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源宁《不够知己》（又译《一知半解》）里的“王文显先生”（Mr.John Wong-Quincey）是一个颇为能干的人：“没有他，清华就不是清华了。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也依旧是清华。”（南星译文，略有改动，下同，参看《一知半解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还在清华学校时期，王文显当过教务长、副校长和代理校长；1929年9月，王文显受聘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可以说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在任期间，王文显凭借他的能力和威望，虽不能说把外文系的各项事业搞得有声有色，但至少外文系没有出现过任何麻烦，温源宁认为他是一位理想的系主任。由此可见，他绝对是一个行政干才。王文显兴趣广泛——园艺、网球、足球、打猎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据鲲西先生《王文显：一个戏剧家，从牛津到清华》一文中所写，王文显曾经用漂亮的英文写过一本名为Confessions of a Hunter的小册子，由当时上海著名的别发书店（Kelly &Walsh）出版。这书名不由得令人想起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从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和所写书的名字不难看出，王文显是德昆西的崇拜者。
      
不过，温源宁在文章中也指出了王文显的两大不足之处。作为老师，他是不合格的。他在课堂上马马虎虎、冷冷淡淡：他给人的印象几乎像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那感觉是疲乏的努力和单调的拘束。温源宁写道：“下课铃一响，王先生便欣然离去，他的学生们呢，我想，也怀有同感。”作为剧作家，他的名剧《委曲求全》在艺术手法、戏剧技巧和舞台演出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成功背后，观众却并没有感到满足，甚至对剧作家本人不满，原因是剧作缺乏观众时刻惦记着的那股人情味。温源宁认为，只要缺乏了那股人情味，观众就会不时地对剧作家报以哄笑了。王文显以犀利的笔调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一切卑劣无耻的勾当，作为剧作家，他却置身事外退隐在幕后。
      

那么，王文显究竟算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呢？王文显教过的学生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季羡林在其自传中的回忆：“我先从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谈起。他的英文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似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他隔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课堂上念讲义，一句闲话也没有。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据老学生说，讲义基本上不做改动。他究竟有多大学问，我不敢说。他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当冰球裁判时那种脚踏溜冰鞋似乎极不熟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与温源宁、鲲西文章中所写完全吻合。季羡林在其《清华园日记》1932年12月13日中还记道：“上王文显的班真是相当的讨厌，把手都抄痛了。”王文显讲课确实不能吸引学生。话讲回来，据笔者所知，早年英国牛津和剑桥的教授授课都是这个风格：写好讲课笔记，所写当然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独到见解，然后照着笔记逐字逐句念，一直念到下课。王文显自幼赴英，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估计讲课风格师自牛津的教授。

王文显伦敦大学毕业照

      
再来看看王文显另一个学生曹禺的回忆。据《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王文显教莎士比亚，但他总是讲那些考证之类的东西，听起来很死板枯燥，我不喜欢这样的课。他是西洋文学系的主任，他十分喜爱戏剧，研究戏剧，创作戏剧，但是讲起课来就不灵了。应当感谢他的是，他为西洋文学系为清华图书馆买了不少外国戏剧的书，当然是外文的。我就是看他买的戏剧书，钻研戏剧的。在大学读书，光是靠教课的先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去找先生，图书馆里就有大先生、老先生。”“我记得《雷雨》问世后，王文显在上海，还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来，从上海寄到南京，大概那时他已经到圣约翰大学教书去了。”需要说明一下，据《曹禺年谱长编》记载：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全文刊载《雷雨》。王文显是1937年抗战军兴后离开当时的北平到了上海的，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所以，如果曹禺的记忆无误，王文显看到《雷雨》应该是在1937年之后了。
      
李健吾也是王文显的学生，他还是《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mpromise）和《梦里京华》（Peking Politics）的中文译者。他在为后者所作的跋里写道：“我所能够说的，仅仅是王文显先生并不冷酷，至少我陆续读到他的长短作品这样告诉我。”李健吾不仅翻译了这两个剧本，而且还参加剧团工作，亲自参加演出。他在文章最后是这样评价老师的：“中国不少剧作家，做过他的学生。但是他本人，酷嗜戏剧，过的却是一个道地的教书生涯，习惯上虽说不是一个中国式的书生，实际上仍是一个孤僻的书生而已。”张骏祥给《王文显剧作选》写的序中没有对王文显的上课作任何评价，只是说：“在今天的话剧圈子里，知道王文显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的同学中，后来从事剧本的创作和演剧活动的，如洪深、陈铨、石华父（陈麟瑞）、曹禺、杨绛，还有我，都听过他的课，我们对西洋戏剧的接触，大约都是从此开始的。”抗战胜利后，张骏祥还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校园里看过王文显。
      
关于李健吾对王文显的尊师之情，同为清华外文系毕业生的常风回忆道：“上海沦陷期间，健吾曾翻译了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写的一篇英文剧（译名《梦里京华》），他自己组织上演而且还参加了演出。健吾在出国之前就译过王先生用英文写的另一篇剧《委曲求全》并在北平出版。可惜王先生不能用中文写剧又不喜交游，他的剧虽曾在美国上演过而且获得好评，但在国内，除了清华大学圈儿里，很少有人知道王文显其人。王先生一生研究西洋戏剧，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七七事变后他携带一家人跑到上海，后来健吾知道了去看望，才知道王先生生活窘困。健吾于是翻译了这个英文剧又积极组织上演，拿所得的上演税送给王先生贴补家用。经过健吾的翻译和剧本的演出，王先生才逐渐为文学界和话剧界知道。这都是健吾介绍翻译之功。王先生是健吾在大学读书时受益最多的老师，又曾指导他研究戏剧艺术和舞台技巧。健吾可谓无愧于师门了。”
      
最后说说王文显的另一个学生陈铨，王文显是陈铨学业上的重要引路人。陈铨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一文中回忆道：“那是我在清华学校最后一年了，我已经决心学西洋文学，我选了王文显教授两个课程，一个是西洋戏剧，一个是莎士比亚。王文显先生要算是中国对西洋戏剧最有研究的学者，一直到今天我还想不出任何人可以比得上他。他聪明的解释，巧妙的分析，令我对于西洋戏剧，感觉无穷的乐趣。”陈铨日后写道：“王文显，清华时我最佩服的先生。他教我戏剧，在戏剧理论方面，他偏重技巧的形式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我，至今尚难摆脱。”
      
看完学生们对王文显的评价和回忆，让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王文显究竟算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关于王文显最终的人生结局，李健吾在《王文显戏剧选》的“后记”中有所交待：抗战胜利后，王文显一家去了香港，投靠在香港开银行的一位兄弟。他的两个女儿成人后定居美国。至于王文显什么时候去世，李健吾也不得而知。但据张骏祥回忆，解放后他回到上海时，他们夫妇已经去了美国找两个女儿了；“文化大革命”前听说他已在美国逝世。张骏祥最后写道：“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漏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