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西医论争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史学界已有不少专门著述，因资料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降。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交锋，波及京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笔者认为，是为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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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与《大公报》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作为伴随医学始终的影子，庸医问题在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期医药职业渐趋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末几年。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借助近代媒体的迅捷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

《大公报》

这一时期中医改良步履蹒跚，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开始在个别城市推行，但多为地方长官的行政命令，往往因人而兴废。 具体到天津，由于卫生管理事权不一，考试中医之举一直未能付诸实践。 当时，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律条文有待健全。 而以公私中医学堂取代传统的师徒授受，组织医药研究会集思广益等一系列努力，也收效甚缓。 对西方文明紧赶急追的新学派，试图丢下中医这个沉重的包袱，中医学的存在价值遭到了质疑。

晚清国人对庸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庸医个体到中医群体，由对中医群体的不信任演化为质疑中医学本身的历程。 宣统三年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作为中西医矛盾激化的产物，展现了这一过程。 尽管中医庸劣只是一种假象，庸医问题严重化的后果——中医及中医学遭遇质疑甚至摒弃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中所关涉不仅仅是中医学的兴废，还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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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在悄然变化，“迩来西医日盛中医日衰”，中医权威地位已经动摇，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中医界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气息。宣统二年底三年初，东三省鼠疫向天津扩散，西方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天津人生活，中医在民间的疗治活动因与近代式防疫不协，招致了新学派的指责和鄙视。

宣统三年春节过后，《大公报》上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的言论处处可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讽刺天津中医妄造猫尿治鼠疫之方。 正月十一日，署名“斯”者首先发难： “尤可异者，近有某报载，某君独得奇方，谓猫尿可以治疫，此法为各大医家所未曾梦及，而某君独言之凿凿，唯其意大约因猫能伏鼠，故有此非非之理想，中国医家每假名义以治病，其无效也可知，今不意竟发明此等新奇之妙药，各报又从而播扬之，呜呼，中国之人格亦可痛矣”。 正月十二日“闲评一”又有人谈： “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有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 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最妙者莫如猫尿一种。 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 是研究尚未入细也。 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 对比这两则材料，我们会发现，十一日指向尚模糊的“某医”次日即具体化为“天津医生”，并讽刺其假托物种相克，臆造的猫尿方狗屁不通，批评的矛头明确而犀利。

稍后正月十五日刊登的白话《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作者“耐久”指斥中医能治鼠疫纯属庸医空谈： “这种疫症，经多少西洋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实在是许多的虫子在血管里作祟，不用说草根子、树皮杀不死他，就是什么烈害的毒药也杀不死他，岂有喝点猫尿，用点人中黄，什么又加上点东壁土就好了？ ……你果有这个真拿手，何不把这方子给那卫生局验准了，是疫的人吃一吃，这不是眼前最容易试验的么，何必背地里瞎吹鬼呢”？ 中医不认可细菌，其能治瘟疫的说法在具体可征的显微镜下失去了可靠性。 正月十七日，《大公报》“闲评二”继续拿猫尿说事： “古人谓牛溲马勃皆医生药笼中物，今猫尿可治鼠疫是医生药笼中又添此一物矣。 吾向尝谓中国医生泥守旧方，多不能发明新理，今观此说始信天下之士未可轻量也。 然方今东三省鼠疫蔓延，外国医生正苦无法医治，若以此项发明新理之医生按名派往，获效必多，不知各宪曾注意否”？ 建议将妄造此谬方的中医纠察出来，送到重疫区自尝其果，言语间极尽讽刺之能事。

