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来自上海赴鄂医疗队危重症状护理小组的口述实录。 

掩映在张公堤之侧、黄塘湖之畔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当地居民眼中，是一所很牛却一辈子不想用上的医院。不仅因为它的百年历史和拥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而是在这里，入院者会接受隔离治疗，家属和外人一律不得探视。

悄无声息的改变仅仅发生在一个月前。当新型冠状病毒从十公里外的华南海鲜市场对首批七位人类宿主发起攻击后，它们就把这里作为嘲笑人类无知的最前线。

 一个月内，数以千计的感染者中，那些有可能被病毒发起致命一击的人被转诊、收治到这里，从个位数到百位数，带着斑白的肺，带着求生的本能，带着活下去的希望。

一个月内，金银潭800名医护人员有10人左右被感染或疑似感染，没有人后退，甚至来不及流泪。

一个月内，救护车和殡葬车呼啸而来或是沉寂而去……但20名、37名——康复出院的数字，仍然在倔强的生长。

生长的还有驰援者：

1月26日，第一批上海医疗队136人和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150人接管共五层隔离病区；

27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1名医护人员抵达； 

29日，江苏医疗队；

2月2日，福建医疗队……  

在逆行至金银潭医院的队伍中，我找到了其中三名护士，她们是来自上海的第九人民医院南院门诊护士长江雪、肺科医院重症呼吸科护士王箐、奉贤区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海红——上海医疗队北三区危重症护理组的同组成员。力图藉她们的口述，呈现在救治“风暴眼”中的抗争和希望。

她说，他们做了能做的一切……

U形长廊两边的一间间普通病房，一台台简易的设备，冰冷的，甚至因为氧气管道压力不够，有时会影响到呼吸机的带动。

刚进入北三区重症隔离病区时，我确实有些震惊。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ICU病房，由于ICU病人与普通病房病人状况不同，病房格局设计、环境要求、病床功能、周边设备等，都是不同的。

比如层流设备，ICU的防污染要求比较高，要考虑使用层流净化，减少感染几率；比如ICU内是一个大的开放空间，同时应设有多种气体管道，最好使用中心供应氧气、中心供应空气、中心抽吸真空；比如温度要维持在24度左右……

但我能看到的，是U形长廊两边的一间间普通病房，一台台简易的设备，冰冷的，甚至因为氧气管道压力不够，有时会影响到呼吸机的带动。

“你们也是上海来的吧，”有个声音问我，她是金银潭医院的护士，为了协助交接，她陪着我们医疗队另外一组护士已经上了8个小时，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就这样和她隔着口罩和防护衣对视着，点了点头，我看得出她在努力地笑，眼睛红红的。那天晚上，因为不放心，她又陪了我们一小时。

她告诉我，病人太多（截至2月2日10时，在院病人581人，其中重症157人，病危108人），ICU病房远远超负荷运转，只能把普通病房进行简易改造。她说，他们做了能做的一切……

那天凌晨1点多她才起身回家，骑40分钟的自行车，第二天早晨还要去其它病区。

谁也没想到，第一次相识便成了生死之交……

首日上班时，大家照了张合影，约定等到胜利那天，买上最好看的衣服再拍一张，一个也不能少。

我知道自己分在危重组，是抵达武汉驻地的第二天。没有人关心自己分在哪个病区，在接管的前24小时，每个人来得及做的就是反复学习防护操作视频，反复练习。

在驻地酒店的窗户旁，可以看到一街之隔的金银潭医院，马路上空空荡荡，时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

医院的环境还是不错，楼与楼隔得很开，行道树郁郁葱葱。从大楼的密码门进去，先是缓冲区，再经过三道隔离门，期间我们进行消毒、换上手术衣，再逐层穿上全套防护装备，最后进入“战场”。

上海医疗队危重护理小组之一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区

医疗队的危重护理组分了几个小组，包括后来从北二区普通病房增援过来的十几名同伴，每组平均8人，负责27名重症患者。

我所在小组的7名姐妹和1名弟弟，来自上海8家医院，防护服的前胸后背，相互写着名字，大家没有想到第一次相识，第一次来武汉，便成了生死之交。

首日上班时，大家照了张合影，约定等到胜利那天，买上最好看的衣服再拍一张，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知道自己在与死神抢人……

而对于我们，只要病区还有27个数字，那就是生命，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27名重症患者是个相对固定的数字，因为不可避免的在某个时刻，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又会住进来。一些病房，窗台上会放着手机、钥匙之类的个人物品，它们在等待着消毒后，回到亲人的手上。

