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较起真来，今天的很多职业都是古已有之，比如，医生可追溯到尝百草的神农氏，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我们日常使用的瓷碗陶叠在中国更是有上万年的烧制史……可能有人会说，那程序员古代可没有，但反过来说，诸如补碗匠、货郎担这些职业，今天也几乎再难见到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职业能够纵贯古今，也不失为一种缘分。 今天，我们就列举了几种穿越历史的职业。

方志系统从业人员VS太史

首先，就说说这跟“历史”有关的职业。

中国历史悠久不必多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更是重视对历史的记录，直到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地方志办公室，专门负责整理地方资料，且各个领域都有机构负责编写年鉴。

常州方志馆

这些地方志、年鉴的编写者，大概对应的是古代的“太史”。

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太史”首推司马迁。我们知道司马迁遭遇过宫刑，却不知道，当初其实是让他在罚款、宫刑和自杀三种惩罚中选择一个。司马迁家贫，无法承担巨额罚款数目，但他想坚持写完能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最终只能选择宫刑。

《史记》一直记录到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他如实记载当时发生的一切，以“君举必书”的态度，令《史记》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实，如果继续追溯司马迁这种精神，则是春秋时期“宁死也要秉笔直书”的史官群体。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有一句——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崔杼是春秋时期的齐国权臣，齐庄公与崔杼的妻子私通，还拿着崔杼的帽子赏赐给其他大臣。崔杼知道后，设计杀了庄公，另立新君。齐国太史在竹简上记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大字，崔杼就这样被钉在了“弑君”的耻辱柱上。崔杼为了给自己留个好名声，就杀了这位史官，还威胁其继任者。当时，太史这个职业是世袭的，前太史的二弟坚持不改，崔杼又杀之；三弟继续写“崔杼弑其君”，继续杀；到了四弟，仍在坚持写“崔杼弑其君”……当人连死都不畏惧的时候，还能拿什么威胁他呢？崔杼无奈只能作罢。

影视剧中的崔杼和齐国太史

齐国史官兄弟四人为坚持记载史实，慷慨赴死的精神，不仅鼓舞了后世诸多史官，更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统治者的言行。

从汉代开始，每朝每代都会编修国史，而帝王的起居注就成为修撰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但是，汉朝没有专职人员记录帝王起居，只是宫廷内部自行编撰。从晋朝开始，才任命中书著作郎来编写起居注。后世王朝沿袭前朝制度，设起居舍人等官职，专门记载起居注。由于起居注记载皇帝的一切行为，为了避免因为皇帝看到对自己不好的记载而处罚起居注官，便有了一条“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的不成文规定，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想看史官对他的起居注，就遭到了拒绝。不过，真正能做到的皇帝并不多，甚至康熙皇帝因记注官欲将谕旨“前后互异之处指出书写”而怒罢起居馆的案例。

快递员VS驾部郎

如今，快递员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信息、物资传递在古代也很重要，周朝就设有邮驿，分步传和马传两种，由夏官大司马管理。为及时传递军事信息，设置烽火台，在历史上还留下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今天的快递员

汉代邮驿制度更为完备。邮人负责传送文书，驿是为邮人准备马匹的机构，传是给政府官吏或特许之人提供车的地方，驿和传统称为“置”。除了官方快递，私人快递也已经出现。《汉书》记载：“旦置驿书，往来相报。”汉武帝幼子刘弗陵在位时，燕王刘旦和朝中重臣上官桀共谋废立之事，当时刘旦住在今天的北京附近，为了和西安的同伙快速传递信息，自己出钱设置了驿书。

唐朝邮驿设遍全国，由兵部驾部郎掌管。有水、陆两种路线，工具有马、驴和船，每日的路程都有规定，“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除了传递官方文件，还负责运送官物，比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数千里路程，驿夫骑马传送，竟能让唐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可见唐朝邮驿的发达。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邮驿制度，进一步细化了速度要求。驿者在传递文书时发给檄牌，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不同的区别，其中金字牌要求驿使速度最快，只有传递敕书和军事机密文件才会用它。因此，宋高宗为命岳飞班师，一天之内竟连发十二道金牌，岳飞收到十二道金牌，便明白宋高宗决心已定，乘胜追击已无可能，只得罢兵回朝！

元代疆域最广，因此邮驿制度也最为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皇帝使人自都城出使者，每二十五里必有一驿，每驿有房舍，宏大华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帐供，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集，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为盛。驿站之外还有急递铺，“转送朝廷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铺卒腰穿革代，并系悬铃。所要到铺的铺人听到铃声则出来接文书，然后又展转以去。政府规定铺人一昼夜要走四百里，勤惰有赏罚。

明代的驿传大体与前代相仿。明末攻破北京，把崇祯皇帝逼得自挂煤山的闯王李自成，在造反之前就在驿站当驿卒。崇祯元年精简驿站，在这裁人的风口浪尖李自成偏偏弄丢了公文，等于自己砸碎了饭碗，没了工作欠的债也还不起，债主逼债还把他告到官府，县令“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好在被朋友救了出来，李自成因受奇耻大辱，一怒之下杀了债主，又把与他人通奸的妻子杀了，身背两条人命只得逃到外地投军，结果又因军队欠饷而发动兵变，还真让大明亡了。

