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热开开放、兼容文化的人而言，安史之乱无疑是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历代最为多元、包容的盛唐一去不复返，文化开始走向保守、内敛。最终诞生了仿佛有自闭症的明清。

反叛并非安禄山长期规划的结果

有些人将安史之乱爆发的缘由归咎于安禄山个人。有人说他天生反骨，有人说胡人不可信。我们细细分析一下两种推测：

第一种显然违反人性。安禄山曾因战败差点被斩首，是玄宗皇帝法外开恩才得以幸免。作为一个死囚，这个时候便想着如何夺取唐朝江山无疑是天方夜谭。无论他的内心是否有对玄宗的感激，都不可能想着怎么夺取恩人的江山。

【安史之乱破坏力惊人】

而且，安禄山在李林甫执政期间，表现的十分驯服，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李林甫的家犬。安禄山许多次从梦中惊醒，嘟囔着“我要死了”。其害怕的对象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这个阶段的安禄山或许为了以防万一在京城派遣了不少间谍，但显然并不会想着夺取这个国家。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安禄山其实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他真正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出将入相。甚至到杨国忠执政为止，他的目标都是宰相的位置。

所以，他坚持长期向玄宗表忠心。同时，安禄山还利用粟特人的贸易天赋聚拢大量财富，除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外，还需要定期和长安的官员“疏通”。因此，安禄山时时刻刻能得到长安方面的最新动向。

有人认为这是安禄山在为自己造反做准备。可是，稍微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的唐朝属于典型的“强枝弱干”。唐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安禄山等边境节度使手中。安禄山着重刺探官场的人员变动和人际变化，本身就说明其志在中央。

但是，这个想法无疑让他与杨国忠成为命中宿敌。后者的才能、人脉完全不如安禄山，但凭借着杨贵妃的得宠成功压制安禄山。甚至让满朝文武都对安禄山喊打喊杀。

如果安禄山仅仅是高仙芝、封常清这个等级的将领，那么最后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可是，安禄山有着其他节度使所没有的一样东西。

第二个原因更不可信。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大部分都是胡人。唐皇也没有因为安禄山的叛乱而怪罪整个外族，甚至还表示自己对中亚的藩属国很好，他们一定会履行封臣义务。事实上，唐朝的预计并没有出错，大部分的外族封臣都愿意派兵前来助战。战争打到后期，叛军一方的将领们都是汉文姓名，不是汉人就是归化人，反而是唐军多是仆固怀恩之类的纯胡人，甚至连汉名都没有。

【安禄山本身是粟特人，但是大部分粟特人站在唐朝一方】

所以，把问题的根本归咎于民族问题非常不负责任。若非胡人的将领和指挥官，唐军也不可能获得平叛的胜利。安史之乱爆发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回溯当年的历史。从盛唐繁华的表现下，探寻动荡的制度基因。

肢体肥大，则藩镇必兴

秦以后，历代王朝都致力于消除封建制度。隋朝开创科举制，将全国的精英人才笼络到中央，算彻底消除了封建的基因。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统治的成本也会越发高涨。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巨大的版图越是巨大，所需要的部队也就越多。朝廷很难再让义务兵通过自费钱粮的手段节约成本。到盛唐时，府兵制度已经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长征健儿”之类的常备军。唐朝鼎盛时期，整个边塞驻扎着49万常备部队以及8万匹战马。

49万常备军所需要的后勤非常恐怖。诚然让驻军开垦田地可以解决部分军需问题，但大部分的钱粮还需后方供应。彼时中国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泥土路，本身也不是盛产大牲畜的畜牧国度。因此，所有的粮草与军饷都需要用民夫进行人力运输。

盛唐时期，吏治已经非常腐败，官僚系统特有的弊病逐渐暴露，严重危害到供给系统。打个比方，说好给民夫一百贯钱作为运输粮食的酬劳。但民夫能到手的有50贯便算官员有良心；前线要吃上好的细粮提升士兵的士气，后方能运来同等份额的粗粮便算官员心系国家。

【唐军中有大批剽悍的胡族战士】

这个问题在后世的明朝也出现过，直接导致明朝中叶以后边军战力锐减，最后举国之力被五万满洲兵吊打。盛唐自然不像明朝那么腐坏，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允许驻军自行募集赋税、士兵。用现代的术语解读，唐朝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度，中央不再干涉地方的军事、行政换取节约统治成本。

在政策实行的初期阶段，效果前所未有得好。长安朝廷歌舞升平；边关要塞武德充沛；中央地方和睦协调。从这方面看，恢复封建制也是双赢的办法——但前提是政治操作不要让人智熄。

盛唐时大部分的藩镇只有军事领域的管辖权，但没有司法裁判权和监察权。偏偏安禄山还兼任转运使和采访使的职务。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君臣关系相对和睦，政治比较清明的前提下，朝廷可以省去许多人力成本与行政资源。但是，当附庸关系破裂时，同时执掌军事、行政、监察的官员立刻就能将自己的辖地变为国中之国。

