童芷珍开设了古籍修复的基础课程。在她看来，古籍保护与修复，这个古老的学科要注入活力，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层面的建设。高层次的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有一双巧手，既会修复古籍，也会写高质量的论文；不仅要传承技艺，还要有能力开创全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