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中学语文必学科目，无论是范进中举前后自身的酸腐、胡屠户的前倨后恭、张乡绅的殷勤结交，都显示着“举人”这个名头在清朝的分量。

稀罕的举人老爷

受现代小说、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古代读书人，起码得中个进士。但是，为什么范进只是中举，就被胡屠户称为文曲星下凡呢？中举后的范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官呢？

吴敬梓所写《儒林外史》虽然假借明朝，其实根据的是清朝背景。因此，范进中举反映着清代读书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小说中，范进最后中了进士，甚至做了山东的学政，但这些都是简单带过，远没有他中举时写得精彩详尽。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

在清代做官的群体中，最正统的有四种出身：举人、进士、五贡、荫生。

举人，明清两代，通过全省乡试而选拔出来的士子；

进士，通过最后的朝廷考试，即殿试，及第者会被赐进士；

五贡，指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种临时政策性的做官门路；

荫生，因为祖宗积德，长辈身居高位，或是为国捐躯被皇帝恩赐的做官资格。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

作为实打实经过科举的举人，虽然不如进士荣耀，也是科考下各省的拔尖人才。一名读书人，要先成为童生，由童生参加县试、府试而成为秀才；秀才参加本省组织的乡试，通过后方为举人；举人入京参加会试，通过后称为贡士；贡士再参加殿试，由此才算得上是进士。

在清代如果无特殊情况，各省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小说中，范进属于广东人士，清初顺治年间，广东每届乡试只能取90余名举人，到了乾隆时期改为72人的名额，所以，范进中了广东乡试的第七名，是一个很高的名次。

成为举人也就初步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平日里高高在上，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才会来和范进叙情，并且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一所三进宅院的见面礼。

清代科举考试

为举人打开的一扇门

只是中举，又不是进士的范进能得到什么官职呢？

按清代乾隆年间的规定，举人如果参加会试三次，都没有考中进士，朝廷会为这些落第举人开启一扇新的大门——大挑。

所谓大挑，就是将符合上述条件的举人以二十人为一组，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对他们进行当面选拔。但是这次改变举人命运的选拔，一不看学识，二不拼文采，只是看这些举人的外貌条件。“相貌魁伟”是唯一的评判条件。

因此，范进中举前，胡屠户骂范进时，才有“你不看见城里张府（张乡绅）里的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样尖嘴猴腮，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恶毒话语。

清代举人官职牌

但是大挑并不是二十个人都能入选，因为只选取相貌堂堂，魁梧大方的一等三人，二等九人，一共十二人。剩下的八名则美其名曰：八仙，不入等次，纯属陪跑。

大挑中被评为一等的三人，可以做知县，分发到各省当差。二等的九人可以做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回到其所在省份，候补各县的“教委主任”，执掌该县的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

以清代一位普通的教官高照煦为例，他是光绪庚辰年（1880年）参加的大挑，被列为二等。虽然高氏自觉相貌堂堂，心有不忿，可就是这个二等候补的身份，他也一直等到光绪乙酉年（1885年）才补上了陕西省宜川县的训导。

对于大挑这种全看相貌和眼缘的制度，很多举人多有不满，有举人曾拦下参加大挑选拔的王公大臣问到：“大挑以何者为凭？”，却被大臣耻笑回答道：“我挑命也”。国家的基层教官选拔、举人一生的运数，只以相貌为凭。

江南贡院，清代最大科举考场戊子科（1888年）

而对于这样的儿戏选拔，并不仅仅存在于大挑中。清代曾有主考官做了一副对联讽刺考生：“尔小生论命莫论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

就是这样全凭考官主观臆断的糊涂选拔方法，让范进受益无穷。

在考取举人之前，范进以童生身份从二十岁应考，考了二十多次都没有考上秀才，只因最后一次考试被周学道可怜，选中为秀才，才有了他后面的故事。因此如果时年五十四岁，相貌平平的范进参加了大挑，最多也只能评为二等，候补一个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上任的县学教谕。

但是，并不能因此小看这县学教谕，教官虽然与其他肥差相比，显得清贫，但是也有自己的好处。

清代科举考试试卷

基层教官的权力

比如“新生册费”就是教官们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每当童生考中秀才，需要教谕、训导这些官员给他们在“履历”上盖章子。章子不是白盖的，新生必须要向教官送上一份“心意”，才能够得到官方承认，如若不然，教官一句话就可以将来之不易的秀才身份剥夺，多年的寒窗苦读就化为飞灰。

光绪年间，湖北武昌有一田姓秀才，因为家中富有，所以在盖章时遭到教官的刁难，索要数百两银子。可田家虽有钱却也不是冤大头，于是借口等到田秀才入学之后再给。教官知道此时推脱，就是不给银子，于是返回县学向朝廷派来的学政告状，说田秀才是靠舞弊才考取得功名。偏听偏信之下，田秀才被革除功名，从县学轰了出去，田家虽然家大业大，却因不愿贿赂教官，断绝了晚辈的功名。

清朝科举考试的“号房”

清代笔记《瓜棚闲谈》的作者曾肇堃，在上任做了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古蔺等县地）训导之后有这样一段自述：“于是一介穷儒，乃得大成殿行走，管理红墙一带，统辖文武生员之职权。几生修道，岂偶然哉”。这段话不仅透露出高氏的得意，也表明了教官手中掌握着对该地区“文武生员”的生杀大权。

所谓大成殿，就是各地孔庙的主殿，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此处行走就是代圣人教授门徒，这就表明了教官之辈官职虽小，却清贵无比，并且掌管该地的教育事业。

西方出版物中记录的装运食物等用品的中国箱篮，也是带入科场的考篮的常见形制

光绪年间，陕西省潼关厅的训导张晨岚，曾就自己的教官生涯作了一首《得字歌》：

一品官前坐得，两回丁祭办得。

三年考试盼得，四等秀才打得。

五品升衔加得，六旬太太苦得。

七品县印代得，八条卧碑记得。

九两斋夫扣得，十分将就算得。

这又可以与曾氏所说教官职权互为补充，“一品官前坐得”是说教官清贵；“两回丁祭办得”，则是指各地每年要在农历二月、八月两个月的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其中花销可以落下一些，而且祭品的整只牛、羊、猪也归教官分配。

“四等秀才打得”，是因为秀才每三年要参加两次县里的岁考，用以检查功课是否扎实。考试中，评为一二三等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四等的秀才家麻烦了，轻则被当众叱责，重则被革除功名，因此这其中不愿被革除功名的秀才和掌握生杀大权的教官，自然又有文章可做。

至于“十分将就算得”，则是因为教官基本上没有升迁的门路，官场历来也没有教官升任的规矩，所以，对于那些心比天高的举人来说，教官只是算不得出路的办法，所以没了上进的动力，很多基层教官也就尸位素餐，混吃等死而已。

清末，爱国志士开始提倡教育改革，晚清朝廷也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持续千余年的古代科考制度，终于成为历史。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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