基层的制度变化与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

上层建筑的判断失误让东北藩镇形成国中之国；上层建筑的掌舵人因政治斗争和“出将入相”无望而愈发与中央离心离德。但相比上层建筑的貌合神离，基层士兵、军官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如果基层的士兵和将官不愿意追随安禄山，那么他很难掀起一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叛乱。

【唐朝士兵十分跋扈，动辄和节度使对着干】

在唐初，基层士兵基本是义务兵。初唐并没有“军”或者“营”这个基层编制，只有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镇戍”来完成。这种镇戍的编制人数很少，往往维持在1000人左右。真正负责战斗的唐军是由“行人”组成的“兵募”。虽然名字里有个“募”字，但都是官府强制征收的良人，本质依旧是义务兵。

【早期唐军并没有职业部队】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应对西北的突厥、吐蕃和东北的契丹。“军”作为一个军事单位正式成立。军队中特别能打的被留下来作为职业士兵，也就是唐代的“健儿”。唐军开辟多个边塞战区，并设置节度使管辖，成为日后藩镇的雏形。

作为藩镇的基层骨干，健儿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1.内地赶到边塞从军的良家子； 2.归化的外族。由于边塞地理位置的特殊，还会招募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协同作战，这种部队被称为“藩兵募”。除此之外，唐朝皇帝还有“可汗”的封号。用西方的头衔法称呼唐朝的皇帝，可以给李唐帝皇上各种尊号“中原的皇帝，突厥人的可汗，佛教的保护者，契丹人的封君”。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唐朝皇帝和胡人以古老的封建法维持彼此的关系。在边塞唐军行动时，响应封君号召而来的胡人以部族为单位作战，在汉文史料里被称为“城傍军”。

【强悍的中原皇帝一般身兼汉人的皇帝与塞外的可汗二重身份】

随着唐朝领土逐渐扩大，李唐不得不设置了大量节度使去“节度”这些部族。在封建法中，这就是封君将自己的宗主权下放给下级附庸，从而形成树状的依附体系。按照“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东北地区的契丹、渤海、奚等少数民族都属于安禄山的藩属，不再是李隆基的顺民。这种迥异于秦以后中原政治的模式让许多汉人士大夫摸不着头脑，只知道“城傍军”追溯安禄山集体叛乱。其实在东北地区的胡人看来，他们根本不算叛乱，只是跟着自己的主君而已。

【胡人和汉人的许多冲突，本质是封建法思维与集权思维的冲突】

被直接招募到唐军中的“藩兵募”则属于传统的雇佣军。他们的思维也十分简单——谁给钱听谁。在中央下放财政权后，安禄山又利用自己的经商才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河北道全盛时期，财政收入占据全国收入的1/3，不得不说安禄山确实敛财高手。

被安禄山招募的胡人只知道自己拿的是安大帅的军饷，对中央的李家缺乏最基本的认同感。所以，跟随安禄山造反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事实上，那个时代谁给钱听谁是胡汉通行的法则】

汉人将士也厌恶中央

既然胡人士兵不靠谱，那么安禄山麾下大批的汉人军官、士兵。根据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包括范阳在内的大部分藩镇都以汉人将士为多。这该作何解释？其实汉人虽然在向心力上比习惯封建制度的胡人更强一些，但也抵不过一个“穷”字。这里的穷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而是“穷途末路”之意。、

初唐时，士兵地位低下的问题就跃然纸上。《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大致意思是这些大头兵虽然在法律上可以与公卿平起平坐，可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连基层公务员都不如，甚至和仆人接近。

【雄赳赳的武士形象从不属于大头兵】

到了盛唐时，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新唐书.兵志》记载“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翻译成大白话，各个“折冲府”（唐军的基础军事单位）好久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从军之人升迁困难，士大夫们都以入伍为耻。

【很多人幻想的踊跃参军的唐人，并不存在】

虽然按照法制，他们依旧可以身着三品大员才能穿着的紫袍招摇过市。但在世家出身，通过科举上位的“衣冠子弟”眼里，他们不过是下等的丘八而已。

对于东北方向的士兵而言，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在朝廷将财政大权下放各地节度使前，唐军的政策是“西攻东守”。处于攻击方向的西北军有着东北军三倍的军饷，这极大地增加了东北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对范阳三镇的士兵而言，安禄山真的是大救星】

在安史之乱后，投降朝廷的田承嗣还给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等人建造了庙宇，让他们享受香火祭拜。一直到公元773年，唐代宗才成功将这股“错误思想”纠正，砸毁了庙宇。但是，范阳三镇的士兵和他们的后裔依旧称呼安、史二人为“二圣”。朝廷为了彻底镇压这股思潮，下令刨开安禄山的坟墓，并砸毁他的棺椁。结果导致当地产生极大的民愤，须知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60年。可见安禄山或许不是忠臣，但他真的是士兵们的保护伞。河北的基层士兵十分感激安禄山帮他们养家糊口的恩德，哪怕过了三代人依旧如此。

结语

唐朝下放行政、监察的权利给节度使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转变了制度却没有转变思维，朝廷依旧以中央集权的思路对待真正封建化的节度使，造成双方上层离心离德。朝廷对基层士兵的苛责让基层将士只认安禄山不认李唐，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不从制度入手，不重视地方和基层的情绪，最终定会祸及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