实际上，《醒华日报》早在正月十一日即已登明，以猫尿治鼠疫“系转载初九日《中国报》‘民政部临时防疫局正月初五日防疫事项报告’”，和天津中医无涉。 笔者虽未找到《中国报》原文，但从《北京日报》、《帝京新闻》等报刊间接读到了初五日的防疫报告： “山东黄县师范毕业生王钺电称，现獭瘟传染，须臾殒命，以猫尿饮之立愈，蘸蒜汁抹猫鼻即得猫尿，急宜公布大众，及时预防”。 前述正月十一日《大公报》所称“某报载有某君独得奇方”似是指此，只是稍后即被转化成天津医生臆造的谬方了。 十八日，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在《民兴报》上对此也作出回应： “至于猫屎治鼠疫，是某画报上画的，说是烟台传来的，可不是我们天津医家说的”。 黄县为烟台辖区，借助画报该方为不识字的大众所了解，流传面扩大。 实际猫尿治鼠疫的早期记载可追述至若干年前《东三省公报》的“以猫克鼠之奇方”，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五日的《华字汇报》做了全文转录： “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迩来吸带（注： 原文如此）而东奉省亦多闻之，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 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 看来，始作俑者是这位叫做普济子的人，只是当初是猫胆，辗转到山东就变成了猫尿，再辗转到《大公报》，竟变成天津中医臆造的猫尿了。

《醒华日报》

瘟疫期间民间流传偏方是常见现象，生命受到疫病烕胁，一些简易却奇特的方法能使人心存希望。 宣统三年天津防疫中，还出现过吃萝卜、喝茶水等偏方，《大公报》正月初八“闲评二”曾讽刺： “中医之传方者多不胜录，甚至以罗葡、茶叶等皆能治疫，真中国人聪明天纵，别有会心”。 对此，丁子良于十八日《天津商报》上发文解释： “每日午后或晚间，食生水萝卜三两片，再将杭白菊二三十朵、香片茶叶一撮沏茶饮，最能消痰于无形，此方能防疫能免疫，我可没说他能治疫，不要错会了意”。

如前所述，在天津中医与《大公报》冲突最终爆发前，双方之间已积蓄了很深的矛盾，冲突的导火线是一则失实的新闻报道。 正月十七日，《大公报》刊载了一则名为“时疫可畏”的新闻：

昨据友人报告，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向在元隆号做事）十四日午前忽染时疫，其势甚急，该铺掌立即派人将其送回家中，请中医路某诊治，路某坚云可治（聪明自持，中医所以误事者为此）。服药转重，至晚六钟毙命，并延及其女（年十六岁，已许字西门内某小学堂教员李某），当日晚间得病，翌早竟行无救，举家警惶，刻已草草装殓。其家尚有老少四口，刻皆避于城西大稍直口友人某姓家矣。又鼓楼东华宅男仆高升（年三十余岁，静海县人），十四日午后带同少主人赴天后宫游玩，回宅时即觉头痛恶心发烧发冷，同伙以为受风，皆不介意，不料夜间骤加喘呕吐血，翌早即毙，并闻同宅女仆某氏亦染是疫，刻巳奄奄一息，命在旦夕。

瘟疫流行时，因诊治行为增多，相应医疗事故也更常发生，前人早有“杀人医士轿如梭”之叹。 不过路某误治纯属子虚乌有，次日《大公报》即予以更正：

昨日本报新闻栏内载有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及华宅男仆高升染疫病故一则，本系城内二道街居民张谨报告，本馆以其言之凿凿，爰照有闻必录之例遽行登出，原为警惕同胞及早防范起见，兹据刘华两处来函，声明实无其事，并据元隆号函称，该号同事亦无刘姓其人，想系张某挟嫌诬造，抑或传闻失实亦未可知，因亟更正，以免误会，并祝两家纳福百益。

