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我相信艺术乃是人类所了解的人生的最高使命及其正确的超脱活动。”这说明了艺术之于人生的作用——艺术作为人生的写照，意在使人摆脱欲望的干扰，纯粹的去认识人生的本质，促使人去掀开摩耶面纱，看清后面的真面貌，并最终寻求拯救人生的方法，这同时也就是艺术的伦理学价值。

尼采（1844-1900）

例如，《红楼梦》是彻底之悲剧，读完之后令人伤心惨目，难以释怀。全书最终以“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来结尾，把悲剧的境界上升到了极致，给读者提供“观他人之痛苦”的绝佳材料。我们通过观看表达壮美的艺术品、阅读《红楼梦》的悲剧，产生出一种轻生的情绪，使苦恼的根源——“生存意欲”消退，从而不再受缚于求生意欲的链锁，而是感觉到一种解脱、一种超出生死之外的达生境界。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求生欲又何曾不是“吾身”之大患？贪生怕死的人是苦恼的、劳累的、痛苦的，而视死如归、看淡一切的人又是超脱的和自由的。我们因畏惧死亡而不敢直面“生存意欲”，这时候就需要艺术帮我们一把。

悲剧艺术使人逃脱了求生欲的支配，不再屈服于生命的淫威，而是摆出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度，纯粹的去认识人生，并寻求解除人生痛苦的方法，这是迈向解脱的第一步。

所有的人生哲学都绕不开“人生是否值得度过”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红楼梦》第一回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是对乐观主义人生观持否定的态度，生活从来就不是快乐的，生活充满着痛苦，根本就不值得度过。

人生的基调就是痛苦，这无可置疑，但痛苦的人生是否值得度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而痛苦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这又是更后面的问题。那些因人生之痛苦而果断结束生命的自杀行为，他们是在用行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而伴随着这种行动，第二个问题也就没有继续解释的必要了。

自杀是一种对生存问题提出质问的尝试，然而是一种不明智的尝试，因为它意味着提问者连同问题的答复一起遭到了毁灭。允许自杀，但不支持自杀。因此，叔本华说：“自杀是谬误，但谬误并不等于罪恶。”

在此，我们撇开自杀不谈而转到其对立面——“痛苦的人生是值得度过的。”承认人生是值得度过的，才有可能去答复“痛苦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的问题。那么痛苦的人生为什么是值得度过的呢？《红楼梦》里的石头不听僧人和道士的劝告，决定去度过一番，并给出了宗教的答复和功利主义的答复。

整部《红楼梦》实际上写的就是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的一段故事。石头只有体验过人生离合悲欢、世态淡凉的痛苦，才能寻得解脱的方法。

《红楼梦》一书，佛、道宗教思想浓重，佛、道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过程，想要达到解脱的境域，不能不遍尝人世的痛苦。而我们之所以正视痛苦，并非由于痛苦本身，而是因为痛苦是达到解脱的手段。因此，我们决定在痛苦的人生中度过，乃是为了求得解脱。

功利主义的答复则与此相反，功利主义者期望趋吉避凶，希望能最大限度的规避痛苦，最大限度的增加快感，他们不是正视痛苦，而是逃避痛苦。

基于此，我们看到了两类人，在面对如何度过痛苦的人生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类人是占大多数的世俗之人，他们把外部物质视为规避痛苦的工具，通过追逐物欲、增加财富、提高生活物质水平等手段来减缓痛苦的折磨。另一类则是占少数的苦行僧或修道者，他们将心视为痛苦的根源，敢于直面痛苦，通过各种磨难式的修行来寻找解脱之道。

我们在《红楼梦》中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做法的分别，贾宝玉生于富贵之乡，早已不再需要通过追逐物欲来减缓痛苦，因而他对功名利禄、仕途经济并不感兴趣，反倒是对佛道出世主义有一种天然的痴性。第一百一十九回写“中乡魁宝玉却尘缘”，贾宝玉考中第七名乡魁后却选择了出家，与功利主义决裂，走向苦行僧的道路，直面人生的痛苦以求得解脱，对“痛苦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给出了答复。

