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权”确实是个重大的“父权”问题，不过并不是新生儿父亲的权力。

最近有一则奇闻：现象级网红papi酱因为生孩子没随她姓被攻击了。

故事的来由是papi酱发了个母亲节微博，表示生孩子比考试、工作更辛苦。

平平无奇的应景之言，却被女权博主点评了一句：“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

战火一煽就起，最强硬的一派女权网民，把papi酱骂成了“婚驴”。然后这个莫名其妙的话题就成了热门议题。

我略理解那些“心疼”papi酱的网民，papi酱年收入少说八位数，又是明星，此前树立了“独立女性”的形象，“谈恋爱结婚到现在亲家都没见过”的言论也为她收获不少关注和崇拜。

相比之下，她的丈夫公开身份似乎就是“papi酱的大学同学”，双方地位差距不小。在这样一桩婚姻里，孩子都不能随母姓以示女权进步，当然够让她们怒其不争的。

我也理解那些跟进呛声为papi酱辩护的评论，因为papi酱白手起家，年收入少说八位数，又是明星，还享有“独立女性”的形象，是一个全方位的强者，这样都要被攻击？

papi酱当然是一个强者。

所以，无论是对强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为强者声名受损而激辩，都远离我们身处的现实，让我们从柴米油盐中解脱，代入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地位。

这是一种很爽的娱乐。

它们紧贴新闻话题，比网文影视电玩更具实感，同时毫无痛感。我们今天的不少热门话题，都是这样的爽vs爽。

不过“心疼”方天然还是输一截。她们太极端了，地图炮放得太过火，攻击对象还是女性，所以她们的“婚驴”言论被截图广传。

我们都知道，“诉诸荒谬”是常见的诡辩术，它在网络大辩论里特别好用，把对立面的疯言疯语截张图就行了。

在我们生活的现实里，几乎不会有人跳出来咒骂让小孩跟父姓就是“婚驴”，绝大多数人更没有papi酱的高收入和盛名。

但需要肯定的是，在这样的现实下，新生儿跟谁姓确实是一个重大“父权”问题——不过，并不是新为人父的丈夫、孩子爸爸的父权，而是两边长辈、亲家父母的决定权。

中国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是最主要的赡养模式，儿子承担照顾年老父母的义务，女儿出嫁后则对对面公婆负责。当时的人说一句“生女儿迟早都是别人的”，并不纯属歧视和迷信。

对“养儿防老”的挖苦一直很多见，但它并不是靠挖苦就会消失的。

不过准确地说，传统养老责任并不系于性别，而在于他是否继承家庭姓氏。传统社会同样存在入赘婚姻：丈夫随妻子加入其娘家，新建小家庭承担娘家养老，对丈夫的亲生父母不再有义务关系，生育的第三代自然也继承娘家的姓氏。

养老之外，家族祭祖负责人也与姓氏捆绑，即所谓“继承香火”。同姓人丁的兴旺程度，以及直接由它决定的包括暴力在内的社会实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家族在一个传统农村社会里的地位。

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虽然初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传统模式的经济功用仍未被轻易替代，看看前不久活埋亲娘惨案的后续报道即可窥知一二。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它影响到的人群也是逐年缩减。

对于今天的城市家庭，财务收支、养老方式与社会实力，跟姓氏都谈不上有怎样的强联系，唯独剩下老一辈家长的香火情结。按理说，这个情结不是刚需，应该会逐渐淡漠的。

但城市婚姻却有一道难以忽视的现实门槛：买房。

哪怕在所谓四五线城市，一平米房屋价格也是数倍于当地人均月收入，沿海地区更多见房屋单价在两三万的县级小城。以“后浪”们的工资和消费习惯，他们要靠自己攒够首付，得攒到猴年马月。

至于主流的解决方案，就是“六个钱包”了。

樊纲说的“六个钱包”，指的是“你父母、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爱人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六个钱包”，当然实际上掏空这六个钱包的情况很少真正发生，出力最大的也就是上一代两个钱包，大多数时候，是其中一个钱包承担大头，积蓄被掏空。

“钱包”们掏空自己，可不是为了给子女购买什么“独立”、什么“进步”，他们对后代的婚姻家庭寄予了相当强的期待和情怀。何况，很多新婚夫妇还都是独生子女，都没有别人来分担这份期待和情怀。

于是对那些需要父母掏钱买房的家庭而言，父母辈对姓氏、香火的情结，也就由非刚需变成必须妥协让步的刚需了。

父母们付出几十万、上百万后，小夫妻二人商量着就把下一代的姓给冠了？世上这样的好事可不常有，更罕见能落到平头百姓身上。

在一些地区，更常见的婚姻故事不是几家、几辈人在婚后为了孩子姓什么闹矛盾，而是婚前就重点谈判，以某种形式的协议把早早它定下来。

所以，跟爹姓还是跟妈姓，是两边的原生家庭拿着真金白银，拿着谁买房谁买车谁办婚礼出多少彩礼这些昂贵的条件敲着谈判桌博弈出来的。它可实在是太重要了。

有人在知乎描述自己家乡的婚姻模式：

我是一个南方小城的姑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进入2000年后，我们市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婚姻状态——不进不出。一方不嫁，一方不娶。双方不会交换礼金和彩礼，即没有钱财瓜葛。夫妻生下两个孩子，一个跟父姓，一个随母姓。

有趣的是，她的这番讲述，是刻意把流行于长三角地区的“两头亲”联姻挑出了最理想化、最符合现代城市价值观的部分来讲的。

而事实是，早在明清时期，区别于嫁娶和入赘的“两头亲”联姻早已有之，至多算是传统联姻撞上近代初级商品经济后的产物。其功能，在于帮没有儿子的家庭通过女儿的后代传嗣，也就是在女儿婚前同婆家谈好，让她其中一个儿子随娘家姓，为娘家续上香火。

费孝通发表于1938年的《江村经济》即描述了这种联姻模式

既然出于这样的目的，“两头亲”在实践中自然总是女方主动提起，且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方家长才能向经济上弱于他们的男方提出此事。

南京大学秦文佳在其论文《作为策略性婚姻实践的“两头亲”——以苏南倪村为例》中介绍，她发现的唯一一起由男方提出的“两头亲”，缘由是男方家境承担不起嫁娶模式的彩礼。

而“两头亲”最终能谈判成什么样，取决于双方财力以及谈判意愿（比如是否为独子）。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场婚姻都不会是“没有钱财瓜葛”的理想状态。虽然免了彩礼，却免不了男方出房办婚礼女方出车出装修这些价码更高的项目，双方开支也很难做到平衡。

看似公平的谈判结果——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更是极难做到真正的无冲突。

它相当于事先由父母辈安排了子女未来的生育，而且，现实中往往存在根本来不及考虑的诸多变数：小夫妻不想要二胎、二胎意愿发生变化、生出双胞胎尤其是龙凤胎、两个孩子的性别……前几年还有政府计生政策的改变。

当情境或意愿发生改变，引发的纠纷自然不可能轻易平息。早在2012年，二胎还未正式放开时，浙江当地记者就已经注意到“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案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有些讽刺的是，这篇报道对该现象的总结是“子随父姓”传统受到冲击。

知乎上那位描述家乡“两头亲”模式的女生，也评价说自己“崇尚于这种做法的，双方都公平，感觉是女性平权的最大化”。她给问题加上了“性别平等”的标签，用词也显露出“第三波女权”的影响。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观察到的纯属一种前现代现象：父母直接用经济手段，干预子女的生育。

文｜兔透射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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