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高正是谁但是二十年后有一批年轻人要感谢他

　　他是一个看上去再朴实不过的农民，却让我们感受到“觉醒”的力量。仅有高中文化的他也许不能完整地背出任何一条法律条文，但凭着一种清晰的法制意识，最终率先获得了一个惊天商业黑幕的关键证据，他的不屈不挠的维权努力，挽救了数以千万计儿童的健康生命。

　　——记者手记

　　本期人物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维权第一人 高正

　　人物简介

　　高正，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三堂镇农民，高中文化。

　　作为阜阳劣质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高正为救治孩子花光了所有积蓄，并目睹了其他受害儿童的惨痛遭遇。为此，高正走上了主动维权的道路。他自费对奶粉进行检测，暗中调查取证，代理婴儿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向经销商提出了49.14万元的赔偿要求，同时还频繁向媒体反映情况。在高正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震惊全国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浮出水面，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引发了奶粉市场的全面清查整顿。高正，一个农民，由此成为揭露阜阳劣质奶粉第一人。

　　2004年12月2日，高正在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评选的2004年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中位列第二。与此同时，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高正被提名为年度社会公益奖候选人。

　　直通高正

　　“其实能不能选上并不重要，能成为候选人就是对我的一种认可。中国消费者协会拿到这个奖实至名归，我自己也是个消费者，全中国人也都是消费者，中消协站出来为这么多人维权，相比之下我只不过是站出来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没想到能揭开这么大个黑幕。”昨晚，落选2004-CCTV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的高正在电话里笑着告诉记者。

　　在央视国际的网站上，网友对于高正的评价很高，从他获得的1813265张选票就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没有拿到奖项，高正还是希望能通过本报向支持他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今天，他将来沪参加上海电视台“1/7”年终回顾节目的录制。

　　“我是个不像农民的农民”

　　乍一眼看到高正，记者很难把他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联系在一起。一袭西装的他看上去十分干练，眼神中透出一股自信和正气。当记者把这种感觉告诉他时，高正笑着对记者说：“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像农民。上次中央电视台去我家拍片子的时候，非要让我找件农民的衣服穿上。没办法，我只有找乡亲借了一件。”

　　读到高中毕业，高正是全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我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在班级里还是算不错的。高考的时候发挥得不好，没能考上大学。那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没钱让我再复读。如果能再读一年的话，我想我肯定能考上大学。”谈起自己考大学的经历，高正语气中有些伤感。

　　贫穷的家境让高正无法继续求学梦了，19岁的他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外出打工挣钱。那一年，他离开家乡北上大兴安岭。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高正来到当地一家金矿打工。

　　“那个时候只要能进金矿，基本上都能挣到钱。”他告诉记者。仅仅一年后，高正凭借着自己肯吃苦、脑子聪明，手里已经攒了一笔钱。用这些钱，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型金矿，一下子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小老板。“20岁我就当了小老板，你说那种感觉好不好?”与此同时，他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地林业局一位干部的女儿。

　　在大兴安岭一待就是三年，高正手里也有了些钱。“后来父母催着我结婚，我就决定回安徽老家了。”他现在的妻子、那时的女友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高正回到了安徽老家。两个人在家结婚后，高正带着妻子南下广东打工。

　　“刚到广东的时候，想着能找到一个包吃住的工厂打工就可以了，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再说。”可在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一个月，高正听说不锈钢厂挣钱多，他便辞了工作找到了一家不锈钢厂打工。

　　在不锈钢厂学会了技术，高正又琢磨着怎么能用这个技术挣到更多的钱。一年后，他和妻子承包了这家厂子的一个车间，一干就是三年。“那时候挣钱好像不是很难，有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回忆起当年打工挣钱的日子，高正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不锈钢市场一下子变得不景气，高正看在广东无法继续挣到钱，他听说在无锡做不锈钢门很赚钱。那一年，他带着妻子和一岁的女儿来到了无锡，办了一家不锈钢门厂。凭借着在广东练就的这一手技术，高正很快便在当地不锈钢门市场中脱颖而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虽然我是个农民，但还算是个有点头脑的农民。19岁开始在外打工，我经历了大起大落，也学到了好多知识和技术。”

　　多年在外打工，高正笑称自己已经被“同化”成了城里人。“其实我知道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民，这是再怎么样也改变不了的。不过在外面这些年的确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没有这些年的经历，恐怕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劣质奶粉这件事。”

　　“吃奶粉还能吃出病来?”

