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传清初著名画家王翚的肖像不止一幅，但真正能够反映其形神的作品，是与他相识多年、以肖像画称著的禹之鼎所绘《骑牛南还图》。

本文通过叙述王翚请禹之鼎创作《骑牛南还图》与遍邀名流、友朋题诗的情况，阐释了像主和创作者各自的企望，同时，画家对像主还乡心情的体会深刻，也终令画作得以完美呈现。

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考略

清初的王翚，以集唐宋以来诸家之大成、融南北画派为一炉的绘画成就而享誉盛名。康熙三十年（1691）王翚北上京师主持大型宫廷绘画工程——《康熙帝南巡图》卷的绘制，这一工程令他更有机会结交权贵、名士，声誉日隆。《南巡图》完成后，王翚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南返家乡常熟，并在此前请当时的肖像名家禹之鼎绘写《骑牛南还图》（以下简称《南还图》），记录荣归故里之事。尽管此图原件已佚，但从保存在常熟博物馆的作品拓片中仍能看到原作人物、布局、题跋等大致情形。

本文拟以《南还图》拓本〔图一〕为线索，对此图及其创作缘由和意图作一考索。

图一 清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卷拓片（局部）常熟博物馆藏

（一）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王石谷离京，自水路南还，九月抵达故乡常熟。此年二月之前，石谷的莼鲈之思当已泛起，邀请与他合作多次、以写真闻名的禹之鼎为自己绘制肖像，且广求聚于京华的名宦、佳士在画卷之后题写诗文。作品于康熙三十七年花朝前一日完成，名《石谷先生还山图》（即《南还图》）。

石谷回乡后，纂集《清晖赠言》，编次历年得到的师长、友人、弟子的诗文。其卷五收录古近体诗一百二十六首（附诗馀二首），尽是众人为《南还图》题赠之作。按其先后排列，作者有张英、王士禛、王掞、韩菼、王鸿绪、陈元龙、张榕端、潘耒、朱彝尊、姜宸英、张豫章、查昇、吴暻、宋至、王丹林、李玉堂、禹之鼎、狄亿、唐孙华、王撰、王抃、蔡方炳、侯开国、张远、吴士玉、李必恒、张尚瑗、高不骞、杜诏、闵五瑞、柯煜、黄玢、王澄思、曹三才、冯景、汪楩、殷誉庆、魏为圻、周永年、胡直方、王琰、孙旸、冯武、钱曾、归焕、钱良择、曾倬、归鸿、陈逢午、孙杨光、许徹、徐阳、凌竹、荣林、徐釚、陈元龙、侯开国、归焕、蒋廷锡、汪绎、归鸿、汪机、释德立、华胥、胡蕃，共计六十一人，其中陈元龙、侯开国、归焕、归鸿出现两次。

与《清晖赠言》卷五所记不尽相同的是，今存拓片仅有前述部分文人题诗。现将拓片情况简述如下：

拓片画心绘写石谷身着汉装，稳坐牛背，一小僮挑担随后而行，前挑斗笠、酒葫芦、长剑，后携画卷、书函等物。经摹勒上石，原作神采当有减退，然而从人物衣纹流畅自然、僮子形象生动可爱等处，依然可见慎斋的典型画风。卷端右上，慎斋隶书题“石谷先生还山图”，其下楷书“戊寅（康熙三十七年）花朝前一日，广陵禹之鼎敬绘”，钤“禹之鼎”白文方印、“慎斋”朱文方印。自此而左，直至卷末，依次有陈元龙、王士禛、王掞、姜宸英、张英、查昇、王鸿绪、韩菼、张远、侯开国、胡直方、归焕、段誉庆、王丹林、许徹、张尚瑗、魏为圻、黄玢、曾倬、高不骞二十人题诗。

经查，陈元龙、王士禛、王掞、姜宸英（康熙三十六年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张英、查昇、王鸿绪、韩菼、吴暻、王撰、胡直方（康熙三十六年，曾题诗于禹之鼎等《折柳送春图并诸家题咏》册），康熙三十七年二月至七月俱在京师，故以上诸位题诗应在石谷离京南归之前完成。归途过高邮时，石谷为李必恒画《鱼川书屋图》，或许李氏应石谷之邀为《骑牛南还图》题诗即在此时。及至故乡，如凌竹、孙旸、钱曾、张远、钱良择等诸多好友皆有题诗。

