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1978年4月，77级南京大学化学系全班同学入学后首次春游合影。

 

【口述人】　孙大麟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1977年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考生怀揣着理想与希望，从农村、工厂、部队……奔向了高考的考场，无数中国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最终，27万多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录取率不到5%。

 

这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很多人说，这也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在恢复高考40年之际，我们开始回访1977年高考的当事人，听他们诉说“高考1977”，感受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的一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从马路交警到医学院新生

 

■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　执笔

 

一晃40年，回想那次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考试，感觉还在眼前。我经历　了“两次高考”———1977年，我22岁，和很多人一样，根本没什么复习时间，云里雾里地走进了考场。那次，我没考上我的理想志愿———上海第二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我没有放弃，1978年我第二次踏入考场，这回考上了。1978年秋，我踏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在这里，我从医学生，成长为医生、老师、行政管理者，整整39年，再没有离开过。

 

二次高考实现学医梦想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是上海市静安区交警中队的一名交警。当时高考已经停了多年，大家都不清楚“恢复”到底意味着啥。

 

“你们想考就去考，我们绝对开绿灯。”只记得当时领导放下这样一句话。

 

那时候还流行一句话，叫“勇敢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

 

就这样，我和成都路队部的五六个同志都想报名，队部就派人集中去静安区教育局给我们报了名。

 

第一次高考其实大家都没时间复习，通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很突然。荒废了多年的学业，不是说捡起就捡起的。就在稀里糊涂中，1977年冬，我走进了光明中学的考点。那恐怕也是唯一一次高考设在冬天吧。

 

算是意料之中，第一回我的分数够不上，没考上。

 

我没有放弃，继续边工作、边复习。当时我们家有一个浓郁的“大复习”氛围，我、表哥、堂姐，大家一起复习。那时没有什么考试辅导教材，考什么，怎么考，谁都不清楚。只记得当时上海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很紧俏。姑妈千辛万苦地买来了一套，我们几个轮流看化学册、物理册、数学册等，努力复习迎考。

 

1978年夏，我第二次参加了高考，还是报考二医。这回我考上了。

 

当年的录取通知书来得很晚，直到1978年的国庆节，我还在交警队上班，交警的工作是越到节假日越忙碌。10月3日早晨，我正在队里值班，领导找到我说：“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10月6日就是医学院报到的日子。不过，今天的班你得照常上。”

 

就这样，10月3日，我当了人生中最后一次的交警。10月4日、5日，在单位办理完各项离职手续。10月6日，脱下警服的我，去二医报到。

 

我上大学了！　当时整个人感觉还是云里雾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读大学距离我们这批人已经感觉很遥远了，一切跟做梦一样。

 

老师满腔热情地教，学生拼了命地学

 

记得我们在医学院的大礼堂上了第一节课。一届学生满满当当坐了500多人。一下子招了这么多人，宿舍不够用了，当时学校就以市中心人民广场为圆心画了一个圈，一小时车程以内的学生回家住。这样，我就每天从虹口的家里，骑40分钟的自行车开始了“走读”生涯。直到一年后，我才搬进了二医的宿舍，这以后我再没有离开过二医，整整39年，从医学生成长为医生、老师以及学校的管理者。

 

说起来，当年填志愿，冶金、化工类是很火的。但我坚持学医，与家庭有关。我的父亲、姑妈都是学药学的。家里认为，医学传统需要有人继承，所以我和弟弟都报了医科。我的父亲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骨子里坚持认为读书是正途，是个人报效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医学院，当年我们这个班100多人，年纪最大的1946年出生，已经30出头了，年纪最小的1961年出生，属于应届高中生。同学们的年纪差了十多岁，这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恐怕不可思议。

 

当年班里有一个1947年出生的老大哥，他的女儿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他则开始读大学一年级。老师上课时说到儿童腹泻这章，他就不停地提问。原来，他的女儿那阵子正好闹腹泻，他把课堂变成挂老师的“专家门诊”了。

 

虽然有年龄差距，大家的学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当时不管是谁，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不管年龄大小，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我一定要上好这个大学。

 

当时印象很深的有一批老师。记得王一飞教授当年还是讲师，他的课气氛很活跃。到了考试季，大家都想找他复习，他就把5个班的学生集中起来，在大礼堂给大家上总复习课。还有一个解剖课的老先生，是早期美国留学生，谦谦君子，课上25个同学用一具尸体，必然会有人需要站在第二排观摩，为此，老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大家说：“个子高的，谦让一下女同学、个头矮的学生。”

 