　　从大兴安岭到广东，又从广东到无锡，在外漂泊了近10年后，高正感觉累了，恋家的思绪油然而生。经过多方考察，2002年年底，他率先在村子里办起了一个养殖场。波尔山羊、肉猪、鸭子，高正瞄准了当地养殖业尚未起步的契机，准备大干一番。

　　建养殖场地、买畜禽良种，正在高正忙乎自家养殖场时，2003年8月，小奥强出生了。由于妹妹一直没有孩子，高正把这个出生仅10天的儿子过继给了妹妹。由于妹妹没有母乳，小奥强吃的一直是奶粉。

　　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孩子满月后女儿才能回娘家。满月后的第一天，妹妹就带着儿子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娘家。这时，高正看着自己的小外甥白白胖胖的，心里很是高兴。但高正的妻子却发现这孩子好像有些过胖，而且不像是那种健康的胖，头大，四肢小，她把这种担心告诉给丈夫。随即，高正从妹妹怀中抱过孩子，仔细打量着外甥，发现的确是有些不对劲，但一想，还是观察几天再说。

　　10月24日，高正突然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哥，娃儿发高烧两天了，你快过来看看吧!”丈夫在外面打工，孩子突然生病，做妹妹的自然想到了哥哥。高正一听，急忙来到妹妹家，抱起外甥就来到镇上的卫生院。在卫生院看了两天，外甥的病情不见好转，高烧持续不退，高正觉得这样不行，建议赶紧把孩子转到市里的大医院。

　　26日，高正夫妻俩带着妹妹和外甥直奔阜阳市人民医院。一进诊疗室，距医生还有一米多远，就听医生说：“又是一个吃假奶粉的孩子。”高正听了以后感觉很纳闷：“吃奶粉还能把孩子吃出病来?”但医生对小奥强“营养不良综合并发症”的诊断，让高正开始对奶粉起了怀疑。

　　因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童病房的患病儿童太多，根本没有多余的病床，妹妹只好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打吊针。高正觉得这样不是办法，第二天就转到了太和县中医院，继续治疗。在医院里，除了外甥是受害者，还住着其他因食用劣质奶粉而受害的婴儿，而这些孩子食用的劣质奶粉并非同一个牌子。高正在医院里简单了解了一下，竟然有近20种不同品牌的劣质奶粉。看着这些不会说话的孩子们，他开始意识到劣质奶粉的危害性。

　　“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没钱治病孩子就只有等死”

　　看到仅有两个多月大的孩子遭这么大的罪，高正最初只想着设法把孩子的病治好。然而两件让他终身“难忘”和“愧疚”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发誓要将劣质奶粉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小奥强住院的第二天，病房里又来了个跟奥强差不多病情的孩子，看样子就知道他们家里经济条件很差。为了给孩子治病，父母带来了家中仅有的2000元钱，一个晚上下来就花掉了1500元。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父亲问医生要多少钱才能治好孩子的病。当时医生指着我说：‘你娃的病和他的娃一样，他们已经花掉两万多了，还没治好。’当晚，那女婴的父亲将孩子身上的氧气管一拔，抱着孩子偷偷地离开了医院。看到他父亲拔掉氧气管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如同刀割般，恐怕孩子还没到家就不行了。可像这样经济条件的家庭在我们那里实在是太多了，没钱治病孩子就只有等死。”谈到这里的时候，高正紧锁着眉头，手里的香烟一支接着一支。

　　在这期间，另外一件让高正愧疚终身的事，让高正下定决心揭开假奶粉黑幕。“听说小奥强在阜阳治病，我最好的朋友贾皓带着妻子和刚满月的孩子从太和县赶来医院探望。晚上9点多，他们说要回去了，我把他们送出病房。可过了不到20分钟，贾皓满脸是血地又跑回来了。他们在医院门口被车撞了，刚满月的孩子一头撞到地上，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当时我站在死去的孩子的病床前，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奥强病危通知书下了几次，我只掉了几滴泪，这次我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泪水了。那天晚上，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劣质奶粉赶出阜阳市场。”

　　“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当高正把这一决定告诉家人后，没想到却遭到了家人一致反对。老实巴交的父母担心高正为此得罪人，事情闹大了，一家人会遭到报复。就连妹妹也劝他，找到经销商看能不能赔点钱就算了，毕竟孩子治病要紧。

　　“如果小奥强挺不过来的话，加上两个已经过世的孩子，假奶粉让我看到了3个活生生婴儿的死亡，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换了别人经历了这些事情也肯定觉得恨得要死，不为我自己的孩子，就是为其他两个无辜的孩子，我也坚决要把劣质奶粉查清楚。”高正对记者说。

　　“没想到这事还真麻烦”

　　孩子的病到底是不是由奶粉质量引起的，医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确与奶粉有关。高正想到了拿奶粉到有关部门去检测，看看奶粉到底合不合格。他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检测奶粉，有人告诉他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可以检测。

　　安顿好在医院的妹妹，高正到妹妹家里拿了一袋还没吃完的“伊鹿”牌奶粉，找到了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听说是以个人名义检测奶粉，检验人员很吃惊，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接待过个人来送检奶粉的。出于对高正的同情和敬佩，原本700元的检测费，他们只收了400元。2003年11月18日，检测结果出来了，奶粉蛋白质含量只有6.1%，还不到国家标准的1/3，钙、铁、锌等主要指标也均不合格。

　　拿到了奶粉质量检测结果，高正来到太和县消协进行投诉，同时把这一事情告知了当地的电视台。电视台的记者说，这个节目我们先拍，等经销商赔你钱时，我们再播放。

　　消协经过调查，找来了太和县“伊鹿”牌奶粉的经销商刘玲(化名)。刘玲面对高正提出的49万元的赔偿金额，提出了三点意见：一、你提的要求太高，我无法接受;二、你的事与我无关，你的奶粉不是从我这儿直接买的，你应该找三堂镇的经销商;三、我的奶粉如果有问题，工商局罚我多少钱，我都认，但我和你是不会直接发生任何关系的。

