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迭代发展，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深入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商业资本、社会权力的关系日益纵横交错，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创新的伦理敏感性更加突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面对复杂尖锐的科技伦理风险，人们不禁要问，如何展开良好的伦理治理，发展负责任的创新，实现科技向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刚出台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伦理先行、敏捷治理等一系列要求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并确立了“将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促进科技活动与科技伦理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实现负责任的创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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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先行：打破“伦理滞后”的观念桎梏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关于科技与伦理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两种立场。一种是工具论理解下的“科技亦善亦恶”。这种观点常表现为科技自主论和科技发展价值中立说。它认为，从形式上看，科学技术本身没有价值负载，没有善、恶之分。科技伦理风险的产生，是由于在科技的社会应用中，出现了对科技成果的误用或滥用，这才带来所谓善、恶的道德后果，科技的伦理风险与科学家、技术主体无关。另一种则是实体论视野下“科技至上的傲慢”，它集中体现为“伦理被动响应”的“伦理滞后观”。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客观性，表现为“知识”与“真理”、理性与真实，并决定着伦理规范、价值判断的取舍和选择，伦理规范仅是外在于科技创新的“事后诸葛亮”，甚至是妨碍创新的负面力量。从这两种立场出发，自然就有了所谓“科技万能”、“伦理无用”的论调。两种立场的背后，则是科技与伦理二元对立的观念，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尖锐冲突。发展负责任的创新，必须打破这一观念桎梏，以“伦理先行”克服科技伦理的“滞后效应”。

伦理先行，关键在于实现科技创新的“伦理内嵌”。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科技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将这一重要保障作用发挥出来，必须做到“全过程伦理”。从研究主体来说，一个负责任的创新行动者应培育科技伦理的自觉，坚持科技伦理原则，将负责任创新理念化为指导和付诸未来的行动，对创新成果负起全过程责任。从研究过程看，科技伦理要求应贯穿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体现在负责任创新的全流程之中。唯此，才能实现科技的工具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

伦理先行，根基在于确立现代科技伦理原则。当下，“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这五大基本原则，已成为科技伦理的铁律。这些原则的灵魂就是，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健康和福祉。它始终强调，在价值的世界里，人的生命是最高价值，它只能是其他价值的目的，而不能作为其他目的的工具，人的生命不能等同于其他的等价物，科技创新要始终坚持人的尊严。我们之所以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科技创新的最大伦理风险就是损害、侵犯人的尊严，比如，保护隐私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方面，而现代基因技术和算法技术都对隐私带来极大威胁，这也是近年来基因伦理和算法伦理格外活跃的原因。因此，坚持人道思想、发扬人道精神，维护生命的权利和健康的权利，是科技创新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

敏捷治理：落实“伦理先行”的制度安排

价值选择必须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伦理先行”是在价值层面通过戒律、观念、义务等设定，推动社会成员形成自律行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软约束”，具有非强制性。但如果缺乏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伦理先行”就只能停留于理念层面，难以发挥伦理规范的“公共权威”力量。伦理先行，迫切需要完善科技伦理体系，克服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制度盲区”和“治理失能”，展开“敏捷治理”。

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一词源于管理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学者用“敏捷”一词来表征人们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2007年，软件开发领域的学者正式提出“敏捷治理”，将其视为一种与企业绩效相联系的战略机制。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将敏捷治理定义为“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或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这一定义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得以传播。

在科技伦理领域，敏捷治理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快捷感知。这是针对科技创新活动展开的前瞻性活动。面对创新伦理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何展开科技伦理风险预警与跟踪研判，通过预测而让“未来”变得可被“描述”，是展开敏捷治理的首要任务。这就意味着，科技伦理治理的出场和在场，是将认识视域从关注创新的下游环节（后果）转向上游环节（创新），展开创新产品、流程、目的等风险的预测性分析，动态跟踪科技伦理高风险活动，及时梳理、分析科技创新伦理风险的负面清单。这是一种具有未来导向的“前瞻性治理”。

