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1980年画黄永玉肖像

有人说，黄永玉这人有才气，版画、国画、油画、雕塑、漫画、诗歌、散文、小说，什么都拿得起来，而且成绩斐然，令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黄永玉这人有运气，平生遇见过许多杰出人物，如弘一法师、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聂绀弩等。

有人说，黄永玉这人有骨气，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某位前清遗老把日寇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比喻为姑嫂吵架，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狗杂种××！”他的那次“国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有人说，黄永玉这人有侠气，肯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甘心情愿做着那些“为善为苦”的苦事。

有人说，黄永玉这人也有点傲气，我行我素，从不迷信权威，敢于向大师“开炮”。“文革”后，曹禺写出新作《王昭君》，发表后赞誉不绝。但黄永玉先生却给曹禺先生写了封信，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

总之，印象中的黄永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不同凡俗的艺术家。

2011年在绍兴徐渭故居前写生，李辉 摄

一、上海，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

初识黄永玉先生是在1995年岁末。这是他阔别上海二十多年后，再一次来到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城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喜欢上海，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寻觅青春的印迹，踏访久违的老友。

在上海，他借居在影星王丹凤在陕南村的空房里，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小客厅充满了欢愉和温馨。我也跟着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去凑热闹，起先大家还都有点拘束，但黄先生的洒脱、豪放和幽默很快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

老人健谈，从佛罗伦萨、巴黎，谈到凤凰、张家界；从达·芬奇、罗丹，谈到齐白石、张大千；从莫扎特、普契尼、卡夫卡，谈到弘一法师、沈从文……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同命运，共患难的亡友。

他左手托着胶木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吐出，一缕清烟袅袅婷婷，在屋内弥漫开来，思绪似乎也随着清烟飘回到过去的岁月。

好大一会儿，才喃喃地说:“乐平(漫画家)、野夫(木刻家)、西厓(木刻家)这样的好人都走了。作为朋友，我却连去医院看看他们，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常常责备自己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忘记了他们。我不是缺乏勇气，只是当时自己的事情也搅得乱七八糟而脱不开身。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啊！我可以陪着他们在我意大利的家里住住，开着车子四处转转。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黄先生说得很动情。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他在画册后记中一段感人的话语:“时光太快，令人莫名其妙。我竟然七十岁了。差堪得意，一生从未蹉跎时光；只是漫长的岁月中，情感用得真累。这铁石心肠的世界，把画册献给谁呢？献给自己吧！”怕老人过于伤感，大家连忙把话扯开:“还好，我们没有把你错过。”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黄永玉先生始终被浓浓的友情包围着。他见到了张乐平夫人冯雏音，见到了作家黄裳和诗人王辛笛，更出乎意料地见到了暌违达半个世纪的挚友殷振家先生。

殷振家先生是一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便是他的杰作。然而他却一生坎坷，晚年妻子又重病缠身，生活窘迫。黄先生得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画呀画。然后他把这些画交到老朋友手上，再三叮嘱，要用钱就拿去卖。老人想用这种方式来传达对朋友的高尚情谊。

临别前，永玉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海亲历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坐出租车，当开车的女司机得知他是画家时，显得很兴奋，说自己丈夫也很喜欢画画，只是工作不太理想，整天起早贪黑，赚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自然也就无暇再拿起画笔。于是，她决定辞职，出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让丈夫腾出时间画画。她说她丈夫很勤奋，也有天分，只要坚持下去，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永玉先生听了，感动万分，回到住所后，立即送了本画册给那位女司机，并且要他转达“一个画画的”对“另一个画画的”的问候和致意。老人觉得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他上海之行的“额外”收获，这显示了一座城市的襟怀和气质。

“所以，我喜欢上海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微笑着，眉宇间还夹杂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和天真。

2016年5月初黄永玉在宜兴画紫砂壶水浒人物，李辉 摄

二、窗口，人生的一种过渡

1997年初，我去香港拍摄春节电视节目，虽说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但还是抽空给永玉先生挂了个电话，原以为他可能已经把我忘了，没有想到电话那头传来那爽朗的笑声：“哈哈，你来香港了？那来玩啊！”于是，在离港前一天晚上我如约前往永玉先生的家。

由于司机不熟悉道路，走了许多弯路，等到永玉先生家时都快十点钟了。我连连向先生道歉，可他却把手一扬:“没关系，反正我也睡得很晚。不过，茶凉了。”

永玉先生的家位于中环附近的半山，是高级住宅区，宽敞的会客厅有一长排玻璃窗，站在窗前，仰望苍穹，繁星满天一轮明月挂在天际；远处香港、九龙摩天大楼的灯光闪闪烁烁。群星和灯珠衔接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星河哪是灯海。

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永玉先生见我这副发呆的样子，笑了:“很美吧，可这样的窗口要是提早四十年来该有多好啊！我一生经历过的窗口太多了，每一个窗口就是个里程碑，一个记录。”接着，先生饶有兴致地跟我聊起有关“窗口”的故事。

