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挖掘格物究理思想方法的丰富内涵，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融合，可以帮助我们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提升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首先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们应充分吸收借鉴古人思想方法中的系统观念，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综合施策，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关联性、协同性、平衡性。

◇格物究理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以行求知、以知促行。应把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中的这种知行关系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岳麓书院（2023年6月8日摄）。陈思汗摄/本刊

日前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方法，有着深刻哲学内涵和广泛思想价值，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也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

这一要求，突出强调了格物究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大意义，为我们理解、把握中国古代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第二个结合”，应继承和发扬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赋予其新的内涵，激发其当代价值。

格物究理“知其所以然”

格物究理，是中国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重要概念。

“格物”的思想，最早出自《礼记·大学》的“致知在格物”。“格物”意思是对事物规律进行研究，“致知”意思是获得知识与智慧。宋代理学家们提出“理”的概念，认为“万物皆是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是有理”，“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将“格物”和“理”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是格物究理，意为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本理、哲理。

格物究理的实质，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格物究理提倡透过现象看本质，搞清楚事物发展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反对那种浮在面上、浅尝辄止的认知态度。通过格物究理，客观外在得以转化为主观内在，以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飞跃。

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内外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很高要求。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能站得高，分析问题才能看得深，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党员干部要掌握的思想方法，归根到底就是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同格物究理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认识问题就是格物，分析问题就是究理，解决问题就是通过格物究理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

深入挖掘格物究理思想方法的丰富内涵，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融合，可以帮助我们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提升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始终做到实事求是

中国古代思想方法历来崇实黜虚，主张唯实是务。做到格物究理，严谨求实也是根本前提。我们党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实事求是的原义，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西汉时期，由于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典籍传承大量中断，以致出现不少伪书、伪经。河间献王刘德是当时重要的经学家，他在典籍收集整理过程中态度严谨、恪守古文原典，取得了很大成就。因此，班固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此作注时，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

实事求是承载着务实、求实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反对夸夸其谈、追求虚名、华而不实。“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这些论述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之道。

魏晋时期，文人学士清谈空论、放纵怪诞，以致国家分崩离析，后世历代都引以为戒，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古人提倡的格物究理，同样排斥虚妄、拒绝空想，追求唯实唯真、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并提出关于实事求是的“四个坚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这“四个坚持”，是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升华，是新时代我们弘扬伟大实事求是精神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实事求是，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首先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理论建设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在推动发展上，树立正确政绩观，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速度质量效率相统一的发展，坚决杜绝哗众取宠、装点门面的假大空做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

在党性修养上，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注重坚持系统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万物的普遍联系，追求事物的和谐统一。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也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应充分吸收借鉴古人思想方法中的系统观念，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综合施策，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关联性、协同性、平衡性。

系统观念是整体论宇宙观的自然体现。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具有突出的整体性，主张“物无孤立之理”，认为万事万物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由此，中国哲学形成了一气充塞、阴阳互补、变化生生、自然天理、天人合一等许多重要思想，体现出典型的整体论、系统论。

系统观念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从整体论宇宙观出发，中国古人形成了许多朴素的辩证观点。比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强调的是万物的普遍联系性；“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强调的是客观世界的运动性；“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强调的是矛盾的转化和对立统一；等等。

基于这种辩证认识，中国古代思想方法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许多典故，都体现出古人对形而上学的摒弃。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到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决策部署都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从系统观念出发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些都体现着中国哲学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有机融合，为我们把握各方面情况、做好各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二十大以“六个必须坚持”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把坚持系统观念的要求同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中的系统论、整体论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有效应对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解决好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使改革发展各项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正确把握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学用一体，经世致用。格物究理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以行求知、以知促行。应把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中的这种知行关系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知行并重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墨子》的“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都体现了知行并重的思想。

宋代朱熹主张知为先、行为重，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他们对知行关系的具体认识虽不相同，但都强调了知行并重、躬行实践的重大意义。

以知促行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最终目的。格物究理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要把思想理念运用于外在实践之中。《礼记·大学》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一个把思想认识内化为道德修养、外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宋明以降，“实学”日盛，强调“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就是要“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为政治实践提供参考借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行合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科学的理论只能从对实践的总结和归纳中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更加深刻地揭示出“知”“行”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这要求我们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坚持知行合一，既要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更要有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自觉；在理论学习上坚持知行合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在干事创业上坚持知行合一，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在风险挑战面前敢于负责、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坚持知行合一，既要着力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又要全面从严要求自己，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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