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以及当代西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教授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活跃于国际学术论坛，他的思想贡献是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政治论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去年他九十岁生日之际，这位著名的哲学家重返他两度执教的法兰克福大学，并于6月19日发表“再谈道德（Moralitat）与伦理（Sittlichkeit）的关系”公开演讲。时值笔者在维也纳访学，听闻哈贝马斯教授的生日演讲信息，便与同在欧洲访问的我校哲学系潘德荣教授、牛文君老师会师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同奔赴这场盛会。

2001年，哈贝马斯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当时担任其助理翻译的正是潘德荣老师。哈贝马斯语言之难懂让他在高度紧张的翻译任务中冒了一身汗。哈贝马斯教授对中国的发展与未来有着浓厚的兴趣，也与中国学界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新世纪初的访华在当时也被一些人称作是可与上世纪罗素、杜威来华访问讲学相媲美的学界盛事。

经过七小时的长途跋涉、火车晚点，我们最终如期抵达法兰克福大学阿多诺广场，等待入场。数以万计的师生纷至沓来，会场主楼人群比肩接踵，一开始，我们随着人流在分会场入了座。主办方解释道，因主会场位置有限，分会场只能观看大屏幕的现场直播。

会议首先由法兰克福大学校长Birgitta Wolff教授宣布开幕并致辞。随后，黑森州科学和艺术部国务秘书Ayse Asar和法兰克福大学赖纳·福斯特（Rainer Forst）教授致欢迎词。福斯特强调，哈贝马斯在生日之际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使人倍感荣幸，他的话语理论已成为全球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范例。对任何诸如全球正义、宗教多元化以及民主和公民身份等日益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他的研究。

从分会场到主会场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停留了三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此经历了“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1956年到1959年，他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助理，并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合作。在1964年至1971年,他作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继任者，任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教席。从1983年开始，他一直在施塔恩贝格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进行研究，直到1994年退休。现在他仍然在那里，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专注于社会哲学工作。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奖是哈贝马斯一生中获得的众多奖项和荣誉之一。1986年，德国研究基金会（DFG）首次授予该奖项，这仍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受好评的国家科学奖。讲座现场的听众还有不少著名的哲学家，比如哈贝马斯的弟子霍耐特（Axel Honneth）等。

在讲座渐入佳境、哈贝马斯教授谈兴正浓之时，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整个主楼拉响了火警鸣笛，广播也发布紧急通知，疏散听众全部撤离会场。场外消防车业已集结待命，警笛声响彻整个阿多诺广场，如此场面可谓平生罕见。而事实上会场并未发生什么险情，演讲在中断后又继续进行。在广场等候时，人们打趣地说道，大概是哈贝马斯教授的人气过旺，引得会场空气中二氧化碳超了标，方才触发了警报。此时牛文君老师也与同被疏散离场的Ursula Closset女士取得了联系。Closset女士是前黑格尔档案馆秘书，曾担任著名哲学家Otto Poggeler的秘书，亦是哈贝马斯和潘教授多年的挚友。老友相聚，彼此都分外欣喜。Closset女士带领我们第一时间重返演讲主会场。就这样，我跟着老师们，第一次近距离领略了哈贝马斯教授热情演讲的风采。

生日祝愿中的演讲

在演讲中，哈贝马斯讨论了实践哲学的经典话题——“道德与伦理”。

早在1983年问世的《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一书中，他的《道德和伦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是否适用于话语伦理》一文就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本书出版之后，哈贝马斯的不少文章，特别是《道德和美德》（1985），都有意识地把道德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哈贝马斯提出“法和道德构成交往行为的核心”，对他日后所强调的话语伦理学之于国家法制的建立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演讲开场，哈贝马斯回忆了一段曾在斯图加特召开的黑格尔大会上的往事。会上迪特·亨里希（Dieter Henrich）邀请了美国一些分析哲学大家作系列演讲，哈贝马斯也作了报告。报告后罗蒂（Richard Rorty）向他走来，边友好地摇头边说道：“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来回摇摆。”哈贝马斯则尽力解释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是在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之间来回摇摆。”

在这场演讲中，哈贝马斯也正是基于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争论，试图综合道德自律的理性自主概念和政治自治的原则及与具有历史性的伦理现实。哈贝马斯指出，康德对“法则”之“普遍性”的概念，不是仅从语义学上理解为法则之表述的普遍性，而是要从语用学上理解该法则可能运用的所有情形中其内容的普遍适用，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似乎表现出某种康德主义倾向。而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则把康德的“理智世界”从空间和时间的彼岸拉回到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之中，从而现实地对基于道德原则建立的正义规范进行批判和社会建构。

演讲中，哈贝马斯吸纳了马克思阐明的意识形态受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被权力支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一步使道德和伦理的关系有一个建构性的转向，即要反抗社会的不正义，扬弃不合理的旧制度，首先必须为推翻分裂的社会、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从这番讨论中哈贝马斯形成了一个中介性的结论，他将之概述为，政治理论如果不考虑到马克思所发现的那种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权力关系，就仍然只能受困于软弱无力的规范主义。同时，哈贝马斯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开启了一种重新理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他主张正义原则应优先于社会融合，并强调要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公民作为民主立法者，共同建构起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哈贝马斯教授的话音刚落，全场即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在洋溢着众人对教授90岁生日快乐的美好祝愿中，哈贝马斯缓缓离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8期第8版)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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