医学院当年还有夜自修，晚上不上课时大家就自修，从6点半到晚上9点半。因为医学知识很多要靠背诵的，没法靠小聪明，大家都自己整理笔记，厚厚一沓，写得密密麻麻。当年的氛围感觉就是：老师都是满腔热情在教，大家满腔热情在学。

 

很多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83年，到了毕业季。我以全班第三的成绩，又是大班长，拿到了留校名额，留在了医学院附属九院。

 

我们这个班入学时100多人，最后96人毕业，其中16个人留在医学院本部或附属医院，更多人分到了各个医疗机构。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我们这96个人里，一半以上去了国外留学。口腔专业比较容易独立执业，当时就有20多人在国外摸爬滚打一番后，独立开了诊所。如今，约1/3的同学在海外，除了少部分转行的，一部分开业，更多人在国内的各大医院里，成了口腔科主任或学科带头人，挑起了大梁。

 

我真的很感慨，40年前的这次考试，真是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啊！

 

如果没有这次考试，我可能依然在马路上指挥着交通，我并不是说职业有高低之分，但实事求是地说，因为这次高考，让个人的成才、理想、报效祖国的方式得到更大程度地释放。

 

在当交警前，我还当过3年的农场职工。我是1955年生人，1971年初中毕业，1971年10月分到长兴岛前卫农场，这年我16岁半。1975年2月被调回市区当交警。当交警，在当时算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报到就发了挺帅气的制服。报到之后分队长跑来问：会骑自行车吗？　会。当场就发了一辆自行车。不会骑车的，发了一张月票。记得那天，我骑着崭新的“永久”回家，抬头挺胸的。居委大妈跑到弄堂里找我妈说，“你们家大麟争气啊。”

 

不过即便如此，两年后，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还是想读书。

 

我的弟弟在1977年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表哥考了同济建筑专业，毕业后当了公务员。堂姐考入上海大学机械学院，毕业后回了之前的老单位仪表局上班。

 

我们这批人，可以说既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迫切地想改变国家的命运，想要变得更有力量、想做出更大的贡献。如今回想，这次考试的深意大概也在这里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口腔医学方面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78级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

 

【口述人】　杨东援

 

■本报首席记者樊丽萍　执笔

 

从1977年参加高考，阴差阳错地被同济大学从贵州“捡”来上海，一眨眼，40年过去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恐怕难以体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一年的高考意味着什么。1977级的高考生进入大学后，刻苦学习是一个群像，后来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和骨干人才都是从这一届学生中走出的。

 

作为1977年的高考生，在我看来，我们不仅抓住了一次圆大学梦、改变人生的机会，我们也共同经历了一段如今想来非常让人留恋的、良好的大学学习氛围。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们1977级学生所共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幸运地被同济大学“捡”到了上海

 

1977年，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消息传得飞快，不过和很多人一样，我知道可以参加高考时，离12月开考大概不超过2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已从内蒙兵团回到贵州，在贵州省安顺市轻工业局当办事员。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参考了，第一志愿是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因为除了工作中接触过半导体外，我对大学的其他专业基本一无所知。

 

考试后，我回到单位老老实实工作，因为感觉自己不出所料地考得“一塌糊涂”。没想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被同济大学录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头雾水，立马和省里的上海招生组联系———压根谈不上高兴，就担心招生组搞错了，耽误我在贵州本地升学。

 

因为填高考志愿时，我根本没有填上海的学校，怎会被同济大学录取呢？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能“撞大运”，是因为上海招生组到贵州晚了，考得分数更高的学生都被其他捷足先登的院校挑走了。就这样，我被同济大学“捡”到了上海，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到同济报到时，我非常忐忑。首先，自己被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录取了，可对这个专业学出来是干嘛的，一无所知。其次，我们这一代人初中学习是不完整的，基本是以小学的文化水平考上了大学。考是考上了，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们这个班一共80多个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是应届生，最大的35岁———几乎是两代人在一个班里读书。我考上那年是25岁，年龄正好处于中段，学业水平则是处于中下游。记得开学初有个摸底考，我们班级里有7、8个同学高等数学和英语免修。而我当时英语连26个字母都还写不清楚。

 

共同学习，同窗情谊最是珍贵

 

虽然学业水平差异非常大，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非常强。

 

就举一个例子。那时的同济大学食堂里钉着一排排挂钩。每个挂钩上，挂的都是一个个黑漆漆的布袋，里头装的是饭碗。早上出门我们就随身带着饭碗袋子，中午吃好饭，把碗洗了装在袋里挂墙上，然后不回寝室，直奔图书馆看书。

 

基本上每个同学学习都很刻苦，这样的氛围里，你不努力也不行，每个人都被一股好学的风潮推着走。

 

