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黄仲则

来常州，有个夙愿，一定要去洪亮吉故居看看。那天，颇有些失望地从洪亮吉故居出来，在门口，意外得到一个信息，离此不远，还有一所黄仲则故居。

黄仲则故居

黄仲则是清代诗人，自清中晚期至民国，一直保持很高的声誉，许多诗人、文人都是他的拥趸，奉之若神明。据说，有关他的年谱、评传、诗集选本，出版数量之多，是清代其他诗人不可比拟的。而1949年后，可能因为他的悲观、伤感和过分个人化不合于当时潮流，其作品在80年代以前竟没有刊印过，因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知道黄仲则的。

程十发为黄仲则造像

我知道黄仲则亦很晚了，还是因为张恨水。抗战期间，张恨水居重庆，多方寻觅黄仲则的《两当轩集》而不得。一日，在重庆街头某书摊上偶见一残本，只有两卷，封面亦已残破，书贩索价百元，他摩挲半天，爱不释手，乃砍价一半，而书贩不肯，无奈，心虽不甘亦只好忍痛离去。第二天想来仍有不舍之意，决定以百元购之，不想已被另一爱书之人以百二十元捷足先登。购书人看到张恨水很失落的样子，居然承诺回家抄一副本，书则送给张恨水。

两位爱书人的这段佳话，让我对黄仲则发生了兴趣，很想知道他的诗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现在要找黄仲则的书，自然不是件很难的事。只在孔网上搜了一搜，不仅马上就有了《两当轩集》，而且还得到一本商务印书馆早年印行的黄逸之著《黄仲则年谱》以及朱建新选注《黄仲则诗》与章衣萍所著《黄仲则评传》的合本。而上海古籍社1983年版的这部《两当轩集》，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收集有关黄仲则作品和材料最丰富的版本。它以坊间最流行的光绪二年（1876）重刻《两当轩全集》为底本，其中包括诗词二十二卷，考异二卷，附录四卷，所收诗作一千一百七十首，词作二百一十六首，文六篇，同时还补收光绪本中漏刻的诗八首，增收咸丰本所附《酬唱集》二卷以及新发现的佚作三篇，可谓旁搜远绍，洋洋大观。

这些书使我对黄仲则慢慢地有了些了解，既同情他的身世，感叹他的怀才不遇，而他的诗篇词作，嘉言隽语，也很能令人的精神、心绪有所寄存。因而，听说黄仲则故居就在附近，顿时让我产生一种“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感慨。

“著白袷立日影”

黄仲则故居位于晋陵中路马山埠神仙观弄，是在旧址上复建的，是一座不大且很幽静的四合院。从前厅进入院中，花木扶疏，芳香四溢，西厢房即诗人的书斋两当轩。两当作何解？我颇有些好奇。李国章先生在《两当轩集》前言中提到，黄仲则之孙黄志述在《两当轩集考异》中曾说过，这两个字是黄仲则从《史通·隐晦》篇“以两当一”中截取的。但遍查《史通》一书，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并无“隐晦”一篇。最终是在内篇卷六·叙事第二十二篇中找到这句话的：“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思维又不敏捷，就会花费很多词句，才能把一件事说清楚，就像卖铁钱的人，以两当一，才能完成交易。很显然，黄仲则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两当”，是自谦的意思。

两当轩

诚然，他是众所公认的天才！故居的前厅、后厅、东西厢房，办有黄仲则生平展，文字为主，辅以少量图片，对黄仲则的家世、生平、交友、文学成就都有所介绍，看下来可以大致了解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黄仲则书法

清代为黄仲则作传的人很多，展览大量采用了前人的著述，给人的印象是，既要言不繁，又翔实恳切。在这些著述中，感情最为充沛，叙述最为细腻的，当属洪亮吉所作《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洪亮吉是清代第一骈文大家，与黄仲则是同乡，又是近二十年的朋友，时人称之“二俊”。黄仲则客死解州，他得到消息，马上远道奔去，将灵柩接送回家，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奉君之亲，抚君之孤。

洪亮吉是真知黄仲则的。且看他笔下的黄仲则是个什么样子：

君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慕与交者，争趋就君，君或上视不顾，于是见者以为伟器，或以为狂生，弗测也。

