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唐王朝波澜不惊的进行了一些高层人事上的调整，杜佑退了二线，杜黄裳分工调整到了河中地区，宰相班子里新增加了武元衡和李吉甫二人。

唐宪宗可以算是唐王朝最幸运的皇帝，至少在人才方面就从来不缺，杜佑、杜黄裳之后有了武元衡和李吉甫，后来又有了裴度和李愬，这才是国家“中兴”的基础。

回望过去一年，唐宪宗的皇帝生涯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夏绥兵变兵不血刃平息，蜀中刘辟之乱中央政府全胜，各地藩镇也没了几十年前坚决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勇气，不少节度使放弃兵权请求入京朝见，形势一片大好。

唐宪宗景陵

“中兴”的雏形

补充了新鲜血液的唐王朝决策班子，体现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于是，元和初期，对于藩镇一些措施都很快得以实施。

其中的核心是两条，第一是明确了节度使辖区内的各州郡刺史有独立行事的权力，而非节度使的属官，从朝中外派到州郡当刺史的一批中级官员，更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第二是建立了节度使轮岗制度，在很短时间调整了三十多个节度使，有些节度使索性放弃兵权到朝中任职。当时各地节度使甚至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全唐文》白居易表）的地步，朝廷权威大涨。

当时唐王朝共有四十八镇节度使，虽然尚未触动河北三镇等少数强藩，但明显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区域在扩大。

这段时间李吉甫是首席宰相，他不但力主削藩，更是强硬主战派的代表。其他重臣也大多是维护中央政府权威、支持削藩，与李吉甫比较，无非是手段和方法上略有差异。

上下同心，则无往不利。

宦官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在削藩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隐藏在暗处的势力浮出水面，他们就是宦官。

宦官势力对于削藩是持中立甚至是支持态度的，毕竟唐朝的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所有权力都来自皇帝的权威，只有有了强大的皇帝，才能有宦官的权势和地位；

从唐宪宗的角度来说，宦官是自己最亲信的身边人，是制衡和监督朝臣的重要力量。而且宦官说杀就能杀了，或用或弃，都是皇帝的家事，不像处置大臣要走各种正规程序。也正因为此，唐宪宗认为对宦官的批评意见就是针对自己。

李吉甫这些宰相或重臣，虽然对于宦官们掌握军权、影响朝政表示不满，但并未采取针对性的具体行动，努力团结大多数人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修养，在藩镇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宦官问题可以放一放。

但一次偶然事件，揭开了元和初期这个疮疤，把宦官势力推到了朝臣势力的对立面。

青年人的不成熟，好心办了坏事

元和三年（808年）人才选拔考试中，包括牛僧孺、李宗闵在内几位青年官员，在策论中把矛头指向了宦官，明确提出宦官干预朝政是朝廷的重大错误，“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旧唐书》）。

这就是青年人的不成熟，这些连权力边缘都没有触摸到的青年官员，不了解其中的博弈过程和各方实力对比，就试图改变国家既定的大政方针和权力结构，只能说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绑架。

当时的唐王朝，如果说藩镇问题是癌症级别，那么宦官问题顶天也就是牛皮癣级别。

而且无论藩镇或是宦官，问题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与突发性事件有本质区别。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同时，揭穿某些人捂盖子的行为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而宦官这种不致命的慢性疾病，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揭破了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宦官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小子对自己群体的攻击，于是，利用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放大了这件事情，而且反击又快又狠。

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宰相——裴均，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裴均是唐朝有名的奸臣之一，在宦官扶持下才当上的宰相，相当于是宦官势力的代言人，一直想取李吉甫而代之，有了这么个机会，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下。

于是，裴均向唐宪宗上奏，说这几个青年官员的策论是李吉甫指使的。唐宪宗虽然是唐王朝排前列的优秀帝王，但仍然不能摆脱多疑这种皇帝自带的属性，李吉甫在他心中的信任程度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这件事情李吉甫也是有责任的，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既没有对唐宪宗解释自己的态度，又没有对这几个青年官员施加援手。这就是李吉甫在性格上的一贯强硬带来的政治觉悟欠缺，给了裴均这样的小人从中搞事儿的机会。