《清晖赠言》卷五所记赠诗词者六十一人，拓本上仅有二十人题诗，两者相差四十一人之多。造成这一现象的缘故，或许是部分文人只是受到石谷之邀，寄赠诗文，并未见到原图，无法亲笔题赠。然而，这并不能全面释疑。因为在已知的题赠者中，的确有见到原作，且有机会于其上书写诗作，却最终没有出现在拓本上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此图的创作者——禹之鼎。极少作诗的慎斋为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名宿写出五绝四首，以表送别之情：

琴川花月夜，旅梦每逡巡。行李唯孤剑，归心急似春。

才识空今古，风流老右丞。不因天子重，声价早崚嶒。

廿年师著作，八载快相依。怀抱能知我，图君饮犊归。

自许还山好，宁无卧辙人。白云原聚散，青眼独伤神。

在诗中，慎斋首先拟想石谷归乡情切之心，次者赞扬石谷才识、画艺之高，盛名远扬，再次谈及向石谷求学及两人交游的经历，最后言说送别的伤感。作为画像的创作者，慎斋自然有题诗的便利。即便是其官职及在文化圈的地位难以与张英、陈元龙、王士禛等相埒，无法在接近画心的位置题诗，但从绘毕肖像至石谷离京，时间有四个月之长，待前述名臣、名士书写大作之后，再落笔题诗，应非难事。而今，竟然在拓本上毫无踪迹。笔者认为，个中缘故或应在摹勒原图上石之际找寻。

在拓片禹之鼎署款之下，刻有“六世孙元钟珍藏”朱文方印。王元钟，字虞英，性情和易，善画兰草，偶为友人作便面，着墨不多，颇饶生趣。拓片卷末有“邵士贤摹”朱文长方印。《广印人传》记：“邵士贤，常熟诸生。性兀傲，嗜金石，受业赵次闲，印宗浙派，不轻视人。”据载，王元钟于道光末年在虞山旱北门大街肇建忠壮公专祠、石谷公专祠，咸丰十年（1860）二祠毁于战乱，同治十二年（1873）由其长子王喻梅重建。此图原石或许便是道光末年肇建石谷公专祠时，由王元钟将所藏《南还图》请邵士贤摹勒上石的。因避雍正帝名讳，王士禛的署款与印文都减去末笔“丶”。在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原图尚全，然而原石后世散乱，以致拓本已非全貌；一是其时原图已经散乱，刻石之后，仅存现在拓本的状态。

在苏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能够看到《苏州园林——虞山公园介绍》：“王石谷亭1973年迁建，在园中西部山腰间。亭作长方形，在松风亭上，拾级可登。邑人王石谷为清初名画家。此亭从北门大街50号原王石谷祠中迁来。亭内正壁上原嵌有《石谷先生骑牛还山图》，为王石谷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离开清宫画苑时，宫廷画家扬州禹之鼎为表惜别之情绘赠，后裔孙镌于石置王石谷祠内。此一珍贵文物，已由市文管会取下保存。”据闻，原石现在常熟碑刻博物馆，笔者2017年2月探访，未曾获观。

原图如今是否存世，尚无准确讯息。不过，我们从沈塘临写的《石谷先生骑牛还山图》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晚清沈塘《临禹鸿胪王石谷像》轴，今藏于吴江博物馆（以下称“吴江本”）。此图为纸本设色，纵63.5厘米，横42.5厘米，本幅题“清晖老人小像。原本为禹鸿胪笔，己亥岁（光绪二十五年，1899）杪重摹于鄂中。私淑吴江沈塘识”，钤“沈塘画记”白文方印，并于画心抄录王士禛题七绝、五律各一首（临本将拓本第二首诗末“济南弟王士禛”移至第一首七绝后，并将拓本第二首五律末“济南弟王士禛”缩减为“王士禛”）、张英题七绝一首（临本将拓本署款“弟张英题”，改为“桐山弟张英题”）、陈元龙题七律两首（拓本第二首第二联并无自注，但临本增注“用陶隐居画牛辞征聘事”；拓本诗末句自注“先生临行为余画《茅斋读书图》”，临本末句自注则为“君临行为余画《茅舍读书图》”）、查昇题五律二首。

故宫博物院亦藏一幅沈塘临本（以下称“故宫本”）〔图二〕，图上内容与前者相近，但装裱形式非立轴，而是册页。本幅题“清晖老人小象，禹鸿胪原本，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八月，吴江后学沈塘临于西湖书院”，钤“沈塘临古”白文方印。亦抄录前图王士禛、张英、陈元龙（故宫本陈诗末句自注则为“君临行为余画《茅斋读书图》”，与拓本相同，与吴江本有异）、查昇四人相同诗文。