　　消协无法进行调解，高正想到了曾经来采访过此事的阜阳电视台。电视台采访刘玲时，她竟然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们年龄相仿，过去，我们吃的是米粉，不是照样过来了吗?现在的孩子吃奶粉，难道奶粉不比米粉强?我的奶粉肯定没问题。”

　　2004年“3·15”这天晚上，阜阳电视台播放了小奥强因吃劣质奶粉而受害的报道，在当地引起的反响很热烈，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这一话题。可报道播出了好长一段时间，经销商刘玲仍像没事一样继续做着生意。“没想到这事还真麻烦，当地媒体的曝光，人家根本不买账。于是我开始和外地的新闻媒体联系。”憨厚的高正笑着说。

　　“最想走出这个地方”

　　法治人物、维权卫士、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纷至沓来的荣誉，也让高正开始考虑起了自己的未来。高正给记者打了个比方，“我现在感觉就是眼睛被一双手蒙住了，依稀看得到前面有点亮光，可又难以确认方向。怎么往前走我不知道，心里十分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或许我会生活得很简单。”

　　劣质奶粉让高正的孩子受尽了折磨，就是现在小奥强身上还有着当初劣质奶粉留下来的后遗症。而劣质奶粉也让他一下子成为全国知名的打假英雄，有奶粉厂找到高正，希望他能够出任产品的代言人，但被他推辞了。高正向记者坦言，自己曾认真考虑过与厂家合作的事情。“不过这个名声在我看来并不好!”他的语速很快，但态度坚决，“虽然假奶粉案发生在阜阳，但是如果以‘阜阳假奶粉案揭露第一人’的名头去为企业做产品代言，这恐怕会影响到阜阳将来的发展，阜阳的百姓恐怕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称呼。况且那个时候正是全国揭露假奶粉的高潮。小奥强受害索赔的官司也正在准备当中，因此尽管家里的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我还是婉拒了厂方的好意。”

　　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经销商的冷嘲热讽，这些在高正眼中都不算什么，真正让他难受的是家乡有关方面的冷漠。记者在阜阳采访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冷漠，对于高正这个人物，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就连当初高正送检奶粉时，主动提出给他减免费用的阜阳市疾控中心，谈起送检奶粉的经过时也推托“已经记不清了”。率先播出“大头娃娃”的阜阳电视台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听说记者是来了解高正，马上以“不方便提供材料”为由拒绝了采访。

　　“现在大家都拿我和熊德明做对比，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区别的。不过我觉得我们都是‘悲情人物’，我们能出名真的是种悲哀。其实你说谁不希望过风平浪静的生活?我现在最渴望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可是现在媒体已经把我推到了前台。我现在真的是骑虎难下，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大麻烦，当初就不把自己的真名告诉记者了。”在亲朋好友眼中“敢说敢干”的高正，如今也变得谨小慎微。

　　12月25日，高正再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这次我到北京去，不光是参加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的评选，我还要看看有什么好的打工机会。目前这个状况下，我想走出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不管我现在是这个人物还是那个人物，毕竟我还是要养活这个家的，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我的家人。”

　　“这一切改变了我的人生”

　　“从小奥强开始生病到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高正说。

　　12月20日，记者跟随高正回到他的家乡。在他家里，原本养着170多只羊、60多头猪的养殖场内，如今一幅空荡荡的衰败景象，只剩下6只鸭子踱来踱去。为了替小奥强看病，他不得不忍痛低价出售了养殖场中所有的猪和羊。“当初卖羊和猪的时候，正是价格最低的时候。可没钱怎么给孩子治病呢?为了这件事，我老婆在家里哭了半天。”

　　“给孩子看病得花钱，为孩子维权也得花钱，还有意想不到的要打点的关系。这一年来，为了劣质奶粉的事情，我的工作也丢了。没有了经济来源，以前辛苦打拼下的一点家底全部都消耗光了。”谈起这一年的辛苦，高正显得有些无奈，“家里人为了照顾孩子、奔走维权，也没有精力和余钱去重新饲养一批家畜，所以作为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养殖场也就只好被迫关闭了。”

　　他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在小奥强身上先后花去了近5万元，加上维权中取证、上访、打点、路费等几万元，今年他的总支出近10万元。一个生活富足的小康之家一下沦落为负债数万元的困难家庭。问他是否后悔，他顿了顿，点着了一支香烟，平淡地对记者说：“孩子的生命和金钱谁更重要呢?如果能换回孩子的健康，就算要我砸锅卖铁，再负债5万，我也心甘情愿。”

　　阜阳劣质奶粉案在全国被揭露，高正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了。在听说经销商被捕的那天晚上，从来不喝酒的他破天荒地喝了两瓶酒。“经销商被判刑的时候，我也好好地喝了一顿酒，这是我长这么大喝过的两次酒。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如果不找点酒喝的话，就觉得对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