寥寥数语，一个伟岸、聪慧、孤傲的诗人形象，矗立于我们面前。说到“鹤”这个意象，洪亮吉还用过“咽露秋虫，舞风病鹤”来比喻他的诗。这八个字真是妙评，不是诗人的至交知己，是绝对说不出来的。黄仲则是常州武进人，名景仁，字汉镛，仲则亦是他的字。他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只活了三十五岁。命运对于他是过于残酷了，他四岁丧父，祖父抚养他长大，如《自叙》所言：“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十二岁时，祖父也过世了，继而祖母亦去世，十六岁时哥哥又死了，可怜我们这位诗人，少年时代接连遭遇这么多的伤心之事，真称得上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怎能不影响到他对人生的感受和认识？而诗人又是敏感多情的，这也就难怪他初为诗即“好作幽苦语”。

家境既如此之不堪，他又不善于生计。十六岁那年，参加本乡童子试，三千人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便补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既取得教书做先生的资格，多少总可以收获些束脩，以维持家用的。但他却“不愿授徒”，只喜欢作诗，“好益甚”，时光岁月都赋予名山大川之浪游，“归必得诗数百篇”。洪亮吉在《行状》中写道：“是时君已揽九华，陟匡庐，泛彭蠡，历洞庭，每独游名山，经日不出，值大风雨，或瞑坐崖树下，牧竖见者，以为异人。”这样的一个人，在常人眼里，的确是够怪异的。他十九岁娶妻，不久又生了儿子，老母亲也要靠他抚养，且看他自己所言：“景仁无兄弟，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耳。”所谓“出为负米游”，也即游幕，对他来说，这或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又有当时的一些名流仰慕他的诗名，也愿意为他提供机会。

他先是游杭州，去见那里的郑文虎先生，因他的老师、主讲常州龙湖书院的邵齐焘先生与郑先生是同年至好。郑先生对他很赏识，“以国士待之”。但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大约是郑先生不能提供他所需的“幕脩”。接下来他又去了湖南，当时的湖南按察使王太岳不仅与邵先生有旧谊，还是郑先生的同年。湘楚的山水给了他诗人的灵感，何况这里还有屈原、贾谊的魂魄在，让他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年的夏天，为了准备秋天的乡试，他才回到故里。“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他在家里住了不到一年，生活更加艰难，只好再度出游。这次去了安徽，先入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之幕，不久，因为朱筠先生奉命督安徽学政，慕其名，故延他与洪亮吉入幕。洪亮吉后来回忆：“君日中阅试卷，夜为诗，至漏尽不止。每得一篇，辄就榻呼亮吉夸视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达晓不寐，而君不倦。”

看来，幕府的工作总是清闲的时候多，不耽误他写诗和游历。在朱幕三年，直到朱筠卸任回京，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的平稳和安定。那一年三月上巳，朱筠在采石矶的太白楼搞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笔会”，与会者多为一时名士，大家即席赋诗，其中“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徧视座客，座客皆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辞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这固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却也是仲则最风光的时刻，“著白袷立日影中”的少年诗人形象，使人想到滕王阁上的王勃，顷刻间印在我们的心中。

二十何来镜里霜？

在黄仲则的生命历程中，这样的时刻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常伴随他的，只有两个字，一个是“贫”，一个是“病”。就在太白楼赋诗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自作词《壬辰生日自寿时年二十四》，其中写道：

苍苍者天，生余何为？令人慨慷！叹其年难及，丁时已过；一寒至此，辛味都尝。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虀苦筍肠。临风叹，只六旬老母，苦节宜偿。

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袞；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

黄仲则像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正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充满希望的时候，他竟憔悴得叹息“镜里霜”了。到了他二十六岁时，也就是朱筠卸任进京那一年，他的身体更加衰弱得不像样子了。且看他在“自叙”里是怎么说的：

时大兴朱先生筠，督学安庆，招入幕，从游三年，尽观江上诸山水，得诗若干首。体羸疲役，年甫二十七（年谱二十六）耳，气喘喘然有若不能举其躯者。

可怜我们的诗人，只有二十六七岁，竟然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了，真是难以想象，可见他的身体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又是个“性豪宕”之人，“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气，常自轩轩于天地间”，体弱多病并不能阻止他浪游的脚步，二十七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竟然决定要北上京师了。洪亮吉说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至岁乙未乃行”。原来，他要北上京师，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为了他的诗啊！他有一首《将之京师离别》，也曾写到他的理由：“翩与归鸿共北征，登山临水暗愁生。江南草长莺飞日，游子离邦去里情。五夜壮心悲伏枥，百年左计负穷耕。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

何其豪迈！这简直就是诗痴！诗魔！他生命中最后的八年，都是在京师度过的。其间有两年，他托洪亮吉卖掉家乡仅有的“田半顷，屋三椽”，“得金三镒”，以充盘费，千辛万苦地将母亲和妻儿接至京师。但不足两年，贫病交困，他便有些支持不住了。那组被陕西巡抚毕沅激赏，谓值千金，并先寄五百金，邀其西游的《都门秋思》，就是诉说穷愁潦倒的困境和凄苦之情的，诗共四首，今录其一：