图二 清沈塘《临禹之鼎绘王翚像》册页 故宫博物院藏

沈塘在吴江本上称“重摹”，说明此非初次临摹，但因其未写明原本出处，故只能留待日后考索。

值得一提的是，石谷之所以能请到康熙朝诸多名士、高官为其题咏送行，与其平时着意经营人脉有密切关系。查阅存世作品，我们能够看到王翚为陈元龙绘《岁寒图》轴（康熙三十二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为王掞绘《仿董巨嵩岳图》轴（康熙三十三年作，故宫博物院藏）〔图三〕、为王士禛绘《溪山霁雪图》轴（康熙三十六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为吴暻绘《西斋图》卷（康熙三十六年作，上海博物馆藏）等。通过爬梳历史文献与图画题跋，我们可知石谷于康熙三十年（1691）初至京师之际，便主动为王士禛“特作长幅及册子八幅”，转年三、四月间，又赠画十幅；康熙三十五年，石谷赠曹三才三幅山水横披小卷，又绘《芝岩图》并书长笺，各极其妙；康熙三十七年，为陈元龙绘《茅斋读书图》。这些不过是笔者目之所及，并非全豹。正是由于石谷平素以画投赠，方有纷至沓来的题咏酬倡，从而成就了《南还图》这一名满艺苑的一段佳话。

图三 清王翚《仿董巨嵩岳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二）

对于王翚北上京师，主持绘制《康熙帝南巡图》之事，已有诸多学者关注。吕晓认为，石谷第三次前往帝都的初衷是尊重王原祁召唤，为王掞的内弟宋骏业传授画艺。机缘巧合，正逢内廷欲延请名家创作《康熙帝南巡图》〔图四〕，蒙王原祁、宋骏业推荐，石谷荣膺大任，前后利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一鸿篇巨制的国家工程。之后的三年，石谷并未立即返回虞山，而是盘桓京师权贵、名流之间，声名日增。不过，在“名动长安客”之后，总有“偏随倦鸟还”的心情伴着他。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石谷终于下定决心返回虞山。在临行前，他周密安排，不仅将自己的画作馈赠于时在京师的名流，如为陈元龙绘《茅斋读书图》等，同时联络、巩固与他们的情谊，为高调离京请禹之鼎绘制《南还图》。

图四 清王翚等《康熙帝南巡图》卷（第十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有一个疑问：石谷的弟子杨晋长于写像，那么石谷为何不选择这样亲密之人图画形神，而选择只在京师结识三年的禹之鼎呢？石谷门下，杨晋大概是唯一精擅写真的高足。康熙十三年（1674），王时敏写下“杨子鹤为余写照题赠”一段文字：“甲寅春仲，虞山子鹤杨兄同石谷归自邗江，扁舟过访。雨窗清暇，为图小影，竟日而成。见者无不骇叹，诧为酷肖。即余揽镜自照，恍若相对共语，呀然一笑。盖子鹤为石谷高足，其于画道，探幽测微，妙得神解，悉用以会通写生，故宜其超轶时流若此。”后王时敏致信石谷，言：“向承吾兄及高足子鹤杨兄有过舍盘桓之订。传神阿堵，子鹤可称擅长。所图小像，神色飞动，见者皆谓宛然如可与笑语，无毫发憾。弟朽骨垂尽，敢祈贤师弟惠顾，再商订一图，贻示后人，则邀爱庇多矣。”]由此观之，王时敏初次邀请王翚师徒为其画像时，三十一岁的杨晋已具极佳的水平，深得王时敏赏识，遂致函请王、杨二人再度绘制。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时敏之孙王原祁在为杨晋图写山水时，也称其“工于写照”，正可与祖父对杨晋的肖像画赞誉之言相互呼应。关于杨晋的肖像画技，从他与老师合作的《杨宾沧浪濯足图》卷（康熙三十四年初秋绘，南京博物院藏）〔图五〕和《徐玫林泉逸致图》卷（康熙三十八年初夏绘，上海博物馆藏），可见其勾写细致，描绘生动。

图五 清杨晋、王翚《杨宾沧浪濯足图》卷（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笔者以为，石谷最终选择慎斋画像，应该有个人的考量。尽管久在身边的杨晋，无论从情感还是画艺均能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但不容忽视的是，相较而言，慎斋在京师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远非杨晋可比。禹之鼎大约早在康熙十八年到京师，虽然官居从九品的鸿胪寺序班，但其居京三十馀年间，陆续为朱彝尊、徐乾学、宋荦、王士禛〔图六〕、陈廷敬、乔莱、王原祁、高士奇、翁嵩年、査慎行、纳兰容若、吴暻、顾嗣立诸君图写形神，从而与京师文化圈内的名流多有往还，并形成广泛影响，得到一时俊彦高度认可。