李吉甫一生中的最大错误，幸好皇帝还不错

既然李吉甫对此事一言不发，那么他与唐宪宗的隔阂就加深了，不但几个青年官员被处置，涉及到的一批官员也大多被贬，李吉甫也在几个月后外放到淮南任节度使，宦官们势力大涨。

此事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并影响到了李吉甫的儿子——晚唐最优秀的政治家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的“牛李党争”，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根基。

当然，唐宪宗也不会允许宦官势力一家独大，新任命的首席宰相裴垍【jì】也是个名相级别的政治家，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优秀官员，元和后期的名相裴度就是这次被提拔为起居舍人，开始进入了朝廷中枢。

包括李吉甫，虽然被外放，但淮南的重要性远超一般。元和二年李吉甫统计唐王朝的家底儿，编撰了《元和国计簿》，其中就提到全国295州中，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江淮、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而不服从中央号令的藩镇控制下的十五道71州不但没有赋税上缴，连户口都不申报。

此前一年，武元衡也被外放到蜀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蜀中这块唐王朝的大后方也需要重臣镇守。

这都说明唐宪宗这个皇帝还是有原则和判断能力的，比他爷爷唐德宗动辄处死重臣要强多了。

后来李吉甫还编撰了这部《元和郡县图志》

险些让大唐中兴夭折的削藩之战

宦官与朝臣势力的消长，很快就有了结果。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

河北三镇多年不服从中央号令，都把自己的嫡长子任命为副大使，已经是父死子继的割据架势。这次就是王士真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节度留后，并通知中央政府备案。

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唐宪宗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说不的能力，准备拒绝王承宗的要求。

但首席宰相裴垍及几位重臣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并非是对削藩之事表示反对，而是认为当时还不是解决成德问题的最佳时机。

三年前，在平定蜀中刘辟之乱的时候，河北三镇紧邻的淄青镇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唐宪宗同意了淄青镇父死子继。此事仅过了三年，如果现在拒绝成德的要求，成德必反。

而且河北三镇割据已久，又是联系密切，一反皆反，这可就不是成德一镇的事情了。说白了，这些朝臣还是认为朝廷的实力不具备干净利落解决河北三镇的能力，应该先挑软柿子捏。

掌军宦官吐突承璀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只要有了皇帝的允许，自己率领神策军就能削藩平叛，不但自己能够从中取得巨大利益，还能代表宦官群体压制朝臣势力。于是，吐突承璀主动要求率军讨伐。

此事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和讨价还价，终于在元和四年九月矛盾激化，王承宗不接受中央关于分割成德镇的命令，唐宪宗下诏出兵平叛，河北大地在三十年前唐德宗四镇之乱后再次重燃战火。

唐军的统帅果然是吐突承璀，虽然在朝臣反对下，吐突承璀没有所谓的大总管职衔，但仍然是实际上的唐军总指挥。

吐突承璀简历上并无任何领军的记录，更没有与敌人作战胜利的战功，顶多是会练兵。而且，显然此人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奇才，没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另外，各路藩镇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号令围攻成德，但以河北三镇另两镇为代表，都是出工不出力，成德军把重点放在神策军方面，吐突承璀连战连败。

一直到元和五年七月，多半年过去，唐宪宗眼见取胜无望，只得无奈退兵，成德镇也在表面上表示了对中央的服从，此战以不了了之告终。

动用了二十万大军，耗费国帑700多万缗，几乎一无所获，成德还是原来的那个成德，皇帝却不再是之前平定蜀中之乱威震天下的皇帝了，刚刚树立起来的权威又被动摇。

尤其是没能取得胜利，没有足够的战利品和地盘赏赐参战的各路将领，这些将领认为是白忙活一场，下一次再有军事行动，这些将领的服从性更是要打一个折扣。

成德事件之后，唐王朝的中兴似乎就此断绝，唐宪宗将走上自己爷爷唐德宗的老路，后半生不敢再提削藩二字。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唐宪宗再次下定了决心，还是要李吉甫为相。于是，元和六年（811年）春正月，李吉甫入京二次为相，大唐中兴终于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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