庸医路某影射的是医药研究会会员路子华，而实际路子华早在初十日已回大沽原籍，《大公报》称其十四日在鼓楼误毙人命显系造谣中伤，而且，报道所加评论“语涉中医全体，与鄙人等之全体名誉亦有极大之关系”，从而引起天津中医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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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与报界争毁誉并不鲜见，《钦定报律》规定： 报纸登载错误若本人或关系人请求更正，或将更正辩驳书请求登载者，应即于次回或第三回发行之报纸更正，或将更正书、辩驳书照登。 新闻报道失实，平时只要及时更正就会被谅解，但这次天津中医大动肝火，实为双方积怨的总爆发。 并且，在《大公报》长期讽刺打击下，中医形象已然恶化，一篇语焉不详的更正不足以挽回中医群体的名誉。 笔者翻检《顺天时报》，发现十九日该报新闻栏转载的仍是《大公报》正月十七日的报道，此后也未将真相加以说明。 显然正如中医所担忧的，《大公报》十八日的更正难以消除原报道对路子华及天津中医名誉造成的恶劣影响。

按照《创议中医药研究会章程》，第七章“会友之利益”规定： “会友确系老成端谨，而无故被人欺侮者，本会众会友必出头为之秉公【惩】处”。 以故十八日，程子萀、张宜闲、丁子良、施少农、李桐岗、高憩云等天津中医药界人士，联名致函《大公报》，要求其对捏造新闻一事作出明白解释，是为《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 该函最早刊登在《天津商报》上，具名者多是天津医药研究会成员，在此次事件中，一个存在了近五年的团体显示出它的组织力量。

《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主要目的是为路子华和中医全体辩诬，书中质问《大公报》： 一则更正能否推卸其捏造新闻之责任？ 张瑾和友人到底为谁？ 为什么一贯贬毁中医？ “聪明自持、所以误事”各指何人何事？ 天津中医谴责《大公报》在人心惶乱之际，捏造新闻，侮蔑中医，于防疫大局及医学进步都有妨碍。 从一开始，中医一方就以主动姿态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地位。 《大公报》并未对报道失误做出应有解释，而是回应以《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开正式辩白》（注：此即《大公报》答中医第一书）：

一、问联名自命为中国医士诸君，此‘中医’二字是何人所定，是否有行世文凭，既无文凭，抑是否由国家或社会认可？二、问此质问书主稿者为何人？三、问凡此签名之五十六人是否皆经阅过此稿甘心认可？四、问对于此次鼠疫中医是否确有把握医治？五、问中国医士不认遵守卫生局章程，是否确有能力不使传染。

英敛之质疑该书是否真是天津中医全体公具，称部分具名的中医曾来信声明并未与知此事。 这似可解释正月二十二日北京《正宗爱国报》转载的“天津中医致《大公报》第一书”署名名单仅开列37人，且多为西路医药研究会成员的疑问。 这表明，天津医药研究会内部及天津中医界存在着一定分化，其分歧源于对中医如何改良，以及在中西医竞争格局中如何定位认识的不同。

对《大公报》的质问，天津中医以第二书答复之： “中医”一称乃是拜《大公报》所赐； 中医确能治鼠疫，但中医并不反对适当的防疫，并指斥《大公报》涉嫌挑拨卫生局与中医研究会的关系。 而且《大公报》“无故铸造天津时疫盛行之浮言”，是仍未对自己不审慎的态度加以反思。 《大公报》则以《奉告自称中国医士诸君》（注： 此即《大公报》答天津中医第二书）为自己辩白： 为慎重人命，《大公报》一向对“愚而自用”的中医士有所讥评，因“名誉所关，饭碗所系”，所以招致此次天津中医“布局设法，以图报复”。 英敛之在该函中告诫中医，“万勿自信草根树皮能治此次疫症”，对中药的治疫价值提出质疑。

在上述两个回合的笔战中，天津中医虽积极主动，《大公报》也并不自居下风，而是以新学家身份，拿西医与中医相较，一味鄙薄中医中药。 对《大公报》的这种立场，北京“旁观者”表示不满，他认为中医是“国家社会习惯法上所认可者”，若《大公报》单因无行世文凭否定传统中医，“今日防疫局内中人而行西医者能人人皆有行世文凭乎？ 何况尚有未毕业而滥竽防疫局者，又何能独责之于中医乎？ ”其反对新学派一味诋毁中医中药，因为耳闻目睹，西医对瘟疫是“能避而不能防，又何能治”，《大公报》又有什么理由为无能的西医张目呢？ 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参与论争的群体有所扩大。

