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是当代人日益憧憬的生活理想。明清时期活跃在江南乡镇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审美活动表明，正是由于大批文化人才的兴盛和努力建设才使江南成为人们称羡的诗意栖居之地。但一切诗意化生活的延续需要文化的不断再生力和审美性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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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研究》

李正爱 著

内容简介：

本书以明清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人际关系与文学交游关系角度探讨文人群体的主体结构类型与文化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文人结社、艺术家、寓居文人、女性文人等角度探讨了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交游活动的普遍特点和主体诉求。本书还从文人群体活动的特点出发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文人群体与地方文化审美建构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李正爱，男，博士，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江南文化与美学、都市文化。

精彩书摘

文人流寓江南乡镇的原因

明清时期，流寓在江南乡镇社会的外地文人主要有学者、画家、僧人、诗人等。如明代寓居浙江余杭县唐栖镇的云间人赵左就精于绘画。《唐栖志略》记载：

赵左像

赵左文度，云间人。精绘事，每一画稿出，董文敏辄叹赏之。少年游京师，以《秋草》诗得名，人呼为“赵秋草”。后徙家栖上，居芳杜洲，名其楼为“大愚庵”。著有《大愚庵集》，徐野君序而传之。

从记载可知，赵左少年时以《秋草》诗得名，被称为“赵秋草”，后来寓居唐栖，著有《大愚庵集》，徐野君为其作序。又如清代的豁堂和尚，《唐栖志略》记述：豁堂和尚，名正岩，一字茮菴，余杭人。工诗画，经史百家，靡不通究。顺治中，主南屏净慈寺，后爱栖里水之胜，遂驻锡于绿野庵，为妙观上人。写小景绝佳，所著有《谷鸣个庵同凡草》行世。

可见豁堂和尚原本是余杭县城人，是一名擅长诗文绘画的诗僧，因顺治年间主持净慈寺而来到唐栖，因为喜爱唐栖水的美妙，从而长期驻留绿野庵。又如清代寓居上海县娄塘镇的福建莆田人宋钰，史载：

宋钰，字比玉，福建莆田人，国学生，诗、画、书法高雅拔俗，尤以八分擅长。遍交邑中知名士，东城垫巾楼、槎上檀围皆其流连觞咏处，于娄塘则居唐正雅之扶芳馆。

宋钰诗、画、书法都很擅长，与邑中众多名士交往，饮酒咏诗。再如清代由诸翟镇而寓居上海县法华乡的侯敞，《法华乡志》云：

侯敞字梅杉，晚号淞南居士，诸翟镇人，增广生。工古文诗词，九流之书无不涉。历学院试，辄列优等。精书善画，山水清奇，浓淡各擅其长，时人号为郑虔三绝。其他弦琴、弹棋、吹箫、品曲，无艺不工。为人质朴诚笃，不尚浮华，是为隐君子也。何家角杨秋山，聘训子弟数年，所著见艺文。

侯敞作品

这些流寓到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大多都在诗文和绘画方面有独当一面的才能，甚至在某一方面堪称翘楚。例如上文所举侯敞即是典型，他对古文诗词涉猎极广，书法绘画都很擅长，对于弦琴、弹棋、吹箫、品曲等艺术也都很精通。这些流寓的文人在寓居地进行的文化活动也多是作诗作画，多与其他文人相互赠诗，结诗社进行交流，著有诗集，还有一些绘画作品。

明清时期，流寓在江南乡镇的文人比比皆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江南乡镇文化的繁荣与昌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文人流寓到了江南乡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避战乱、灾荒

明清时期，一些文人为了躲避战乱或灾荒，背井离乡，流寓到了江南的一些乡镇中。如黄周星，明朝金陵人，为躲避战乱流寓到了阳成湖滨。

黄周星，字九烟，金陵人。少育于楚湘周氏，亦为楚人。崇祯十三年，成进士。又三年，授计部主事。明年夏，以国变弃家，流寓吴越间。在吴寓阳成湖滨，后更名人，更字略似，号半非，又号笑苍道人。生平或笑或哭，感触无端，遇沉冥放废之土，执手悲歌，声激水涯。

尝自言身多患难，幼时遇鸩毒，不死；丙午，公车出洞庭遇盗，不死；丁丑，遘寒疾不汗发狂，不死；庚辰，京邸触凶刃，不死；丙戌，避乱闽海，复遇盗，不死。浮沉三十余年，年七十仰天叹曰：“吾今不可以死乎？”与妻孥诀别，慷慨饮醇酒数斗，竟日夕不醒，人以为真死矣，仍不死。后泛舟浙东，被发长啸，自沉水死。著述盈百卷，今所传者，惟《唐诗选惊天泣鬼怡人集》。