图六 清禹之鼎《王士禛蚕尾山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从人脉而言，慎斋交游广泛，就画艺来讲，则备受赞誉。再者，石谷与慎斋两人在京师相处愉快，常常同时参加文人雅集，挥毫泼墨，即兴成画。更为重要的是，京师名流已然默认了一种个人行乐图的最佳创作组合——艺苑名宿王石谷与写神圣手禹慎斋。我们不仅可以见到两人合作的此类绘画，如《王掞听泉图》卷（南京博物院藏）、《简庵听松图》卷〔图七〕、《濯足万里流图》卷（以上两件为故宫博物院藏），还能见到赠别共同朋友的作品，如《芝仙书屋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图八〕、《折柳送春图并诸家题咏》册（私人藏）。在《清晖阁贻赠尺牍》里查昇致石谷的两份尺牍，其中谈及已请慎斋画完肖像，希望石谷允肯为其图写山水布景，令我们对当年石谷与慎斋合作的历史细节增加了一份了解。

图七 清禹之鼎、王翚《简庵听松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清王翚、禹之鼎等《芝仙书屋图》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两厢权衡，请慎斋画像，不仅能保证作品质量，更能获得与石谷、慎斋熟识的名流的认可，为此图延请名流赋诗增加了一个筹码。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有学者谈到《南还图》有石谷承继父亲躬耕乡闾的意愿，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久在宦海，常居外乡，际遇坎坷，遭逢寥落，都能引起人们的思乡之情，在作品中寻找旧日的温暖与慰藉，也是常常被人借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与石谷相识的王士禛，康熙三十九年（1700）曾命慎斋为其绘制《放鹇图》〔图九〕，借唐人雍陶《和孙明府怀旧山》七绝一首与传达诗意，表达对于得脱牢笼的白鹇的向往。从众人为石谷所作的题诗可以看到，其中多是“骑马”、“骑牛”之句，借以指代入世、为官与出世、隐逸的两类人生取向，恰恰代石谷说出了内心所想。

图九 清禹之鼎《王士禛放鹇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说，石谷高调南返虞山，延请众人题赠，必有其内心考虑。而他请画家绘制肖像，自然也有宣扬自己声名煊赫、载誉而归之意，当然，也不能忽略他受到当时文苑生活的影响。清初之际，送别时的作图、题赠已经成为了文人交游的一种方式，抒发感情之外，更有借此巩固、拓展个人文坛地位与声望的目的。石谷借鉴这一方式，从而达到扩大声誉、提升艺苑宗师形象的企望。

当张英、王士禛、韩菼、王鸿绪等人留下诗句时，对于石谷而言，其光彩荣耀绝非寻常名家可比，这无疑增加他在画艺之外的自矜砝码。但这并不是石谷的唯一心愿，他归乡之后，陆续邀请居乡朋侪及附近的友人题写诗文，延续多年，其情意不难想见。以其友人曹三才为例，曹氏在为《南还图》题诗中称“荏苒四载惜分袂，焚香展卷曷欣快”。时间回转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曹氏拟于四月还乡，特请石谷绘《春明折柳图》、慎斋绘《故园樱笋图》、费而奇绘《野店听莺图》，并遍请京师好友题诗，合为《送行图》一册，今人称作《折柳送春图并诸家题咏》册。以此推算，曹氏为石谷《南还图》题诗已是康熙四十年（1701），而这距离慎斋画《南还图》已经过去三年了。原本仅是记录一时盛况之举，却被石谷将请人题赠的时间延续到如此之长，即见其借此图维持友情之心可谓细若毛发、持之以恒。

（三）

笔者曾经撰文谈到石谷、慎斋的关系：“就王翚与禹之鼎两人交游而言，慎斋应属主动结交石谷，并时常请教，以致获益匪浅，石谷对慎斋则是以晚学相待，寻常往来，多有指点。可以肯定，两人在京期间，往来殊多，合作愉快，分别之后，偶传鱼雁，音讯未绝。石谷与慎斋关系如是，有若干缘故。首先，石谷年长慎斋十五岁，慎斋以前辈待之，尊敬有加，双方自然和睦相处；其次，石谷在画坛声名显赫，慎斋虽也非无名之辈，但是与石谷相比无疑是逊色不少，艺苑地位造成高低有别；再次，同在京师之际，两人联袂为诸位文士创作行乐图，可谓互做助力，共存共荣。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王、禹两辈画家的友好往来为艺坛投射下一片优雅的光影。”