天津中医辩诬的目的是维护中医及中医学的名誉和地位，“贵报以极有关系之大事，而以儿戏出之，足见前此贵报之记载皆虚诬不足信也”，其关注点很快由路某误治事件转向批驳《大公报》一贯鄙夷中医的立场上。 在第二书中，天津中医指斥《大公报》： “对于中医全体每多贬词，一似与中医有宿怨深仇也者”，“端其心理，势非摧尽中医不止”。 在第三书中，中医再次谴责《大公报》“以为中医皆可杀，中国医书皆可焚烧，故自本月初八至十七日，若闲评、若演说无不以辱骂中医为露脸”，并且，“于大庭广众之议场，竟谓宁可使患疫者速死，亦不使中医诊治，且谓中医全都染疫而死亦不为多”。 此系指《大公报》正月十五日所登《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一文，因不满中医自负能治鼠疫，作者耐久过激地说了一句： “不妨叫中国医家多多的进去点，多死几个，也就可以明白了”。 在天津中医看来，《大公报》有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于绵延几千年的国粹中医，本应鼓励督促，使之改良昌明，却数典忘祖，意欲废弃。 他们坦言： “中国之医士诚然品类不齐，然不能谓千百医中无三五可用者也，中国医书诚有迂腐无当处，然舍其短取其长亦多有切于实用者，未可遽云可废也”。

中医实际并非像《大公报》所讽刺的那样，平日庸碌无能，瘟疫期间希图厚利，拿俚俗不堪的偏方惑人。 为阻遏鼠疫南传，天津医药研究会曾多次公请合津医士商议办法，并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十一年（1905）天津两次大疫的验方以及会友所传广东鼠疫验方，参考医书略作加减，配置成多剂方药，如初起可用的神效复苏散，稍重可用的杀菌消毒丸，重症应服的解毒活血汤，危症必服的升麻鳖甲汤、生犀饮等。 中医也并非反对一切防疫措施，丁子良在正月初九日发表的《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中，就曾呼吁民众注意环境清洁和饮食卫生。 在天津保卫防疫会成立大会上其又强调，病者“愿归【临时】防疫会调治或卫生局调治或保卫医院调治，听其自便，倘有愿在自家养治者碍难听从，盖恐其传染也”。 天津中医的上述努力却被《大公报》一概侮为保饭碗之举。

丁子良

天津中医与《大公报》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冲突一直停留在笔战层面。 中医一方曾希望与英敛之当面谈判，并于正月二十四日在《醒华日报》登载告白相约：

《大公报》大主笔大总理先生台鉴，敬启者，鄙人等谨订于本月二十六日晚八点半钟与阁下开正式文明谈判，并请公正绅商及本区巡警局区官旁听，其地址一借北门外医药研究会，一借天津商务总会，一借天津县议事会会场，以上三处请君等择定后从速示下，以便鄙等布置座位，届时务望早临赐教。

英敛之不愿面谈，其在《民兴报》登函回复： “诸君登广告，散传单，自负理直气壮，然仆反复自思，亦未觉理屈词穷”，声明不赴约并非畏惧不前，“况前书已云，此外一无可言，无暇斗臭”。 战火并未因此而息，此后双方主将开始单挑式笔战，事件焦点也转向打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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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正月上旬，自天津卫生局派往奉省之梅尼斯医生染疫身亡，外省医生多“视奉省为畏途”。 该局派关某与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磋商，意欲延聘华医赴奉，因对赴奉“须遵守医院章程，不准出门，如将来事竣，尚须在留验所留验七日”的做法不认可，天津中医界无人愿往。 《大公报》对中医此举不满，正月初十的“闲评一”讥诮道： “自东三省防疫事起，西医之前往疫地者，前者方仆后者又登，大有奋不顾身之概，而我国医生平时最会说古方，讲大话，一若《本草》一书即可为奇命金丹者，及以重金招往疫地，迄无一应者，岂西医不爱命华医不爱钱乎？ 曰，此非不爱钱，爱命胜于爱钱也，此即华医之特色处。 ”讽刺中医为空口仁义之辈。

