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首都开罗赫立奥波利斯区，有一幢离总统府不太远的写字楼，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阿里·穆罕默德·扎基的工作室就在其中。作为最早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的病毒学家，扎基在全球享有盛名。2月11日，当《环球时报》记者推门进入扎基的工作室时，这位身穿套头毛衣、脚穿凉鞋的教授正坐在电脑前仔细阅读新冠病毒的学术文章。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有多名艾因·夏姆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前来求教，扎基都耐心解答。同样，对中国记者有关新冠病毒的提问，扎基也本着科学的态度详细解读。采访结束时，扎基说：“应对新冠病毒，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共同努力战胜它。”

“医生和科研者的良知撑起我让公众知情的责任”

环球时报：您当时是怎么发现MERS “零号病人”的？

扎基：2012年我发现首位MERS病患时，正在沙特一家私立医院下属的实验室工作。尽管实验室不大，但从埃及学成归来的医院创始人索里曼·法基先生对新型传染病的诊断高度重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聘请我从事相关研究。当年6月13日，那位“零号病人”入住我院，他有严重的呼吸系统感染症状，入院后很快发展为急性肺炎和肾衰竭，11天后就去世了。该患者住院期间，我与会诊的肺科、泌尿专家一道，保留其血样和痰样，编号“38”。我用荧光免疫检测法，将该样本与常见的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做相关性测试，但都呈现阴性。

根据当地法律，我将样本连同初测结果送交沙特卫生部。尽管随后的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对H1N1流感病毒呈阴性，但我仍坚持相信样本含有某种病毒——对其反复进行接种，得到的两种细胞明显带有病毒诱导的损伤痕迹。显微镜下清晰可见，接种过的细胞在病毒的作用下融为一体。然而，由于患者那时已病逝，除我以外，没人再有兴趣探究死因背后的秘密。综合多次检验结果，我初步将目标锁定为副粘病毒，但实验都不成功。我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冠状病毒，因为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肆虐让我印象太深刻。于是我联系几家欧洲公司，寻求帮助。我与荷兰一家实验室合作，排除SARS病毒的可能性，最终发现MERS病毒。

环球时报：根据您的自述，您发现MERS后，也吃了不少“苦头”。8年过去，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扎基：单从实际利益得失来衡量，我确实是“两头不落好”。我向沙特卫生部报备既是遵循当地的法律程序，也希望通过第二家检测机构验证我的发现。样本检测不出结果，我想到与国外独立性较强的知名实验室合作……交出样本前，我清楚可能面临着什么，但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的良知像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我撑起让公众知情的责任。为拯救更多生命，我丢个工作没什么大不了。2012年9月，我的研究成果公布后，因涉嫌“私运样本出境”，实验室被迫关闭。迫于压力，我辞职返回埃及任教，相关专利也被国外实验室据为己有……可以说，发现MERS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让我一度“一无所有”，但那只是物质上的。

新冠病毒更加“狡猾”

环球时报：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次的新冠病毒？

扎基：我自发现MERS后，一直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抱有浓厚兴趣。2020年新年伊始，当国际病毒学界开始聚焦新冠病毒、新闻报道越来越多时，我就开始关注了。1月下旬，中国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应对疫情，引起埃及方面的重视。因为有应对冠状病毒的经验，一些政府部门、学校、企业找我做讲座，备课过程中我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日益增多。

环球时报：新冠病毒、MERS病毒和SARS病毒的宿主都是蝙蝠。您怎么看这些病毒的区别？

扎基：的确，中东北非地区几乎没有人食用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但以野生动物为中间环节的传染途径是类似的。单对比SARS和MERS，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知最初宿主均为蝙蝠。MERS的中间宿主是骆驼，这是经过严格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当然，MERS是否还有别的中间宿主不能完全排除。防治的治本之策都在于加强对蝙蝠一类易成为病毒最初宿主的野生动物加强研究力度，找出可能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的病毒，早做预防。

阻断病原体从传染源向易感人群传播的方式，新冠病毒与此前出现过的冠状病毒区别不大，隔离是最传统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实在要说区别，新冠病毒尽管目前致死率较低，但相较而言潜伏周期更长，人际传染性更强，不易被发觉，人类所知较少。因此，相较致死率高但人传人相对困难的MERS来说，新冠病毒的防治需要更长期、更严格的隔离措施。我掌握的材料是，中东呼吸综合征共有两千多病例，死亡率在36%左右。

我们应当对新冠病毒保持高度警惕。现在我们常见的H1N1等流感病毒在出现之初，其实跟冠状病毒的危险性、不确定性处于同一水平。只不过随着人类医疗水平的进步带动免疫能力的提升，这些流感病毒变得不那么难以预测而已，死亡率自然降了下来。新冠病毒至少从现阶段来看是个新事物，我们对它所知相当有限，况且这种病毒相比同一时期的病毒更加“狡猾”，更善于适应外部环境。过去，我们缺乏现代化的医疗条件、治理体系，才让流感、天花等疫情有长期肆虐的机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周期的疫情有利于人类总结经验，更好认识病毒。牛痘疫苗等免疫手段的出现并非偶然，更像是自然界某种能量守恒法则。同理，当我们回头审视SARS、MERS等21世纪以来的重大抗疫胜利，在自信于卫生防疫体系长足进步的同时，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被短时间战胜的病毒只是传染源、传播渠道被切断，但我们对病毒本身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病毒还需要“躺”在一些高级别实验室中的原因。

不要当“病毒谣言”的宿主

环球时报：为什么有的病毒都是特定人种受感染的概率大？

扎基：至少从我自己乃至目前病毒学界的研究成果看，与其说是特定人种感染概率大，不如说是来自宿主集中区域的人感染概率大。MERS集中在中东地区，与在沙漠地区受欢迎的骆驼紧密相关。我曾研发出一款帮骆驼预防MERS的疫苗，可有效降低MERS的传染概率，这反过来说明中间宿主的重要性比人种更重要。

环球时报：关于新冠病毒有不少阴谋论，同时也有不少人成为“谣言的宿主”。对此，您怎么看？

扎基：我留意到，包括一些病毒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这类问题喜欢讲大道理，上升到道德高度去谈。我认为不能渲染阴谋论，当然，轻易否定任何一种可能也是不负责任的。在MERS期间我有深刻体会，也有人诬告我的实验室安全防护不达标，但事实打了这些人响亮的耳光，现在互联网上几乎听不到这种声音。这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漏所致的传闻如出一辙，初期得不到明确答案，反而引发好事者不必要的关注。回击病毒谣言最有力的武器是进一步的科学思考与求证。

（来源：环球时报    曲翔宇）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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