又如寓居同里镇的黄本，《同里志》记载：元季，张氏据郡城，本乃避同里，授徒资养，遂留家焉。

而比较有传奇性的是清初著名文人赵吉士流寓唐栖的经历，《唐栖志略》记载说：赵吉士，天羽，号恒夫，新安人，任交城令。康熙甲寅遭逆藩之变，家人离散，吉士至塘栖，寓栖霞院。院僧石菴，其族弟也。至除夕家人十余辈不期并集。吉士作诗志喜，栖里士人和者甚伙，韦六象作序，名《栖霞倡和集》。

康熙年间，由于吴三桂起兵叛乱，在交城任职的赵吉士受到战乱的冲击，与家人离散，不得已投奔在唐栖栖霞院出家的族弟，寄居寺内。没想到除夕时，十多位家人不约而同地投奔族弟而来，竟然一家团聚，赵吉士因此大喜过望，赋诗来表达喜悦之情。而唐栖的一些文人也与他和诗，并让韦六象作序，汇成诗集，名曰《栖霞倡和集》。

２．跟随父辈迁居

一些文人自幼便跟随父辈离开家乡，到江南乡镇生活。如清人王坚自幼便跟随父亲从昆山迁居到黄渡镇，在黄渡镇生活了二十年，康熙末年又随父亲回归故乡。

王坚，一作尔坚，字升孟，诸生。能诗善画，幼随父焜自昆山寓居黄渡二十年。时张原雅诗及从子鹏翀并设绛于镇之北乡，与坚旧好，文社诗坛风雅最盛，陈兆桢《书斋杂咏》、僧荫天煎茶吟社、鹏翀《幻花分课》，皆其时也。康熙末，焜司铎丹徒，坚侍养任所，仍归旧乡。以嗣子鸣盛贵，赠通议大夫。

自幼跟随父辈迁居的文人，由于其从小便在该乡镇生活，在生活习性和诗文创作上更接近于土生土长的乡镇文人，但仍会受到父辈及家族固有习俗的影响，所以他们仍然属于流寓文人范畴。

３．工作需要

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如前面提到的擅长诗文绘画的诗僧豁堂和尚，顺治年间主持净慈寺而来到唐栖，因为喜爱唐栖水的美妙，从而长期驻留唐栖绿野庵。又如明代张琦，鄞县人，被安亭镇中大姓聘为塾师。

张琦，字君玉，鄞县人。里中大姓聘为塾师，随材施教，多所造就。刻意为诗，呕心刻肾，力去陈言，览者怜其攻苦。登宏治己未进士第，官至福建左参政，致仕。有《白斋竹里馆二集》。

又比如张春源，清时青浦人，成为黄渡镇马、王二姓村的塾师，后官至郴州知州。

张春源，字嘉树，号梅坪，青浦诸生。少孤贫不能为生，应省试屡荐不售。僦居嘉定之外冈，为黄渡马、王二姓村塾师。喜读律，不为章句学。里中有识者，醵金赠之，乃出游，落魄京邸，钱献之坫遇之旅舍，叩其所学，荐之中丞幕中。杨伯谿頀理部案，平反大狱，练才达识，当事争相折节。入资以通判试用湖南，官至郴州知州。

从上述材料看，工作或者生计需要是文人迁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文人因工作需要到一地为官，或被聘请为一地的塾师、山长之类的教职，是促成其寓居当地的一个主要因素。

４．结姻亲

明清时期，一小部分的文人由于结姻亲而寓居江南乡镇。如清代的蒋敦复，是支氏赘婿，婚后就寓居到了罗店镇。

蒋纯甫小像

蒋敦复，初名金和，字子文，晚号江东老剑。为里中支氏赘婿。年十三毕读《十三经》，试辄冠军，以微疵诖误。性旷达，不事生产，足迹半天下，东南士大夫咸慕与之交。邑令范仕义极器重之，后令如皋，聘为上宾，年余辞归。

又比如冯文昌，清代嘉兴人，因为次子褒仲成为唐栖沈氏家的赘婿，全家便跟随迁居至唐栖。

冯文昌，砚祥，号吴越野民，嘉兴人，司成开之孙也。次子褒仲赘于栖里沈氏，遂徙家依之。晚年复居河渚以守司成之墓。著有《吴越野民集》。

所以，躲避战乱灾荒、跟随父辈迁居、工作需要、结姻亲是文人流寓到江南乡镇最主要的原因，这些原因导致寓居文人与土生土长的江南乡镇文人在知识阅历、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对其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存在和活跃于江南乡镇或乡村社会中，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不可低估。自然的青山绿水、繁花草木以及添建的亭台楼阁都是人诗意寄居所依凭的外在条件，真正创造诗意生活的，是有文化创造力的人。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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