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国上下正同心协力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因为疫情，一百多年前，“鼠疫斗士”伍连德以一己之力抗击东北鼠疫的传奇经历再次受到关注。

伍连德

前段时间，“品读”栏目曾刊登《伍连德——首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一文，对他的传奇人生做了详细介绍。熟悉此文的读者应该知道，伍连德当年创办的北京中央医院，一百多年来，一直发挥着作用，为这座城市的人民带去健康。它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历代帝王庙西侧）。

北大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1915年，北京中央医院开始筹备，1918年，医院正式开院接诊，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伍连德对这座医院的期望和评价甚高，“这是我为其付出了最大精力，苦心持续奋斗4年的医院，因为我意欲在中国将其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医院

近日，笔者翻阅《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自述》一书，其中有章节记载了伍连德修建北京中央医院的详细经过，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07年，28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应清廷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请，来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副校长），由此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1910年冬，东北暴发了罕见的鼠疫，数万人在瘟疫中死亡。31岁的伍连德受命奔赴疫区，在4个月内扑灭疫情。疫情结束后不久，在奉天（沈阳）举行的世界鼠疫研究大会上，伍连德获得了“鼠疫斗士”的称号。

获得极高荣誉的伍连德，并没有居功自傲。相反，他利用由此获得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比如，1914年，伍连德到上海，为筹建本土医学社团而努力。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等21人在上海宣告中华医学会正式成立，颜福庆为首任会长，伍连德连任1916年和1917年的会长。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狙击新冠肺炎最前线的钟南山院士，是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三届会长（2005年-2010年）。

在伍连德的这些努力中，他最在意的是在中国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1915年初，这个愿望有了进展。

这一年，伍连德拜访了当时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周学熙本想在西山修建一所造价10万元的疗养院。伍连德当时即指出，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更迫切的需要是在京城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医院。 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众多官员的认同。1915年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有影响人士参加的会议。出席者有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国务院秘书长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他起草了呼吁公众为建设医院捐赠的公告）、交通部顾问王景春、陇海铁路局督办施肇曾以及伍连德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筹办医院一事有了实质性进展：官员捐款总计11万元，再加上周学熙允诺的修建疗养院的10万元，医院有了启动的资金。同时，地段问题也得以解决：“得到赠送的历代帝王庙旁边一块位置适当的高地，其后边另一块约1英亩的地皮则以2.1万元购置，于是划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场地。”

伍连德被任命为荣誉医务总办，“除财政之外一切事物有我主管。”医院由美国建筑公司负责规划设计，还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建筑合同。

不巧的是，此时局势出现了动荡。由于日本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图谋称帝，严重影响了伍连德的募集捐款。这意味着他们在各方面要更加节约。尽管如此，此时的伍连德，内心是快乐的。他记录了当时的生活轨迹：“我每天乘坐私人黄包车，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家中穿过紫禁城，通过两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桥，拐过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黄瓦宫殿，途经1644年起义军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煤山（今景山）。25分钟后，飞快的黄包车便到达了未来的中央医院所在地。我在一棵老树下休息，或走进某间依旧留存在附近的某栋老宅中，享受一顿简单的面条午餐，同时在那里监督建筑工程的进展。”

1916年6月，医院正式开工建设。等打好地基，砖墙日渐增高时，伍连德马不停蹄到香港和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拜访富商，请求他们赞助。这次出行，他为中央医院筹集到3万元。

回到北京后，伍连德请求海关当局、铁路部门、北京税务处、七星水泥公司，甚至还有英国公司如特福德（卫生设备进口商）等给予相关折扣。这些公司也给了伍连德很大帮助：铁路运送货物只收半价；海关和北京税务处准许购入的货物免税；汉阳铁厂供应的钢筋减价20%；施肇曾还安排陇海铁路的会计师来协助。

在医院建设期间，名誉司库施肇曾和伍连德都没有接受任何薪水或报酬，施肇曾还为医院捐赠5000元，伍连德自己也捐了2500元。1917年7月，梁启超接替周学熙出任财务总长后，在伍连德的游说之下，梁启超还从中央国库中追加拨款3万元。另外，海军总长萨镇冰还赠送医院一些外科器械。

1917年12月，在社会各界的诚挚合作下，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医院建成。伍连德感慨万千：“吾国各界热心公益者颇不乏人，由京提倡于先则，各人士必克接踵于后。庶几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驾矣。”

当时，总投资不到50万元的北京中央医院，设有内、外、妇科以及放射科、检验科等13个科室，内设一等病床10张，二等病床20张，三等病床120张。还有电梯、暖气及热水设备，其设计理念、建筑规划以及设备设施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这在北京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所新医院于1918年1月27日正式开诊。开诊的前几天，来此看热闹的人比看病的多，伍连德这样写道：“三天里，全北京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中央医院开办后不久，因为内部权力之争，伍连德辞去医务总办的职务。这对于伍连德来说，是一件痛心的事，为此他到西山八大处修养了四个月。伍连德的离开，也改变了一位年轻人的命运。当时，伍连德有一位助手叫林宗扬，他和伍连德一样，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伍连德离任后，林宗扬申请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学成回国后他进入新建不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34年，林宗扬成为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长。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医院也历经了多次变化，但它一直都是作为医疗机构，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

补 白

伍连德参与筹备协和医学院

众所周知，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初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的。在创办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了多个考察团，考察中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陪同考察团的人选就非常重要，伍连德正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提出在中国建一所综合大学的想法。1909年，基金会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在进行考察后，提出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机构。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有效的医学系统。”这个决定在美国引起了关注。这一年，哈佛大学名誉退休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Eliot）在他的女儿和秘书陪同下，代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访华。伍连德受外务部委派担任陪同，并且回答此一行人可能询问的任何问题。

1914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了一个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该委员会的成员有贾德森（芝加哥大学校长）、顾临（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皮博迪博士（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布里格姆医院医生）等人，伍连德参与了全程引导与陪同。代表团考察了北京和天津的医学院及医院，随后又奔赴中国各地。

他们总共考察了17所医学院和97所医院，并撰写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包罗万象，从中国的总体卫生条件到女医生的教育、外国教会组织和非教会组织控制下的医学院情况、法医学以及北洋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等。

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其中的首要步骤，就是接收北京协和医学堂（成立于1906年，是当时唯一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并将它移交到协和医学院董事会。

董事会还决定购买位于北京东城的豫王府作为新的校址，并雇佣一位美国建筑师为新医学院和医院做必要的设计。

1917年9月24日新的协和医学院开工建设，教育总长范源廉为其奠基，中国现代医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富兰克林·麦克林博士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和内科学主任。

1921年9月19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要员都前来致辞庆贺，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日本以及中国的著名医生。

开幕典礼后，还举办为期一周的庆典活动，在活动期间，医生们发表系列公开讲演，伍连德则受邀宣讲了那篇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学术论文：《论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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