入学时，我总体上停留在小初水平，但一个学期后，我的高数就考了满分。这时，我对大学生活的恐惧感才稍有减轻。老实说，仅用了一个学期就完成“逆转”，除了自身努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同学间无私的帮助。

 

那时，我们遇到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就第一时间向同学请教。成绩好的同学绝不会担心辅导了其他同学后会被赶超；遇到困难的同学也不会感觉请教同学不好意思。同学们在一起学习，非常愉快。

 

所谓同学，就是共同学习的伙伴，彼此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追求的是共同进步。几十年后回忆这份同窗情依然非常可贵。

 

追随兴趣自主学习

 

今天我们回忆1977年高考，很多人感慨，这次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情况确实如此。但我们不妨再回头想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如此幸运，抓住了这次高考的机会呢？

 

还是拿我们班来说。当时高考考上来的学生，读过一年或两年高中的并不多，很多人都只上过小学，初中教育并不完整，但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在不明白知识能够派什么用处的年代，他们都在有意识地自学，出于自己的兴趣或好奇心学习。后来有学生问我：你们当时学习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没什么动机，因为在自学时，我们并不知道今后大学这扇门会朝我们打开。

 

谈到大学学习的专业，我们这代人的选择和现今的大学生也有一些不同。当时的“学霸”喜欢选什么专业呢？　可不是按照就业前景好来选的，因为毕业都是分配工作，没有就业好不好一说。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学习难度相对高、挑战性较强的专业。在我们班，大多数“学霸”都对桥梁方面感兴趣。相比于道路专业，同学们觉得桥梁涉及的力学知识更复杂。

 

为了纠偏这种想法，当时的老系主任来给我们上过一节课。这节课有意思极了，他上来二话不说，埋头在黑板上推导一道题目，一写就写了20分钟。全班鸦雀无声，因为即便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也看不懂他的公式推导。后来，老师突然停下来，告诉我们，这是道路力学的一个计算模型，然后耐心地给我们介绍了公式推导的思路。

 

这节课后，班上的“学霸”又自发聚在一起，一连讨论了2个多小时，才算勉强理解了一些。这下，我们被“吓”倒了，原来道路方面值得研究的课题也不少，对专业才算有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

 

老师言传身教，影响很多同学的一生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当时任教的一批老师。这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群体。

 

我本科时听过范立础院士的课。范先生讲课非常生动，他能把很深的学问讲得很有趣。记得范院士曾教导我们，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自己就是如此，在特殊年代，即使被关在牛棚里还在专心做科研。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后来读研读博。对我影响至深的还有导师朱照宏先生。记得我做硕士论文时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研究工具，和朱先生一起讨论时，他让我把最主要的参考书目列出来。我记得自己列了十几本，后来再去图书馆查阅，竟发现每一本书尾页的借阅条上，都留着朱先生的签名！　原来，他是全部看完了这些书再来和我讨论的。后来，我做博士论文，朱先生写了20多页的笔记，与我讨论，治学严谨，深深影响着我。

 

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批先生，很多时候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我们在一起同步学习新的专业知识。这些教授对教学的投入、对学生的负责，真正发挥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影响我们一辈子。

 

同济大学交通与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城市交通规划、交通需求模型、智能交通系统、物流系统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77级同济大学城市道路与桥梁专业学生。

 

生命中最重要的契机

 

【口述人】　丁建平

 

■本报首席记者许琦敏　执笔

 

我是1977年12月参加的高考，那年16岁。时光如白马过隙，转眼近40年过去了。自高考进入南京大学的校门后，我就一直在学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人生起步之刻，是高考带给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契机。

 

姐姐的一句话让我叩击南大校门

 

1977年恢复高考，这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我来说，却刚好赶上了人生的出发点。

 

我老家在江苏靖江季市镇，我就读于镇上的高中，恰好1977年夏天毕业。因为入学早，又碰上两次学制调整，我16岁就高中毕业了。

 

当时高中毕业生相当一部分要上山下乡，留城工作是少数，另又有“早下乡，早回城”的说法，于是家里就让我早申请去农村锻炼。可按照规定，学生要年满18周岁才符合条件，我就没能下成乡，而是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当搬运工。如果当时如愿下乡，或许我的人生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我才去建筑工地工作没多久，社会上就开始传“恢复高考”的消息。到1977年10月　《人民日报》　发表了社论，高考恢复的消息得以正式确认。高中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闻讯就找到我家，动员我参加高考。我在高中时候成绩名列前茅，父母又向来很鼓励子女读书，这样，我和我初中毕业的哥哥就准备参加高考。

 