而对于我们，只要病区还有27个数字，那就是生命，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新冠病人的早期发病并非来势汹汹，但往往在后期会出现加速度，那是一种多器官衰竭的状态，我们的医生把它叫做“炎症风暴”。看得到的表现就是氧饱和度，正常人是95-100，这里的病患危急时会掉到六七十。

我们的操作非常多，ICU的救治是一个团队配合的工作，由于来自不同医院，在上班头几天，不仅要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行细微的操作，而且相互之间需要尽快磨合，我们知道自己在与死神抢人，我们只有也必须变成像一个人那样高效。

联合救治也发生在不同医疗队之间。就在前天下午的北三区，一位病人氧饱和度瞬间掉到60多，几层之隔的江苏医疗队值班医生接到任务，紧急与同在金银潭的福建医疗队医生赶过来，在上海医疗队陈德昌医生的带领下，联合会诊，5分钟内完成插管操作，然后用ECMO（人工心肺）成功实施抢救。

虽然我们这组因为上夜班没有加入到这场战斗，但这是我们整个医疗队的一次胜利。

只要他们还在努力呼吸，所有人都不会放弃……

说“没事”时，却往往是最难受的时候。你们就是孩子，疼了就会哭的孩子……

病房中，更多的时候是沉寂。哪怕每一次喉头的蠕动都伴随着一阵咳嗽，我听得出，这些咳嗽是那么无力，像是连沉寂都无法冲破。

27个重症病人，他们带着吸氧面罩，带着高流量吸氧面罩，甚至上着无创呼吸机，在没有操作的时候，我们就盯着病床边的仪器，看着氧饱和度的数字平稳或是变化，隔着面罩，我们看着他们的眼睛，知道他们在努力呼吸着，我们会对着他们点头，会翘起大拇指，只要他们努力，我想所有人都不会放弃。

努力不会是永远保持积极的，我上班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个病人从便盆提起装着大便的塑料袋，没有任何目标地扔出去，我们其实是有准备的，在与金银潭护士们进行交接时，对于哪一床可能有情绪的波动，哪一床的体征状态是好是坏都有详细的备注。

尽管由于人手紧张，没有护工没有卫生员，护士承担了大量的生理护理工作，但我能感受到，他们正在试图用更积极地方式与我们交流。

有一晚，一位年过六旬的病人尿湿了病床，我走过去给他擦洗后重新换好床单，过了5分钟，我看到他的病床又有液体流出，我拿好新床单刚把他面罩摘下，老人就不停地扇自己耳光，颤抖着喊着“我没用，我没用”。

当时我就掉眼泪了，不敢摘下面罩和护目镜擦，只能不停地去抓住老人的手，说“没事，没事的”……在北三区病房里，我和同事们时常会说这句话，说“没事”时，却往往是最难受的时候。

27张病床中，还躺着一位医生。他是武汉其他医院的骨科大夫，感染后转诊到这里。在头几天，他会招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设备放在哪里，哪床的病人需要多看看，在他感觉舒服一点儿时，还会在摘下氧气面罩，跟病房里的老人们聊天，一次，我听到他说，你们就是孩子，疼了就会哭的孩子……

其实，在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中，我们都是孩子，病人痛苦的时候，会蜷缩在床上，仿佛想让自己的痛苦挤压得小一点，再小一点，他们还会侧着头相互看着，尽管他们互不相识，甚至为了张大嘴努力呼吸，大多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一个都不愿掉队，都想穿着最好的衣服，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出去。

我也会难过，但至少还可以站在病房的窗边，在他们都睡去的时候，抬头望着夜空，有时望着望着就会忘了难过。

20个小时前，那是凌晨的5点，我们刚刚阻止了一位拿着枕头自杀的病人，他年纪有点轻，我们陪着他聊了好一会儿，直到他平静下来……

下了班，我又一次走出北三区，和同伴走在回驻地的路上，那是条布满了碎石的路，很黑，有点长，有潮湿的空气，有仿佛带了泪的露水。

我知道这里还有清澈的湖水，还有安详的民居，再过些日子，可能还会有烂漫的樱花，有开着摩托的快递员，骑着车上班的人，他们摘下了口罩，阳光会照在他们脸上，照在我们所有人的脸上。

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里留下一段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回忆，

每一段回忆都会含着春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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