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吕思勉先生依据残存日记，将旧日诗稿辑成一册，加上评语注释，送请赵元成、陈协恭、汪叔良三位老友教正。后来其《蒿庐诗稿》出版时，将自评和三人评语均录入诗后。赵、陈原是早年诗侣，汪叔良则是中华书局任职时的同事，均是一生挚友，其中吕、汪二人的关系罕为人知。             

汪叔良，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汪启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来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为斋名，自号茹荼室主、梅严遯叟等，笔名有厄生、茹荼等。六岁入塾读书，1905年入长元吴三县高等小学堂肄业。翌年，从朱伯虞习英文，年底考取江苏优级师范学堂。1907年，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1914年初，一度在上海闵行小学、民立女中任教，5月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校对。退出中华书局后，在沪苏两地往返奔波，仍从事教育事业。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学退休后回苏。             

1953年吕思勉整理的诗作便由汪叔良誊抄。笔者有幸得见汪叔良的部分书信、自定年谱残稿，有不少与吕氏的往还记录。其中有一份手稿，记录其帮吕氏誊抄诗稿的情况，并附长评一则，写道：             

顷读吕诚之先生和其友敬谋诗，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谋原作为“相思鬓渐摧”。窃以为“摧”字似嫌勉强，以为应用“衰”字。忆幼时读贺知章诗“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时但知为鬓发之白之意也。《全唐诗》亦作“鬓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诗三百首》作“乡音无改鬓毛催”，注“催促”也，言鬓毛催白，以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见王尧衢所注《古唐诗合解》则作“乡音无改鬓毛摧”，注云“鬓毛摧败，老惫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诗别裁集》亦作“鬓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韵，恐是“摧”字之误，今改正。《全唐诗》作“鬓毛衰”，坊刻《唐诗三百首》则根据《全唐诗》作“衰”，不必改易。贺知章原诗本作“衰”，集韵十灰，衰音催，仓回切。与《论语》“子昆齐衰”之“衰”音义同。             

评语提及的诗是《庚申端午客沈阳得敬谋寄诗次韵奉答》，《蒿庐诗稿》中附有赵元成原诗。汪氏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该评语为《诗稿》所无。             

笔者还见到一通吕思勉去世前不久致汪叔良的佚信，写于“七·卅一”，未收录于《吕思勉全集》和《吕谱》。信中提及：             

中华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许困于左眼结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间又无聊闷损之至。委撰大作诗序，弟文殊不相称，今日勉成之……仅百首之仅字，乃逼近之义（非以为少），唐人诗皆如此用，如韩文言“张巡初入睢阳城中仅万人”，杜诗“危楼仅百所”是也。《旧唐书》《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关键内容是为汪叔良诗集作序，从吕氏《汪叔良〈茹荼室诗〉序》及《吕谱》可知，该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作于7月31日。提到吕氏晚年受困于左眼结膜炎，还勉力为老友作序校诗，可见交情深厚。信末提到的唐代“仅”字古今异义的用法是吕氏颇为得意的发现，早在《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一文中也说过：“如仅字，我们现在使用之法，是意以为少，唐人使用之法，则意以为多（仅字的意义，乃接近某数，如九百数十，近乎千，九千数百，近乎万是。）我们所使用的，实在是古义，然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之‘城中仅万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时俗义，便是其一例。”             

《吕谱》还有两封1957年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可以与此信互证。其一是一通残信，提及诗稿之事，追溯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弟平生所作诗，虽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觉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弃。去年夏间曾将历年旧作，凡有语病者，或自觉有疵谬者，尽删除之，仅留九十余首，录为一卷。将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盖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华书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结合《吕谱》可知，吕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乡前辈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的沈颐介绍，正好任职于中华书局。             

另一通是同年8月1日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从内容来看，便是紧接着吕氏佚信的回复——汪氏接到吕氏所作序言，且已有两月未通音信，自然是惊喜不已，因而再次强调二人的交情：“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对于吕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龄问题，确实如吕氏所言年长三岁。而结交时间，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忆称是甲寅年，此时经吕氏复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将时间改为四十三年。后来汪氏《梅岩遁叟手订年谱》便将二人结交的起点定为乙卯，应是据此改正。信中还谈及自己和家人贫病的“老来苦”。汪氏苦状，吕氏应是一直知情和关注的，也曾略有帮助。1955年10月19日，吕氏在与好友顾颉刚的信中引荐汪叔良校点古籍，应是为其生计出谋划策。而在顾颉刚子女的回忆中，汪叔良还曾担任过顾德辉的老师。顾氏与之接触后，敬如上宾，且对儿子讲“这真是做学问的人，可惜生不逢时”，并提到曾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满意，相信其中定有吕思勉的推荐之功。（顾自珍、顾德辉：《慈父与严师——纪念先父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             

与之相应的是，1956年汪氏致信古籍出版社自荐担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会要》和《经传释词》便是由其校点，很可能是顾颉刚推荐的。从后来出版的情况看，二书均未署汪氏名字，只是以“校点者”的身份出现。             

由吕思勉晚年留存的日记可知，二人此后保持书信往来，还曾晤面。吕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还与汪叔良、陈协恭等人晤面，5号和7号与汪氏仍有书信往还（均遗失），到10月7日又与汪、陈等人晤面，只是这一次几乎等同于老友们最后的告别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苏州去世，身后遗稿散失，仅《茹荼室诗稿》一部因当时稍有油印而得以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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