那个时候中学课本的内容很简单，教辅书、资料都很匮乏，父母只好发动全国的亲戚一起帮助寻找和收集复习资料，找到了就手抄复印下来，寄回老家，供我和哥哥复习使用。

 

我比较占优势的是有一个姐姐，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从南京工学院　(现在的东南大学)　毕业后在江苏淮阴工作。她帮我找到不少复习资料。有次她出差顺道回家，在帮我复习时提到“f=ma”(牛顿第二定律)。我一下子懵了，因为当时的中学课本所涵盖的内容还很初级，没有教过这个公式。姐姐说：“就这样还想去高考啊？！”她的话让我颇受刺激，感觉自己知识太匮乏，需要加倍用功学习备考。

 

我更感谢姐姐的是她在我填报志愿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我父母对我和哥哥高考没把握，觉得我报考镇江农机学院、苏州丝绸学校比较保险，只要能上大学或中专就很欣慰了。但姐姐却对我说：“你还年轻，要知难而上，有更高追求，应该报考南京大学。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考。”的确，这句话对我今后的人生态度和格局具有很大影响。当时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引起轰动，激发了年轻学子对数学的巨大兴趣，我也不例外，因而填报了南京大学数学系，但后来被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这奠定了我一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基础。

 

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那年我考进南大，哥哥考进了中专。文革10年后首次高考，家里两个儿子能幸运考中，得以读书深造，这在季市镇上也算得上是一件喜事。于是，经济并不宽裕的父母特地拿出积蓄摆酒请客庆祝了一番。

 

1978年初，我提了一只柳条箱和一个网兜，独自一人乘坐长途汽车从靖江到了南京，这也是我当时记忆中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学长接站、住进宿舍，我和一个同样16岁的同学一起走在汉口路上的南大校园，感觉学校好大好美！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京新街口的人民商场买东西，柜台营业员看到我们戴南大的校徽，却又是中学生的模样，就问我们校徽哪里来的，我们骄傲地说：我们是刚考进南大的大学生。她们不太相信，认定我们的校徽是路上捡来的。

 

南大化学系是全国高校中的重点学科，77级一共招收了4个专业，每个专业约30人。为了培养我们这一级学生，学校选拔了最好的老师和辅导员。因为当时没有教材，老师们就一面上课一面编写讲义，我们前两年的专业基础课都是这样的油印教材。

 

大课的主讲老师可以不用讲稿，一气呵成从头讲到尾，公式的推导也是一黑板接着一黑板，没有任何停顿；答疑课老师诲人不倦，解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和疑惑，常常是忘记了下课时间和饭点；实验课老师认真准备实验仪器和试剂，纠正各种不正确的实验操作，严格把关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和敬业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我所在的班级里，同学年龄跨度从16岁到32岁，相差一轮，不过大家都极其珍惜来自不易的读书机会，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学习的劲头无与伦比。我们每天清早起床后首先去教室占位、锻炼身体、背诵英文单词，然后上课、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看书……这几乎都是常态。记得第一个暑假，由于遇上南京罕见的高温，学校决定先放暑假再考试，结果大部分同学都没回家，整个暑假就留在学校里复习。实在太热，我们就跑去盥洗室，将一盆凉水从头冲到脚，再回寝室看书。

 

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社会经验丰富、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在班级活动中往往更有发言权，不过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记忆力好，很多学习资料、教科书过目不忘，考试相对占优势。同学们都很有抱负、理想、社会责任感，也有很多同学多才多艺。在学习之余，我们也探讨人生、交流梦想、取长补短，四年大学生活中结下的同窗友情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我把大学时代的很多照片收在了一本影集里，这些照片大多数是我们自　己冲洗的。因为学化学，同学会从实验老师那里要些化学试剂，自己配显影剂、定影剂，然后借实验室的暗房自己冲洗。这些照片留下了我们青葱岁月最珍贵的记忆。“人生从这里起步”，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踌躇满志，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

 

参与并见证中国科研腾飞

 

1982年1月，我们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很多同学怀着满腔热情，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去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参与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也有部分同学考取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我是其中一员，南下到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读研。

 

1985年初，我又到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此后，我作为德国洪堡学者赴柏林自由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两年多后又从欧洲越过大西洋到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继续科研生涯，直到2000年底获得中科院“百人计划”支持回国工作，加盟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我从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门之后，一路走来一直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学生成为了一名科研工作者。回想起高中毕业后去建筑工地搬运砖头的日子，恍如隔世。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名幸运的77级学生和一名科研人员，我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这十几年科研腾飞的历史性时期，并能踏踏实实地为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付出自己的绵薄之力，回报恢复高考之后我收获的丰厚的人生历练。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执行主任，长期从事与疾病相关的重要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分子机制的研究工作。77级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