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制度往往被人们忽视，其实监狱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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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宋时期监狱的职能相一致，五代十国时期的监狱职能，也是正在审案进行中的犯罪嫌疑人和等待执行死刑的死囚的羁押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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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科普的历史知识点，古代监狱职能在这点上是与现代监狱职能是不一样的，古代监狱并不是服徒刑的囚犯的羁押地点。
在中国古代监狱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狱政管理，而在狱政管理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两项，决遣的从速与病囚的疗养，即审结案件的进度流程管理与在羁押期间的犯罪嫌疑人的医疗管理。
在五代十国时期，对于审结案件的进度流程管理，各朝基本上遵循“从速决遣、免至淹留”的八字方针，即加快审案结案的速度，避免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羁押在监狱中。
如根据北宋宰相王钦若编纂的《册府元龟》卷151《帝王部·慎罚》中记载，在后晋开元二年（公元945年）五月，后晋朝廷颁布法令：“令所在刑狱，委长吏亲自录问，量罪疾速断遣，务绝冤滥，勿得淹留。”
后晋王朝灭亡后，由后汉王朝入主中原，亦有相关法令颁布。
《册府元龟》卷151《帝王部·慎罚》：“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在狱见系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断遣，无致淹留枉滥”。
此段记载中后汉王朝朝廷颁布法令本意与上段记载中后晋王朝颁布的法令含义近似，同样是要求司法机构尽量及早审理、判决案件，不要使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羁押在监狱中。
在羁押期间的犯罪嫌疑人的医疗管理，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狱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唐王朝针对在羁押期间的犯罪嫌疑人的医疗管理，首创病囚院制度，用来优化医疗管理，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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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周及北宋宰相王溥所著《五代会要·刑法杂录》记载，在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四月，后唐朝廷敕：“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疗理后据所犯轻重决断。如敢故违，致本囚负屈身死，本官吏并加严断”。
而且《五代会要·刑法杂录》还记载后唐朝廷要求：狱卒务须做到夏季每五日洗刷枷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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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北宋史学家薛居正所著的《旧五代史·刑法志》记载，除在医疗方面给予病囚的适当照顾外，如果病囚罪行轻微，后晋王朝时期的法律还规定“仍许家人看候”，即允许病人家属可以逗留病囚院并予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照顾。
从以上记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后唐王朝时期设置的病囚院制度，无疑是在五代十国时期所开创的狱政管理的新举措，是中国古代狱政管理中的一大进步，乃至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一大进步。病囚院制度也为其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影响极其深远。
后周王朝对于病囚院制度的改良以及在狱政管理方面的规定更加细致入微，远迈前代，令宋朝文人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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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五代会要·刑法杂录》记载，在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四月，后周朝廷敕：“应诸道州府见系罪人...仍令狱吏，洒扫牢狱，当今虚歇，洗涤枷械，无令蚤虱，供给水浆，无令饥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主，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亡”。
由上述这段记载我们可知，在后周王朝时期的病囚院的卫生有相当多的细节规定，如要定期大扫除、定期清理刑具，不得有跳蚤与虱子，还要定时供应酒水与正在医疗中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使他们饥渴，这简直和现代疗养院相关规定如出一辙。
更加人性化的是，如犯罪嫌疑人有严重的疾病，不还可以允许病人前来探望与照顾；犯罪嫌疑人没有家属的，则派遣专门的医工进行看护，不能是犯罪嫌疑人因病去世在病囚院之中。
这就是宋朝文人为什么会对后周王朝的病囚院制度连连称赞的原因，不仅如此，抛开病囚院的狱政管理，后周王朝对于居住在普通监狱的犯罪嫌疑人的狱政管理较之前代也有相当大的进步。
据《五代会要·刑法杂录》记载，后周朝廷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月规定：关押囚犯的饮食如无家人提供，由官府按每日2升米的标准供给，严禁狱卒、节级克扣。
对于不幸死于狱中的无亲戚囚犯，则由当地官府提供棺材，并“置砖铭于圹内，立碑于冢上，书其姓名”。
后周王朝的这些做法，无不体现出狱政管理中人性化色彩的在逐步增强，这恰恰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监狱制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更为难得的是，这对北宋朝的士大夫们有很大的启发，也因此对北宋王朝的监狱制度及后世王朝的监狱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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