面对《大公报》的指责，中医称“应与不应，各有各的自由”。 与不响应卫生局号召相反，他们都愿意在士绅组织的保卫医院尽义务，因为在那里“出入随便”，并于正月二十二日公举宋墨林为防疫医士。 会长丁子良也当众宣布，将在保卫医院义诊一月，车饭自备，不领薪金。 不过，为避免代西医受过，丁声称“必须是初次验定，未经西医打针灌药者才予施治”。 可见中医应聘与否的症结在于中西防疫方式的分歧。

对于中医能否治愈鼠疫，英敛之认为，“争之虚言，不如验之事实”，较之天津，疫症明确疫情严重的奉省才是最好的医术检验地，《大公报》愿提供程礼延聘中医赴东省一试。 二十五日，由长春来津的中医张聪彝站在《大公报》一方煽风点火，“试问【心鼠疫死亡】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 二三君子果能确有此把握否？ 决知其不能也。 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 ”张身为中医却公然为《大公报》张目，被天津中医界视作叛徒。 二十六日，丁子良函复张聪彝，指出其肺鼠疫、心鼠疫的划分在学理上说不通，声明中医“未云无论轻重皆易于疗治也”。 对于赴奉试技，负气的丁子良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洽，即可见诸实行”。 张聪彝针锋相对，回信反说丁子良不识鼠疫，“如清书掘金之士，欲索多金，姑为尝试之计”，讽刺其去了也是送死，还是留条命好好提高医术要紧。 丁曾被《正宗爱国报》誉为北京三大良医之一，竟被张聪彝讥笑为辨症不清，术同庸医，德操不堪。

张聪彝不过是在煽风点火，真正和中医打赌的是《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 二十五日，英敛之以五百礼金向丁子良发出赴奉邀约，丁则提出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 英敛之以《覆中医丁子良书》对其大加奚落： “无奈丁君未思以我国学术法律之国格，以我人自为医之医格，成效未睹，竟欲与各国国家准许之医士平列，不唯鄙人不认其可，恐稍具知识之人皆不认可”。 此即江绍原所说的“有个姓丁名国瑞（号子良）的中医兼做官者（注： 丁时任医药研究会会长）应募，然英君在报上覆函拒绝之”。 因误会丁子良以要挟为退计，英敛之答应了上述要求。 二十九日，《大公报》向丁子良发出催促： “此报（注： 指二十八日《覆中医丁君子良书》）出后，昨朝竟未接丁君覆书，想必已经默允，备办行装矣，如此幸甚。 丁君向以慈善为怀，又挟有治疫能力，况天津疫气似已消减，想丁君断不至倭于家室牵阻及各界挽留也。 ”倘若借故推辞，则“本报从此对于中医之价值不敢再为敬信，以后无论如何空言争论及百般诬毁均视同谵呓，概不覆答矣”，激将丁子良履诺践约。 丁子良应聘赴奉，本是基于自信与负气，欲为中医洗刷耻辱，其一身的进退，关涉的却是中医整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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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战火因打赌而炙热，二十八日早，天津中医向《大公报》发出第四书，要求交出张瑾送官究办，并在天津各报公布所有双方函件。 同时申明，《大公报》一方须在二十九日给予答复，若仍行狡赖，双方即于三十日晚八点谈判。 若置之不理，中医将诉诸法律，于二月初一日起实行医药两界罢看《大公报》，不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的抵制措施。 这是天津中医第二次要求谈判，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毁人名誉，报律应犯何条，扰乱治安，官府岂能漠视”，双方冲突有激化的可能。 防疫当前，多数关注者“唯望两造从此收兵，亦社会之幸也”。 本着团结合作，共同防疫，共同进步的目的，以《民兴报》主笔刘孟扬为首的天津绅商充当和事人，开始居间调停。

