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结语中延伸的“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的提法，成为争议焦点。

蟋蟀我们都非常熟悉，又名蛐蛐、促织，用《中华古今注》的说法，其“秋初生，得寒则鸣噪”。

蟋蟀的叫声，在乡村生活过的人，对《古诗十九首》描绘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诗意情形，想必都会有切身感触。王安石之“少年不知秋，喜闻西风生。老大多感伤，畏此蟋蟀鸣”，更把蟋蟀的叫声赋予了情感色彩。追溯起来，古人的确很早就已经熟悉蟋蟀了。《诗·豳风·七月》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唐风》中有一篇径直名曰《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云云。宋人张文潜非常推崇前面那首的笔法：“《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

文章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博士表示，“民族”是就人类而言，昆虫当然谈不上什么“民族”。“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会及其文明与之发生特殊关系的生物。这涉及另一门新学科“民族生物学”，它研究当地人在特色文化和独特自然环境下，与当地独有动植物进行有趣互动，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中国斗蟋、巴厘岛斗鸡、西班牙斗牛都值得研究。科学人类学家还从某个区域或民族文化的视角，研究自然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民族昆虫”的概念可以从这些意义上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中国的蟋蟀品种，尤其是博戏蟋蟀。其实，只要结合语境和民族生物学，就不会误读我的原意。”陈天嘉说。

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华文化，我们会联想到传统儒释道等哲学和宗教思想层面的东西，比较高大上。但文化也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有器物层面的体现。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曾一度喜爱斗蟋蟀，大书法家黄庭坚甚至赋予蟋蟀五德标准。中国人在斗蟋器具、比赛规则和产业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

至今，山东宁阳、宁津、台湾新化镇等地还有成熟的斗蟋文化产业。

“斗蟋蟀”，即蟋蟀相斗，是一项古老的民间搏戏活动，相传始于唐朝。《清稗类钞》云：“斗蟋蟀之戏，七月有之。始于唐天宝时，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成于五代的《开元天宝遗事》早有“金笼蟋蟀”条，云“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

陈天嘉说，团队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资源，从当代科学的视角整理传统自然知识。我们研究过单质砷、秋石、人部药、尿疗、食用胚胎等，研究人们制造、加工、使用它们的科学原理和历史依据。除了史料研究之外，也做模拟实验，使用当代检测手段。

研究对象是旧的，但力图有新的视角和手段。

“研究贵在求知，我们基本没有受到国家研究基金专门资助。这样的研究，读者少，引用率不会高，不会给刊物提高影响因子，审稿人也不好找。现在有学科外的读者注意到，也算是幸事吧。”他说。

文章发表后，也有网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认为，斗蟋蟀有赌博色彩，而且产生了“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蟋蟀相公”等皆非美谈，而极尽贬损的绰号，位高权重者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沉迷其中，蟋蟀作为无辜者，其所承载的负面形象的比重便不免加大起来。

更有网友指出，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蟋蟀是我国的一种“重要农业害虫，它们破坏各种作物的根、茎、叶、果实和种子，对幼苗的损害特别严重”。这些都要漠视的话，负载中华文化难免成为侈谈，所谓民族昆虫就更要“打脸”了。

编辑：沈湫莎

责任编辑：顾军

来源：综合自科学网、凯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