2000年12月7日，《画外话》首发，程十发、黄永玉、贺友直，以及戴敦邦等艺术大师亲临现场

永玉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个窗口是在家乡凤凰的老屋。爷爷房里有一个带窗台有矮栏杆和可以坐卧的窗台的大窗，“前面有树，中间有城墙，远一点就是山。阳光、雀鸟、老鹰，还有染坊，有个高架挂满二十多丈布，那些色彩鲜艳的布一条条挂起，很好看。小时候，我常趴在窗口痴痴地看，所以，那个窗口与我的童年是密不可分的”。

说到家乡，永玉先生永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风趣地把老家比作自己的被窝，他经常要去睡一睡。这被窝里有自己喜欢的浓重的气味，别人未必习惯，但自己喜欢。永玉先生就是带着家乡独特的气息，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的。

1943年，永玉先生去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他在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很大的窗，对着草地和树林。当时，先生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儿童文学家梅溪)也在民众教育馆工作。

永玉先生每天早上都倚在窗口等她上班，一看见女友远远走来，就立即吹起法国号以示欢迎。永玉先生后来专门写过一首长诗记载他人生中第二个永远难忘的窗口。

第三个窗口是在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1948年永玉先生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到达香港，住在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仅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小屋有一扇装铁栏杆的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榕树的树顶。

他们夫妇俩买了漂亮的印度窗帘来装扮他们自认为“最值得自豪、最阔气”的窗子，还给它取了个罗曼蒂克的名字——“破落美丽的天堂”。

20世纪50年代初，在表叔沈从文的召唤下，黄永玉先生带着全家回到北京，与李可染、董希文、李苦禅、张仃等画家合住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里。“文革”开始后，便被赶到一个没有窗的小屋。

但是，生性开朗、幽默的他并没有为困厄所吓倒，于是他干脆画了一幅二米多长的《窗》，挂在破烂的墙壁上，“窗”外山花烂漫，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永玉先生就是用这样的“窗”来表示他的乐观、旷达，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只要活着，故事还不会完；窗口虽美，却永远总是一种过渡。眼前我们有一长列窗口，长到一口气也走不完。它白天夜晚都很美，既如过去梦幻般的美，又真实可靠……明天的窗口，谁知道呢。”他说。

三、翡冷翠，温馨的记忆

黄永玉先生常戏称自己“狡兔四窟”。四个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凤凰，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意大利。他虽现在定居香港，但一年中总有几个月去意大利画画、写作、讲学，顺便也看看居住在翡冷翠的女儿、女婿。

对于永玉先生来说，意大利是他从小向往的地方，因为小时候当教员的妈妈曾对他讲，世界上有个伟大的画家，叫雷奥纳多·达·芬奇。

等他晚年来到翡冷翠的芬奇镇，参观了达·芬奇故居，心想，这么伟大的艺术家竟然住在如此朴素的房子里。“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否必定要在一所伟大和漂亮的房子里出生？不一定。一个人的伟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奋斗和磨砺才得来的。”达·芬奇的房子给了他很大的感触。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翡冷翠，永玉先生喜欢自己租房子住。那是由松林和花树夹着的一幢三层住宅，房子的左边是一条古老的小河，据说那是翡冷翠的“文化”发祥地。他像当地普通居民一样，穿上拖鞋、短裤，衣着随便地四处闲逛，逛到哪里都可以坐在街角吃东西，和人聊天。

有时，干脆带上沉重的画箱、三脚架、手工牛皮背袋以及板烟斗、火柴、小刀、照相机等杂物，到处写生。没过多久，他就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创作了几十幅油画。他觉得能和当地人坐在一起谈天，说一些体己的话，画几张自己想画的画，是一种逍遥的感觉。

黄永玉的翡冷翠桥素描

黄永玉笔下的翡冷翠桥

因为画画，永玉先生在翡冷翠还和一些当地人交上了朋友。有段时间，他常在街角的一家修钟表的店铺前画画。一天，他正画得起劲时，店主回来了，永玉先生连忙起身，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把你的店面挡住了。”店主说不用客气，并示意他坐下继续作画。

第二天，永玉先生又来这里画画，两人还用英语互相攀谈。永玉先生觉得他很友善，就递了张名片给他，并邀请他晚上去家里吃饭，这下可把那位钟表匠吓了一跳。因为意大利人是绝不会在认识朋友的第二天就请吃饭的。但钟表匠还是冒着大雨，如约来到了永玉先生家，手里还捧着一大束鲜艳欲滴的玫瑰，脸上却露出一副怯生生的神情。

用饭时，他提出要给妻子打个电话，只听见他在电话里说:“没事，一切平安，饭菜也很好吃。”显然，当地人对一个中国老人也还有些防范心理。不过打这以后，他们就开始做朋友，享受纯真的友情。

黄永玉坐在意大利人家的台阶上，抽口烟斗，歇息一下

四、万荷堂，一张刚完成的立体大画

1998年春，有爱造房子“坏习惯”的永玉先生突发奇想，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北京郊区一片果园中设计建造了一座由青石、灰砖和原木构成的“万荷堂”。

有人说:“你都七十多了，还能活几年，何苦费那么大劲去造房子？”永玉先生反讥道:“这算什么话，造房子和画画其实是一回事，前者只不过是画一张立体的大画，画好了，也就算玩过了。”