二是快速响应。快速、灵活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是敏捷治理的主体内容。其中，“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就是快速响应的重要建制。科技伦理委员会由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以及普通公民组成，其现实运作模式是，秉持“科学、独立、公正、透明”原则，展开科技创新的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依托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核查创新方案及附件是否合乎伦理规范，对所审查项目做出批准、要求修改、暂停研究以及不批准等决定，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在创新研究中得到保护。伦理审查机制的建立，大大提升了行为主体的负责任创新能力。拥有这种能力，行为主体面对创新存在知识不足和控制困境时，能够运用新知识、新视角、规范准则来及时调整行为模式。用好这种能力，我们才能有效把握研究与创新的潜在目标、动机、影响，建立起预测、反思、包容的审议机制，发挥科技伦理的把关作用。

三是灵活机智。创新在发展，风险在变化，科技伦理治理不是固化的，而极具灵活性。它能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应对和创新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框架和方向，及时动态调整治理方式和伦理规范，推动创新在反馈机制中体现“新”意。具体来说，这种灵活性体现为“设计反馈”与“责任分配”两种方案。前者运用“创新的价值敏感设计”方法，运用创新的主动性参与，将人类终极性价值要求（自主、尊严、公正、幸福等）纳入创意、构思、研发以及进入市场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后者则是针对现存的创新成果和技术人工物，以及已投入小规模测试应用的创新，通过识别评估相关伦理问题清单，将责任分配给相关的行动者，压实创新主体的主体责任，推进负责任的创新。

立足国情：推进“负责任创新”的中国实践

伦理先行，发展负责任的创新，既是理论议题，也是实践要求。只有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社会文化特点，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伦理体系，才能推进“负责任创新”的中国实践。展望未来，伦理先行，推进负责任创新的中国实践，重点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其一，推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与“商谈”，确立新型科技人文观。1955年，由哲学家与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针对大规模军备竞赛、人类面临毁灭的威胁，提出“我们必须学会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采用新的方法思考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改变那种把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科学家要高举伦理的大旗，肩负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科学造福于人类而奋斗。当下，运用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思考“创新能够这么做”、“创新是否应该做”的价值选择问题，审视“我们如何做”、“我们的责任何在”的道德责任问题，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流融合中，把握科技创新的非“价值中性”特质，确立了新型科技人文观。这种新科技观强调，科技创新与人的主观需求和价值选择密不可分，提升人的自主力量、探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念始终萦绕于科技创新活动之中，诸如人造生命、基因技术、通讯技术、智能机器人、精准医学等新技术的兴起，都内蕴着这些伦理要求。造福人类、完善人性，而非危害人类，既是科技创新的价值旨趣，更是科技伦理的实践指向，两者统一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确立这种新型科技人文观，我们才能摆脱科技万能的傲慢、伦理无用的无知，以科技伦理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推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协调发展，实现科技向善、造福人类的根本目标。

其二，充分关注“中国问题”，探索“负责任创新”的中国道路。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展开，无法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这就要求我们以开放姿态，关注负责任创新的“中国问题”，推进负责任的中国实践。我们既要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现实挑战，比如，如何认识处理人机共生的伦理问题？如何看待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万物互联、网络世界和虚拟空间背景下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如何重新思考人类的世界图景？还要关注科技创新影响我国国计民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比如，现代科技与人的生活方式变革问题，科技创新与文化观念的关系问题，科技创新与社会安全问题等。解决科技伦理的中国问题，不能生硬移植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将西方理论简单套入中国的叙事框架之中，这种“西化”的路径依赖只会催生无效的“论点”和“理论”，难以提高负责任创新的质量。我们要牢牢站在中国大地，以精确、客观、全面的实证性研究，把握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客观现实。同时，要以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不同伦理观念，展开比较和评价，取长补短，凸显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立场、中国背景和中国特色，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总之，伦理先行的理念引领，敏捷治理的建制安排，推动当代科技伦理治理新范式的建构。这一新范式致力于科技向善、造福人民，必将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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