消防员VS潜火军

自古至今，火灾都是重大事故。时至今日，仍有消防员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奔赴火场，甚至牺牲生命。

今天的消防员

这还是在有发达的灭火装备的今天，而在古代，防火更是重中之重，早在周代就出现了专业的“消防员”。根据《周礼》记载，周朝管理火政的官员有司烜、司爟和宫正。司烜的职责是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以提醒人们注意防火，与后世更夫的职责相同。到了干燥的仲春，司爟负责传达禁止生火的命令；宫正则负责监督宫中的防火事宜。 汉代负责火政的官员称为“别火”“夜士”。别火官主要负责宫廷内治火、改火。夜士是各地方负责巡夜、管控灯火等事宜的人员，禁止百姓夜间随便在街市动火。 唐代在各个坊里都有“武候铺”负责消防灭火。并且有了先进的灭火工具——皮袋、溅筒，《通典》记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

宋朝设置了更为严密的防火制度。官府规定，到了半夜要灭掉一切火烛，防止人们在熟睡时发生火灾，如果有人家要在后半夜烧纸钱，必须事先告知负责火禁事宜的官员“厢使”。为了及时消灭火灾，官府还在地势高处建筑了望火楼，监察城内起火处。

南宋古画中的“望火楼”

宋代的消防员叫“防隅军”“潜火军”，一旦发生火灾，防隅军便立即携带消防设备扑救灭火。同时军队也参与扑救，各部队密切配合，井井有条，因此“每遇火发扑救，须臾变灭”“不劳百姓”。灭火工具也进一步完善，宋仁宗时便有了水袋、水囊、唧筒、麻搭。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还为潜火军配置了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消防装备。

宋朝的灭火工具

明朝在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丁官军10人，负责京城防火。地方基层政权设有总甲负责火盗，一些城市还组建了专业的消防部队——火兵，配备水桶、藤斗、麻搭、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清朝开设了火班，即机桶处，机桶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工具，也是消防车的雏形。紫禁城内还放置有机桶、铁水缸，每缸可储水3000多升，以防火灾的发生。20世纪从日本舶来“消防”一词，负责救火的人员也开始称为“消防员”。

清朝的机桶和水缸

铲屎官VS五坊使

今天，我们称养宠物的人叫“铲屎官”，这当然是一种笑谈，但在古代，还真有人专门做这件事。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春秋时期，卫国的国君卫懿公特别喜欢养鹤，宫廷里专门有领俸禄养鹤的宫人，并且还给鹤定品级和俸禄，甚至让鹤坐着只有大夫才能乘坐的轩车跟他出游。当然，作为一国之君如此放纵天性，必然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卫懿公最后因养鹤而亡国身死。

秦汉时期，人们修建了专门供天子游玩射猎的皇家园林“上林苑”，《汉书》记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上林苑中豢养有狗、马、鱼、鸟、大象、白鹿等，还都配备了专人负责喂养，“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上文提到的李延年在刚入宫时就是负责给汉武帝养狗的“狗监”，出使匈奴被扣在贝加尔湖边牧羊的苏武也曾担任过“栘中监”，是负责管理鹰犬等动物的官职。

上林苑

唐朝皇帝则喜欢玩鸟。开元年间，唐玄宗设立了“五坊”管理他的爱宠，分别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唐代中期郑处诲撰写的《明皇杂录》记载了唐玄宗爱宠“雪衣娘”的故事：雪衣娘是岭南进献宫中的一只白鹦鹉，唐玄宗命人教它近代词臣的诗作，只吟诵几遍便能背诵无误。皇帝跟人下棋，看着快要输的时候，近侍一呼“雪衣娘”，它便飞来搅乱棋盘或者啄伤下棋人的手，帮玄宗“作弊”。一日突被猎鹰袭击，一个回合便一命呜呼，玄宗伤心不已，命厚葬之。 明朝嘉靖皇帝与现代的“猫奴”可为同好，“至于御前，又最重猫儿。其为上所怜爱，及后妃各宫所畜者，加至管事职衔。”对喜欢的猫儿都要给个封号，还设置了猫儿房，有三四名近侍专门负责照料御前有名的猫。嘉靖还喜欢给猫儿起名字，“牝者曰某丫头，牡者曰某小厮，若已骟者，则呼曰某老爹。至进而有名封，直谓之某管事，但随内官数内同领赏赐。”有一只猫，全身微青色，只有双眉洁白，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霜眉”，这只猫善于体察人意，皇上要去哪里，它能预知前导；皇上就寝，它守在榻旁不移。霜眉死后，明世宗“命以金棺葬万岁山，荐以斋醮”。大学士袁炜还为其撰写了悼词，其中有“化狮为龙”之语，颇为嘉靖赏识。嘉靖皇帝对猫的喜爱和厚待真叫人感慨“人不如猫”啊！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既有新的行业不断出现，也有旧的行业渐渐消失。

参考文献： 涌泉：《历代起居注浅述》，《历史档案》1983年4期。 易伟新：《从驿站到近代邮政制度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4期。 赖晨：《古代消防：唐代用溅筒灭火 清代民间校方组织多》，《决策探索》2015年9期。 赵晶：《论唐代五坊的渊源与设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增刊。

编辑：徐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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