有年秋天，我趁去北京看歌剧《图兰朵》之际，专门去了趟“万荷堂”。“万荷堂”，占地约二十亩，大院的东首是个庞大的荷花塘，池塘四周亭轩错落，回廊曲折，清幽雅致，美不胜收。其中有一座凉亭里有先生大幅水墨荷花图，苗子先生题了几句极精彩的诗句。记得有这么几句:“主人自写青山卖，朋辈同夸白雪辞。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颇耐人寻味。

西首那用青石、灰砖和原木筑成的建筑群，分前后两进。前面是永玉先生的大工作室，跨过门槛，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八尺整张的《十万狂花入梦寐》制成的屏风，五彩斑斓，气象万千；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摆放着清一色明代家具，四周还散落着一些中国古代陶罐；宽大的画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笔、砚、宣纸、书籍和几件小摆设；东侧的墙壁悬挂着先生刚刚完成的巨幅画作《老梅蓬勃图》，苍劲郁勃；而一架崭新的黑色三角钢琴更给工作室添上点儿浪漫气味。

拜访黄永玉

穿过工作室，径直往里走，就是主人的客厅和居室。这里的陈设与工作室风格完全不同，客厅里挂着的大多是永玉先生的油画，巨大的壁炉上摆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发，好客的主人常约一些旧雨新知在这里品茗聊天。

闲聊、漫谈是永玉先生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而漫谈时说得最多的恐怕还是人。他曾经说起过许多精彩有趣的人，有些已淡忘模糊了，有些则记忆犹新，譬如弘一法师，譬如沈从文……

永玉先生是目前见过弘一法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那年他才十几岁。少年的黄永玉很调皮，有一天，他在庙里的白玉兰树上摘花，恰巧被弘一法师发现了。弘一法师说:“你看这花长在树上好好的，干吗非要摘下来呢？”“老子高兴，就要摘”，黄永玉说。

弘一法师非但没有生气，还招呼他到禅房去，并问他会什么。这个顽童大言不惭地回答:“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开枪，打豺狼、野猪、野鸡。”见到弘一法师的字，他还说不好，没有力量。

忽然，他发现书桌上有写着“丰子恺”“夏丏尊”名字的信封，有点好奇。因为他在课堂上读过他们两位的文章，当知道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和尚是丰子恺的老师，又知道他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词的作者时，便又缠着弘一法师给他写幅字。

弘一法师笑了:“你不是说我的字没有力气吗？”聪慧过人的黄永玉连忙改口道:“不过，现在看看，你的字有点好起来了。”弘一法师答应他几天后来取。

12岁远离凤凰来到厦门集美学校的黄永玉

顽童去别处玩了一个礼拜，再踏进寺院便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进入那个小院，只见弘一法师侧身躺在木板床上，脸色安详，像睡觉一样。桌上居然有一张写给他的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他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还是嚎啕大哭了起来。

永玉先生谈得最多的莫过于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写出了像《边城》那样的传世之作，晚年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仍钻进故纸堆中，孜孜钻研服装史，写出皇皇巨著《中国服装史》。

“从文表叔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火慢慢煎成的、味道也过得去的嫩黄小鱼，以期有朝一日对人类有所贡献。”在黄永玉的生命里，感情最浓的是沈从文，最尊敬的是沈从文，最崇拜的也是沈从文。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沈从文给客居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尽快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是我最希望的”。于是黄永玉和妻子在1953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

沈从文与黄永玉

当黄永玉工作上受阻，思想上有波动时，又是表叔，给他写去了鼓励的长信:“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同样，当看到黄永玉潦草敷衍的作品时，表叔也会毫不客气地，狠狠“剋”他一顿。因此，沈从文在落寞和孤寂中逝世后，永玉先生不无悲痛地写道:“表叔真的死了。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当然，除了人物之外，这位号称“凤凰老刁民”的艺术家也经常说说有关创作的故事。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那件在当代美术史上轰动一时的“猫头鹰事件”，听他谈画《水浒人物》前前后后的曲折经历，也听他谈和“清末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先生在“文革”期间的那次难忘的邂逅……

拜访黄永玉

黄永玉先生曾说一个画家的成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基本功，主要是颜色的探索、趣味的安排；二是做人要过得去，否则就会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三是艺术的“八字”要好。永玉先生的艺术“八字”该是不错的了，短短几十年竟有如此非凡的成就。

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总体上讲，我的’八字’很好。虽然我一生没有大的成就，但确实没有浪费时间。每天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我初中三年级的学历。”

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他从不畏缩，从不气馁。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每当他受到委屈，遇到灾难，便会鼓励自己，我是为了太阳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拜访黄永玉

“人生所有的遭遇我都受过，但我不哀叹，我感到很值得。这一辈子没有冤枉，所以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不要坟墓或墓碑，即使有个墓碑，上面也只要写三个字——太累了。”先生的这段话始终在我脑际，挥之不去。

如果没有经历过生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就很难对生命有如此的大彻大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终究是不能免俗的。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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