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和事人分别劝说中医和《大公报》息战，丁子良答应不赴英敛之聘约，英敛之则坚持先将未来得及刊登的“局外人”二十八日的来函公布。 在和事人声明将对局外人言论负责的情况下，三十日“对于《大公报》、中医全体及丁子良之忠告”在《大公报》上刊载。 局外人在函中告诫丁子良“千万不可贪老英那五百银子去冒险”，也不要在报上登药方，那“是为文明国法律所不许”，看似良言忠告，实为煽风点火。 局外人讽刺丁子良“借西医的说述当作根据，两截为人，已自不能接续中医纯正血统”，对其百般劝诱，“将来医师鉴定，阁下聪明原是不小，何苦当此末运的中医，不求进步呢”，西医被视作近代文明的表征，而中医如同旧制度一样，即将遭到废弃，局外人为西医代言的立场昭然若揭。 而所谓纯正血统之说昭示着中西医身份壁垒之森严，这是光绪三十三年起清廷推行分科教育的负面结果，民国2年（1913）中医学即被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引发中医的再次抗争。

英敛之

局外人的言论引起中医及和事人公愤，二月初一日，由刘孟扬主笔对局外人非中立的立场、挑拨双方关系的阴谋、激化矛盾的行为作出批评： “《大公报》与中医此次之冲突，并非原因于研究医学，不过因中医辩诬要求更正，以致旁生枝节”，刘孟扬以《大公报》一方非西医为据，试图将冲突的性质模糊化。 实际要调和双方关系，中医存废问题已无可回避： “如谓中医不如西医，然西医中亦未尝无庸医，中医中亦未尝无国手，如谓宜废中医而崇西医，然西医固占世界之优点，中医亦万无可以废弃之理由”，通过举证中西医互有优劣，刘孟扬试图力挽中医遭新学派摒弃的厄运。 最后，刘鼓励中医不必在意外间浮言谤语，当务之急是“联合同人，共谋所以整顿中医之道”，他强调，作为并存于世的两种学问，“中西医万无融洽之理由也，盖西医与中医学术不同，疗法不同，而药品又不同，强不同者而使之同一趋向，此必无之事也”，清末西化潮流下，同一趋向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统于西医，以故刘孟扬认为中医保持自身纯粹性才能有效防卫。 这实际意味着中医改良的途径由原来的中西互参转向保守防备，成为中医渐居弱势的表征。 二月初二日，众多和事人共同具名，再次发表代论，谴责局外人，论及主要当事人丁子良、英敛之的私人交谊，敦促双方和好如初，笔战以不了了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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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笔端争论实际是由防疫问题引发的中西医学间的第一次大较量。寓居京城的中医徐龄臣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二月初九日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大公报》“盛道西医之学之术为中医多不能及，辄曰中医之书不足据，中医之术不足凭，中医药不可用，直谓中国自昔及今无一能医者，如其所论未免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诮也”，正好切中新学派偏颇之弊。而纵观笔战，“两造一以执中医不可信，中药不可服之谬说，一以执中医有可凭，中药能治病之空谈，视此争执，以余观之，未免各有偏究，不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也。”诚如斯言，在这起冲突中，双方都非胜利者。徐龄臣也不赞同刘孟扬的中西医不可融通说，认为不存中西之见，才是高明者所为：“若谓西医有胜于中医者，以其学经考验不似中国之医人自为医，率尔操斛，所以《大公报》往往鄙薄中医不学无术，草菅人命者多，是以深恶之，唯愿诸同道之士自今以往，各自奋志琢磨，博览医经，更能研究西医之术，取其长而弃其短，中西医理虽深而不难贯通矣。又何必徒尚意气，致启局外人讥诮也”。

