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是知识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里所讲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美学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晶，代表着当今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认知。学术体系既指有关学科本质、属性、规律、概念、方法等方面成体系的知识和系统的理论，也指宏观的学术精神，即时代精神，一个国家的学术总体反映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话语体系则是知识、理论、概念的高度概括表达，是学术体系是否成熟的表现，是学科服务国家、服务民族的具体体现，是学术话语影响力的外在表现。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受时空限制，是阶段性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问道有先后，认知有高低，先进未必永远领先，后进未必长远落后。我们不但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准，而且也要积极学习域外智慧，学会扬弃，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不但要积极构建当代中国三大体系，更要系统梳理人类认知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经验，加快发展速度；不但要认清自身的不足，也要客观评价取得的成就，胸怀世界，海纳百川。唯如此，才能对人类知识活动做出有效判断。
      
       知识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及其形成的体制、机制，这门学问叫知识史。知识史就是研究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感觉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以及绝对价值等。三大体系建设是中国学术建设事业全面系统的工程，涉及人类认知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都属于知识生产的范围，是如何看待知识与时俱进的问题。
      
       知识生产既涉及培育与研发平台，如学校、科研机构、实验室、学会、智库、公司等；亦涉及发表与传播平台，如出版社、文化机构、学术期刊、宣传手册等；也涉及转化与宣传平台，如互联网、电话和电报、报刊和邮政、戏剧和电影、广播和电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由此可知，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可以一气呵成的事，也不是哪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长期坚持下去就可以完成的，是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持久战”。在我看来，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就是学术界的“一带一路”，是学术基建项目，强调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放眼的是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位置。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其说知识是“客观的”，不如说那些获得广泛接受地位的知识是有说服力的，是那个时代比较准确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先前具有说服力的“客观”知识也许不再具有说服力。时间自然会完善知识，社会发展自然促成新知，知识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也会被逐渐剔除。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美国学者布劳特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而且是一大批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件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他极具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根深蒂固于“一种（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中形成的文化传播概念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
      
       由此可知，一方面，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社会扩张的历史，是将世界各地不同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的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施压、被强迫，有时甚至是被收买，从而形成与这个体系价值观和结构相一致的认知与知识。知识与政治密不可分，也时常与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福柯、萨义德等人作品的影响，开始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提出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为了理解、呈现社会变革、嬗替的过程。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新的知识。全球化引起了人们对区域内地理和社会文化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个时代，理解世界仍然需要理解地方的特殊性，即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广义的文化和地方的动态互动。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以往知识研究的偏见。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知识研究，新的知识研究要破除以往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也要破除特定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要确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新知识体系。
      
       **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更需要宏观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这个平台在当下最急迫的就是学术期刊建设，中国要根据自身实践推动理论创新，要在理论上跟上新时代的发展步伐，需要在知识体系上实现突破，就必须创办大量的有话语权、能引导学术发展潮流的杂志。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7万种学术期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学术同行评议期刊。这些学术期刊按数量多少排序的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认定的学术期刊有6449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有2400余种）。按出版社排列依次为荷兰的爱思唯尔、德国的斯普林格、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美国约翰·维利，上述四家所拥有的学术期刊都在一千种以上。可见我们的学术期刊总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有的期刊数量、类型、分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求。
      
       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知识有更多特征：从生产角度看，知识更加自由、平等、包容；从存储看，知识更加丰富、开放、共享；从分享看，知识更加公共、互联、无偿。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做好充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倡导学术的开放存取，避免形成新的南北学术鸿沟。
      
       知识兼具意识形态与学术属性，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需要提升中国社会对知识这种看似无形之物的认知和重视。中国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实现全面复兴与富强，需要加强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的知识产品要走进世界，要让世界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国，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设立有关世界各地知识生产信息追踪的智库；需要尽快筹建“域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研究中心”；积极对外开放大学职位；营造环境，大力吸引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人才来中国定居、任教，从而激活中国知识生产的潜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
      
       响应时代要求，对应国家需要，必须在学科宏观规划上下功夫，实施优势学科计划，制定2035/2050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宏观战略规划。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同时，要反观西方学科体系的发展路径，既要了解其形成过程，又要了解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应答什么样的问题中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不断走向世界的。大力发展“外”字打头的学科，尤其是世界史、区域国别研究。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我们要推进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使用各种办法，塑造良好环境，培养大学问家、大战略家，引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谁掌握了知识生产权谁就掌握了文明解释权，不断的知识积累一定会带来文化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