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学》“八条目”之一，修身处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这样一种排序是颇为讲究的：前四者侧重于内在的涵养，后三者侧重于外在的作为，“修身”则是对两端的沟通。也就是说，借助于修身，内在涵养不是闭目塞听不问世事，而是要始终面向丰富多样的世界；外在作为也不是外在条件的强制推动，而是依据内在德性的主动实践。因此，修身就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容的自我培养，这里既包括知识的学习，更包括道德的修养，由此才能够行得正立得直，在处理家国天下之事时克除私欲的蒙蔽。

1、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射箭之术被儒家认为是仁者之术。《孟子》中说道：“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就是说，射箭首先要端正自身才有可能射中靶心，如果不中也无法归咎于他人，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正如有德之人平时就注意自我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在受挫失败后不是推卸责任或藏着掖着，将自己扮成清白无辜的局外人，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自我反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孟子》中还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说事情做不成功，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论语》讲“君子不怨”，强调的还是自主自觉意识。

秦穆公当政三十二年时，获得一个袭取郑国从而向东方发展的机会，但危险性很大。穆公心切，不听大臣劝阻，执意出师远征，结果在崤山败于晋军，三员大将被俘。经此惨败，秦穆公反躬自省，向大臣和将士赔罪，并从此广纳贤才，精心经营关中地区，终为五霸之一，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相反，不注意修身的人往往怨天尤人，如楚汉相争中的项羽，勇猛过人，但刚愎自用，不听取他人的劝谏，最后落败至乌江畔时仍无反省，反说是“天之亡我”。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或者遇人不淑，不过是为自己找开脱的借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也让自己不断落后，沦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苟且之人。毛泽东同志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习近平同志也强调要用好这一有力武器，让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这与“反求诸己”是完全一致的。

2、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社会关系复杂，有着许多诱惑。这就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精神自觉，抵制诱惑对自身的侵袭。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表达了古代中国对于伦理、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一般来讲，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往往经历创业之不易，体察民生之多艰，从而能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中后期的君主往往生于富贵，长于深宫，一旦缺乏良好的教导和道德修养，就会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种种享受，任性而为，以至于身死国灭，为人所讥。

三国时期的孙权有猎射野鸡的喜好。一天孙权打猎回来，重臣潘濬劝谏说：“现在天下尚未安定，有不少国家大事需处理，猎射野鸡也不是要紧的事。”孙权为自己辩解道，现在只是偶尔去一次，不像以前那般。见用言语达不到劝谏效果，潘濬就自己动手毁坏了用野鸡毛装饰的车盖。孙权知其决心，“由是自绝，不复射雉”。而后孙权兢兢业业，专注于朝政，对吴国有开创建立之功。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则不然。在祖父辈的励精图治下，晋国成了春秋霸主。而“长于深宫”的晋灵公即位后只知道声色犬马，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不行君道，晋国由此走下坡路，以致于后来晋灵公被杀死之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护驾，可见“欲不可纵”。

实际上，不仅是领导者，每一个平凡的人都面临着物质、名利等诱惑。道德修养的高下，即在于是否能够以充分的精神自觉把握住自身，而不是为外在之物所控制和驱使。一个人能否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所以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3、固本培元，修己安人

《大学》以修身为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又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一个伟大的民族总能在废墟上重建，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教养的家庭能够生活得幸福。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德性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具备好的修养才能把握环境，影响他人。我们如果想对社会有所企盼，对他人有所要求，应当反求诸身，加强道德修养。

孔子被称作“圣人”，并非后世对他的神化吹嘘，他的学生及其同时代的人对他已有很高的评价，如最为聪慧的学生子贡认为孔子乃“天纵之圣”，卫国人就认为上天将振兴天下的重任交与孔子。而孔子如此使人心悦诚服，不仅在于博学多闻，更在于以德立身、以身作则。

《大学》讲“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只有做好自己，提升自我，才能更好地影响他人。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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