二月初三日，《正宗爱国报》刊发了名为《防疫感言》的演说，作者“觉生”虽未明说针对的是天津笔战事件，但其着意的同样是中医能否治鼠疫问题。该文认为，中医“遇见新奇病，往往不求甚解，只能拿旧说敷衍，不能发明新理”，较之终日研究病理、日有进化的西医来讲，确实是在退步。而各报所刊中医治鼠疫之方，“多半由中医参照医书治时疫的牌套，虚揣悬拟而成的。即便能治时疫，亦不过小三灾儿不险之症（鼠疫亦有轻重），焉能治得了九病一生的比斯脱？须知而今药物学日见发明，各种药品全凭理化分析察验，药中所含何质，应入人身那【哪】经，是定而不移，报上所列之方，不知中医能发明此理否？”觉生认同《大公报》立场，对中医、中药一概持否定态度。

“长春守法自由人”也认为这场笔战是“医家间的龌龊”，其将在东北的见闻函致《大公报》，指出真正的鼠疫是不治之症，中医所治的鼠疫，实际是煤气中毒，二者前期症状相似。另外，在接受和事人调解后，英敛之将“局外人”来函转寄《盛京时报》、《天津商报》等各大媒体刊载，表示“私心切愿各报皆录一通，以付社会公评”，对此事仍絮叨不休，不过冷静下来的天津中医界已不再与之辩驳。冲突由一名中医误治而起，牵扯其中的是中医整体和推崇西医的新学人士。辩诬的背后是中医存在价值之争，新学家始终没有足够证据否定中医。

事后丁子良即发表通告辞去医药研究会会长一职，其在四月份所做的《一误岂堪再误》中称：“近来对于时事，已经槁木死灰”。鉴于往事，丁强调本篇是研讨学问，“与意气用的争毁誉不同，诸君万不可看成打嘴架打笔架”。他承认中医界庸医太多，“一马勺坏一锅汤，所以中医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齐挨骂者亦在于此”，丁子良坚持中医学可传可法：“要说中国医学无一可取，行医的无一可靠，那也是一偏之见。试想我们中国的病人，每年被庸医耽误死的固然是不少，然而极重极险的病症，以及西医治不好的病症，经中医挽救过来的也很多很多，可见中医的程度诚然不齐，中西的医学也各有所长了”。强调中医实际的疗效以坚定时人对中医学的信念。

丁子良认为，医学要发展完善就不能保守，但中国人不可专习西法，“不知自己之长，焉能知人之短，不知自己之短，焉能学人之长，不知己，焉知彼，凡无根底的学识，必无鉴别是非的能力”。八月，感于“新学家信细菌不信六气”，丁子良又做《新迷信》一文，提出“要打算破除新迷信，唯有劝新学界的新人物，多读读咱们中国旧学书就是了”。以中医为旧医学者心中已有西医为科学文明标准的预设，而实际上中西医学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以新旧作价值判断有失公允。今天沉渣泛起的废中医论，如沙滩楼宇，其不坚实处正在于，主张废除中医者自身并不懂中医学，同百年前的新学派一样，“妄鼓似是而非之说”，回读丁子良此文，可谓针贬时弊的一剂良药。

鉴于空口论争之弊，防疫结束后成立的天津中西医药研究会明确提出，其宗旨是“冀合群力群智，分别门类研究东西医药学问，遍及华胞，提倡中国医药学术为宗旨，不尚空谈，不事攻击，既不抑中而扬西，亦不抑西以扬中”，试图以平和的方式汇通中西医学，但难以抵挡清末国人向往西学，社会文化潮流偏转中医式微的趋势。