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塚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遶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诗经》中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北方的旧历九月，已是准备冬装的季节，然而，诗人家里的“衣裳”却仍“未剪裁”，其为贫苦，可想而知。这是诗人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古代社会，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科举，“学而优则仕”，登科入仕做了官，不仅光宗耀祖，而且衣食无忧，所谓“学，禄在其中矣”，就是这个意思。俗谚也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很少不在八股制艺上下功夫的，即使不喜欢，也难逃命运的安排。黄仲则不是没有努力过，但他七次参加乡试皆不中，除了运气不佳，他的心思似乎从未全用在这里，他的才华，乃至生命都交付给诗歌了。他曾忆及小的时候，跟着老师学作八股文，便觉得“心块然不知其可好”，而家里所藏古今诗集，他虽然读得“不甚解”，却觉得“可好者在是矣”，乡里很多人都嘲笑他，看他像个傻子，可他“好益甚也”。

也就是说，他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就像洪亮吉所言，这个人“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在一个以功名求富贵，拒绝功名就是拒绝富贵的社会，对功名不甚置念，也就是对富贵不甚置念。富贵于我如浮云，很多人不过说说而已，他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了这条路。在功名与诗歌之间，他既选择了诗歌，也就准备着接受穷困，他是因诗而穷，因诗而病，非所谓“穷而后工”也。黄仲则死后，翁方纲应朋友之邀为他编辑诗集并作序，其中所言“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亦是深知黄仲则之语。黄仲则的诗好，不是因为他穷困，而是因为他“天性高旷，而其读书心眼，穿穴古人，一归于正定不佻，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厉奇矫，不主故常”。

语语沉痛，字字辛酸

说到古代文人维持生活不使其陷入困境的方式，除了做官，还有就是游幕。这在清代尤为普遍。特别是康乾时期，学人幕府兴起，幕客入幕，不为参政议政或谋划戎事，而以文事活动为主，如修书、著书、校书，以及诗酒唱和、佐理翰墨等。黄仲则就曾游幕于多家幕府。而且，以其才调诗名，游幕亦非难事，有人曾历数他在文人群体中的交往：“总其一生，从学龙城书院主讲邵齐焘于常州，谒观察使王太岳于湖南，依太平知府沈业富、学使朱筠于安徽，受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于京师，客学使程世淳于山东，访巡抚毕沅于陕西，莫不见重，爱礼始终。而当时名流才俊，如袁枚、蒋士铨、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冯敏昌、洪亮吉、赵怀玉、孙星衍、杨芳灿、陈宋赋、左辅、龚怡、汪中等，皆不仅与仲则有一日之雅，甚或深金兰之契，然而卒无益于仲则之饥寒驱迫，不永其年；客死解州，真可悲也！”

应当承认，黄仲则不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他来京师之后，“名公卿争与纳交，持金购诗文者踵相接”。在那个诗可以作为敲门砖，为他敲开财富之门的时代，他是太在意诗的尊严，诗人的尊严了。他自然看到了贫穷的前景，但“比贵人招之，拒不往也”。深知他个性的洪亮吉在《行状》中就曾写道：“君性不广与人交，落落难合，以是始之慕与交者，后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类似的评价还见于《北江诗话》：“黄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时见之于诗。如所云：‘千金无马骨，十丈有车尘’；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经易水风。’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这种落落寡合或已成为黄仲则的“标配”，所以，洪亮吉形容他为“病鹤”，我们能够想象鹤立鸡群是什么样子，那种高傲是天生的；而张子树的诗则更富想象力：“黄生抑塞多苦语，要是饥凤非寒虫。”他称黄仲则为“饥凤”，与洪亮吉称为“病鹤”是一个意思，看他都是个天地清淑灵秀之气的象征。

黄仲则塑像

这样的人固然不会为钱而诗，为名而诗，他只能为诗而诗。因而，他的诗是纯粹的，他只用自己的方式，唱自己心中的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说的就是他呀！在清代复古诗风像雾霾一样四处弥漫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真人，率性而行，独往独来，不落古人之窠臼，只作本色独造之语，实在是很难得了。这样的诗人或是短命的，但他的诗的生命却是永恒的；他的肉身虽为贫穷所困囿，他的精神，他的诗心，却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鹤”与“凤”，自由地排空而上。他是李白之后的“诗仙”再世，虽无那么多的豪迈，而多了些沉郁和忧伤。就像郁达夫所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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