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转型，中国现代化曾长期在西方话语体系和实践逻辑下展开，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而是完全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基于自己国情去探索的现代化。具有直线性、简单性、趋同化特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以及标准，难以有效解释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我们应“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深刻认识其在理论形态上的变革与创新。
      
       一是从“西方话语”转向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充满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实践样态，这决定着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难以详尽解释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所遭遇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而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提供经验土壤和广阔空间。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也无法脱离世界体系而进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既要立足本土，也要放眼世界，既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又要走出西方话语体系，更要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展开对话，积极推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总之，需要提升“理论自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自内而外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此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掣肘，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和行动指南。
      
       二是从“结构叙事”转向“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传统现代化理论具有明显的“结构叙事”特征，认为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但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加速瓦解和社会发展实践的日趋复杂，“结构叙事”的解释力正在下降，并且不利于我们察觉真实世界中的主体性。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多元角色分化的加剧，“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逐渐从“确定性的枷锁”中挣脱，无论是个体认知、心理情感、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程度都空前之高。基于人民主体性、能动性而展开的“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将成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关键。
      
       三是从学科化的“碎片叙事”转向跨学科的“整合叙事”。传统现代化理论采取学科化的研究范式，不同学科习惯于在各自的视野和边界内对所关注的特定现代化领域、议题展开探究。这种学科化研究范式的“人为切割”在推动现代化理论日益专门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碎片化”，从而难以有效解释高度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现代化”本该是一个跨学科甚至去学科边界的议题，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以及其他维度的转型之间是高度关联甚至本为一体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议题的提出，不仅要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真需求”为导向，而且要真正搭建起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推动建构能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整合框架。
      
       四是从发展路径的“事实”取向转向“事实”与“规范”取向并重。传统现代化理论偏重“事实”取向的逻辑进路，即倾向于对以往现代化历程和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提供理论阐述。在新发展阶段，“事实取向”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化理论研究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因此，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规范”研究也十分重要，需要通过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规范”取向来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应当推动“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结合，将“实然”与“应然”的逻辑相统一，以历史为鉴、以实践为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现状中探求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行动路径。
      
       概言之，不断开创现代化研究的新范式，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既要有“确定性取向”，也要有“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关怀，及时回答时代之问、解答实践之需。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部署了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释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确定性，也为全球的共同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注入了稳定性。同时，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挑战不会少、困难不会小，再加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对此，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创新研究，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进，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决心，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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