叔本华（1788-1860）

凡读《红楼梦》者莫不希望宝黛能终成眷属，不想见到宝黛分离、林黛玉青年早逝的悲剧。但《红楼梦》（包括后四十回续书）毕竟是极壮美的悲剧，其本质就是要“描写人生之痛苦”。因此后面必定要写贾母嫌弃黛玉，王夫人不喜欢黛玉，王熙凤设计掉包计撮合宝玉与宝钗的婚礼，让宝钗强嫁宝玉，促使黛玉死亡的悲剧来使读者感觉到“大不利于吾人”的壮美感，并对生存意欲（特别是情欲）感到厌恶，从而促使生存意欲消退，进入到美学的境界。

《红楼梦》写钗嫁黛死的目的并不是要谴责封建礼教的婚姻，也不是要把黛玉之死的责任归之于谁（就后四十回作者的思想而言），而是要人们去正视这个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悲剧。人不能不正视人生的痛苦，正视它就是为解脱它、克服它。如果人无法正视痛苦，没有求得解脱的勇气，那么地狱和天国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人也就失去了拯救人生的机会。

《红楼梦》写贾宝玉的解脱，先是感于黛玉之死，欲寻死路，又通过正视黛玉之死的痛苦而获得暂时的解脱，最终才以出家来实现完全之解脱。假使贾宝玉在林黛玉既死之后，感愤而自杀，或者颓废终生、自暴自弃，则此书虽然壮美至极，但却全无哲学、伦理学的价值，于人生而言亦无任何用处。

《红楼梦》把宝黛之间悲剧写得如此之彻底，把痛苦感描写的如此淋漓尽致，其目的不是要教人躲避痛苦，而是要求人们能够正视痛苦，并从痛苦中寻求解脱的办法，对此它开出的药方就是“修养”，就是出世，用这个办法来拯救人生。

艺术的最大价值全在对人生的写照，艺术取材于人生，它的出现是为了拯救人生，补偿人生的缺陷——有此世界方有此人生，而有此人生方有此艺术。

假如人生本无生死和苦乐，人生不需要拯救，人在生活中无牵无挂，没有丝毫的痛苦，那么艺术也就是失去了其价值，变成了赤裸裸的娱乐，它就不再是描写人生，而只是要提供某种愉悦。

与此相反，假如人生已经脱离了痛苦，进入到解脱的境界，那么艺术作为拯救人生的工具，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艺术的价值就存在于生存意欲中，它就是要通过消退生存意欲而入于纯粹知识里，假如没有生存意欲了，已经解脱了，那么艺术之于人也就像药物之于健康一样，失去了价值，因此艺术的价值应是相对的。

对于不同境界的人（有审美品位的）来说，对艺术品的评价也便是相对的。回避痛苦的功利主义者只喜欢听小丑逗乐，却不爱看高雅的悲剧；同样，敢于直面人生的人总是希望从艺术中找到看透人生的方法。

在我们的时代，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刺激下，艺术也开始向眩惑、娱乐的弯道拐进。各种影视、音乐和美术都出现了低俗、浓艳的现象。人们从艺术的欣赏中不再体会到优美感和壮美感，而是寻求精神的刺激，在文化快餐中填饱肚囊，从而滋长自己的生活之欲，温饱之后又思淫欲，造成痛苦感的加剧。

有些人从这种艺术中找到规避痛苦的麻药，有些人则寻求感官视觉刺激，更有人要在其中实现政治目的，而我们却不需要这些东西。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艺术之所以能够感染人的情绪，使人的生活之欲消退，进入到纯粹认识中去感悟人生，在于恐惧和悲悯是人情所固有，悲剧旨在感发这些情绪，使精神受到洗涤，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涤荡心灵的作品！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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