正因为二位画家的往来不同寻常，所以经过谨慎抉择，石谷决定由慎斋担当为自己南还常熟前绘制肖像的重任。在前文中谈到，石谷选择慎斋有所考量。其实，慎斋之所以敢于接受这一邀请，也因他在两人交游的基础上，对自己图写形神、摹画补景信心十足，这是因为他对山水、花鸟皆颇有造诣。就题材而言，以送别为主题且带有纪实性绘画性质的肖像画作，慎斋具备创作经验，如何表现场景、经营位置、敷色晕染，自然也是得心应手。如其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高士奇绘《江村南归图》卷（南京市博物馆藏），即是明证。

从《骑牛南还图》拓本来看，慎斋在此图上采用的是前代名迹与今人肖像融为一处的绘画模式，显然得到了同为画家的像主的要求。而能够完成这样的绘事任务，首先与慎斋长于摹古、临古密切相关。

石谷所骑的牛的形象取自韩滉《五牛图》卷首第一头牛〔图十〕。对于《五牛图》，慎斋应不陌生。慎斋与康熙年间收藏此图的宋荦殊为熟识，曾为后者绘制过《国门送别图》、《西陂鱼麦图》、《六境图》等画作，笔下的《临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贾阆仙诗意图》、《临黄公望九峰雪霁图》、《得子图》、《折枝芍药图》亦曾经宋氏收藏。与宋氏同为收藏大家的高士奇，在《江村书画目》内记载《自怡手卷》第456号为“国朝禹尚基临韩晋公《五牛图》一卷”。由此或可推测，慎斋摹写韩滉《五牛图》就是从宋氏所藏原本对临而来。

图十 唐韩滉《五牛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将前贤妙墨与当代名士形神合二为一的创作方式，在《南还图》中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慎斋并未止步于此。两年后的夏天，慎斋为同是石谷友人的翁嵩年创作了一幅长卷《溪山行旅图》〔图十一〕，背景按照翁氏要求临写其藏文徵明《溪山行旅图》，并将翁氏策蹇的形象嵌入画中，成为特征独具的佳作。这说明，前述创作方式与观念已经相对成熟。可惜的是，此种方式并未被后来的画家继承，或许是他们没有慎斋画像与摹古并美的深湛画艺。

图十一 清禹之鼎《翁嵩年溪山行旅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慎斋为石谷绘写《南还图》还有一独到优势，就是对还乡之情有着深刻体会。嘉庆道光年间的梁章钜在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内提到：

禹之鼎，字尚吉，又字尚基，又字慎斋，江都人。康熙中，官鸿胪寺序班，非其好也。时有戚畹策骑来招甚急。慎斋南人既不善骑，加以奔促，已委顿矣。至府拜谒未起，即传命写小照。蒲伏运笔，殊有煎茶博士之辱，遂决归计。尝爱洞庭山色，与卜居焉。出都时，朱竹垞先生作诗送之云：“谪官拟向洞庭居，此意沉吟六载馀。君去西峰先相宅，小楼容架满船书。”此《卜居图》殆即其时所作。图前另纸自作画像，身倚钓竿，小楷书自题一截云：“长安车马足风尘，梦想烟波到四旬。何日柴门如画里，翠荷碧竹护闲身。”款云：“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季，余年四十，京邸无聊，拟归卜山居，绘图于后并漫写小照。广陵渔人禹之鼎自题漫志。”案：此图本长卷，卷后题者百十一人皆国初名臣诗老，旧藏海盐吴思庭修家侈为瑰宝，余在江苏蕃任以重价购得之。

慎斋于京师“受辱”，于是决心南下、归隐洞庭湖畔。因此，慎斋作《卜居图》，“卷后题者百十一人皆国初名臣诗老”，竟比《南还图》题咏者多出近一倍。在石谷离开京师的十二年前，慎斋的南归显出黯淡的色彩，与石谷满载辉煌的还山有天壤之别，但两人倦鸟归林的心情是非常相近的。慎斋怀着类似的心情，为自己尊敬的艺术巨擘图写肖像，势必会投入极大热情。何况，慎斋应该能够料到，石谷会倩此作广征名士题咏，图像将备受世人瞩目，自己的声誉亦能随之远扬，于是殚竭心力，尽其微妙。我们现在从拓本上，正可以见到慎斋细致妥帖地表现石谷神采翩然的形象，以形神兼备称之，当不为过。

尽管慎斋笔下的《骑牛南还图》原作现今不知去向，然而从拓本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慎斋为石谷潜心绘制的一幅肖像佳作。这既为后人留存了清初“画圣”、“虞山派”领袖——王翚的形貌，也是一种新的肖像画创作观念与形式的开启；既是慎斋以绝妙画法对名家风范的完美呈现，也是艺苑巨擘与肖像大师交游的重要见证。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