报刊揭露庸医杀人于地方公益大有裨益，诚如局外人所言，英敛之及《大公报》针砭时弊，鼓吹革新，确实在“尽先觉的责任”。丁子良作为津沽名医兼报人，也被时人赞为婆心济世，立言救国，“有二三竹园，何患天下不大治哉”。津门两名士话不投机，并非如民国17年（1928）江绍原所言“自鼠疫发现后，京津两处的防疫经费约共五六十万。这五六十万元，多少必从西医手中经过，中医见了眼红，意中事也”，以为双方冲突是巨额防疫款之争。即在当时，丁子良已指出“无论报馆还是中医，全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综观二人生平所作所为，也都非钻营钱财之辈。江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断，与其所处的20世纪20年代末中医开始力争卫生行政参与权有关。而宣统防疫期间，因观念差异，中医主动疏离于官方防疫行政，通过民间组织进行防疫。十余年后，中医界才意识到参与防疫行政对证明其价值的重要性，1929年的大论争即以此为核心。

1929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

新学派虽起意废除中医中药，但终究无法忽视中医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更不能无视传统。就舆情而论，“中医致《大公报》第三书”曾提到，“昔日《大公报》以极高之声价，故能销至四五千张，今竟一落千丈，销数不过数百张，甚至无人阅看者，实由于贵报目空一切，过于轻狂，屡拂舆情，反对公论”，一味推崇新学尤其是西式防疫对《大公报》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无论中医还是《大公报》，无论改良传统还是提倡新学，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保种强国，区别仅在于所走道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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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梳理中西医论争史与重新定位晚清在近代的地位相一致，晚清是包括卫生在内的各项制度的创建时期，也是相关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 随着报刊资料的充分利用，地方历史变得丰富而生动，以往被忽视的很多画面得以完整呈现。 宣统三年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的笔战以近代媒体为阵地，从正月十七到二月初二，持续达半月之久，这使得有关中医药存废问题的争论完全公开化，再考虑到中医主动疏离于国家防疫对近代防疫行政格局的影响，以往中西医论争史上应该为其补写一笔。

中医药存废问题是这次笔战的核心，庸医信息的增多影响了中医的整体形象，对鼠疫应对失效动摇了中医学的存在价值。 在新学派看来，近代西方药物学的理化分析比仅凭经验配制的中药方更科学。 废中医中药之说已起，中医切实感受到了存亡危机，他们以主动的姿态进行防卫。 论战的双方一为天津中医，一为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新学派。 新学派人员构成复杂，除报人外，倾慕西医者以及部分中医都囊括其中。 笔战本身无所谓胜负，但西医在学科及行政上表现出了明显强势。 中医界的分化以及和事人保守中医纯粹性的主张，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有力冲击下，国人对中医及传统文化的自信已经动摇。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是两种不同体系的科学相遇一拒斥一融合的过程，其背后折射出的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演进走向更值得我们思考。宣统三年的笔战是中医衰落的表征而非原因，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医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天津卫生局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卫生机构，在北洋大臣辖制下，其影响以天津为中心，广及直隶、北京、东北，这又使其承载了中国第一个区域性卫生机构的身份，成为宣统鼠疫期间国家防疫体制建立前的过渡形态，天津爆发的这次论争即与中国防疫机制已在北洋范围内率先整合有关。 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公开交锋发生在天津，也是由该地独特的文化氛围所酝酿。 作为北方最开放的通商口岸，天津西化程度较高，西医引入较早，但作为畿辅，其传统积淀深厚，中医数量众多，最重要的是，中医研究会的成立，使得中医群体较早的组织化。 在这里保守传统与废古趋新都有一大批信奉者，宣统笔战中，天津所积蕴的深厚传统力量同强劲的西方文明之风不断冲突调适，以地域独特的方式融进到社会变迁的滚滚潮流。

作者授权刊发，原题“ 中医存废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 ”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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