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岷江四川彭山江口段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

1646年，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率部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到达岷江彭山江口段时，明朝将领杨展突袭了张献忠所部，船只被焚，大量财物和大西政权一起，沉于江底。至此之后，岷江彭山江口段成为了川西地区老少皆知的藏宝地，岷江江底藏有天价财富的传说373年以来一直在川西平原口耳相传。

2016年，文物部门在岷江眉山江口段进行了三期围堰发掘，张献忠和大西政权的众多战利品重见天日。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0余件，重要文物2000件，这一切都证实了江口河段古战场的地位。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此次重见天日的文物中，一枚据信来自于明朝蜀王府的“蜀世子宝”金印最为重要，独一无二。史学界认为，金印和同批出土的税银等文物，不仅是“大西王”张献忠在明末清初战争成果最集中的展示，也改变了张献忠“屠蜀狂魔”的形象。

▲江口沉银考古遗址现场。

盗墓大案背后的考古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遗址保护范围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10年被批准成为眉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以来，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大量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装于木鞘中的银锭、“西王赏功”钱币以及大量的银质饰品、碎银等。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1644年12月在成都称帝，创建大西国。张献忠和他的大西国已经消失近四百年，但其留下的宝藏，仍然是川西坝子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2015年，四川彭山公安机关发布消息，称破获了一起考古大案，打掉盗掘文物犯罪团伙10个，破获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件3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元。

四川彭山警方破获的系列考古大案中，当地人盗掘的正是大西王张献忠消失了近四百年的财物。

土生土长在江口镇的李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张献忠的“巨额财富”埋在岷江河道里的传说，从他爷爷辈起就一直在当地流传，“虽然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捕鱼时打捞起过东西，但一直没有人把这个传说当回事，真的确定岷江里有宝藏，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彭山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天文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2005年4月，因为彭山当地修建饮水工程，政府组织的施工队在江口镇“老虎滩”河段河床上施工。4月20日，施工队在岷江河床上挖出了一段已经变为黑色的木头，木头中还藏有多块黑色物体，正当施工队队员在研究黑色木头所藏为何物时，附近的村民一拥而上，瓜分了木头中的黑色物体。不久之后，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介入，追回来7块黑色物体。经过鉴定，这些黑色物体全部都是发黑的银锭，银锭上文字载明，它们分别来自于千里之外的湖北、湖南（京山县和湘潭县）等地。

多年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吴天文表示，考古界一直怀疑张献忠曾在江口河段沉银，2005年在当地发现来自于湖北、湖南地区的崇祯年间银锭之后，证实了考古界的这一猜想，“银锭的来源地和张献忠的行军路线一致，时间都是崇祯年间，这些都证实了是张献忠带来的”。

李飞回忆说，自从2005年在河道里发现银锭之后，当地人对于张献忠藏宝江口的传说更加深信不疑，“每天没事就去河边转转，期望能捡到黄金”。

2010年，岷江边的采沙场里挖出了一个重达12斤的黄金盘。2011年，岷江河道取砂石的过程中，大量文物被挖出，包括金册、银锭、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银币、银发簪和大量碎银。针对当地人盗捞文物的行为，眉山警方从2014年5月开始，成立专案组展开秘密侦查，用近一年时间梳理出6个盗掘团伙、3个倒卖团伙，总计40余名涉案人员，随后的抓捕中还扣押西王赏功金币27个、银锭39个、各类钱币逾千枚、其余金银杂件逾百个、潜水服30套、氧气瓶24个、金属探测仪6台。

一场从盗窃文物开始的考古发掘，在岷江眉山江口段开始。

2017年4月，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江口沉银遗址成果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正式开启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000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蜀王金宝。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正式开始挖掘，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10000余件。

▲“蜀世子宝”金印。图源/四川发布

“蜀世子宝”金印重见天日

4月29日，“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成果在沉睡了373年的岷江边重见天日，金印、银锭、铅弹、首饰、服饰、金银食具，不一而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向媒体介绍称，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的“蜀世子宝”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堪称重大考古发现。

金印为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蜀世子宝”四字。“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由印面可知此物为明蜀王世子所拥有，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明史记载，明朝中央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宝，亲王拥有的金宝只有唯一一枚，作为明代亲王的象征，供公务使用。“蜀世子宝”金印出水地，是在岷江中一块红砂岩石凹槽内，被人为破坏为四块的金印相距并不远，沉甸甸的金块加上模糊的字迹，敏锐的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金锭。

江口沉银三期工程发现四块金块之后，将其聚集在一起后，考古人员发现这是被人为破坏成四块的金印，合成之后便为一个方形印台、龟形印钮，“蜀世子宝”四字在印面中央。经过测量称重发现，四块金块拼成金印之后，金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含金量是很高的了，比张献忠的虎钮大金印含金量更高。”刘志岩说。

对于“蜀世子宝”金印被人为破坏成了四块，刘志岩分析说，这虽然是对文物本身的一种破坏，但对文物的历史价值角度来说，蕴含的历史信息则更为丰富，“现在被砍坏了，就把张献忠牵扯进来了。” 刘志岩和团队分析认为，将蜀王府内独一无二的金印砍成四块，不仅是为了方便携带，另一原因可能是张献忠等人有意将代表蜀王府世子权力的金印砍坏，以表达对明代朝廷、权力的破坏、蔑视等。

▲蜀世子宝印面底部。图源/四川发布

“屠蜀狂魔”的正名

除了“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江口沉银三期工程还发现了大量的官银，来自于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属于大西政权的银锭，分别从地域和税种上，填补了前两次发掘的空白。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表示，大西政权税银的发现，为张献忠历史形象重新认识带来了重要证据，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税银，张献忠真如史料所言那样，把人杀完了如何来收税？”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流传的“张献忠屠川”一说并不真实，张献忠的历史形象需要正名。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四川民间一直流传张献忠是“杀人魔”的说法：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要杀人一两百，最后杀人六万万”，迫使清朝初年进行“湖广填四川”，而江口沉银遗址大量金银财宝的发掘，更是证实了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的事实。

对于这种说法，袁庭栋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这一说法根本不值一驳，“清朝后期全中国人口最多时才有四亿人，张献忠怎么可能杀掉四川六万万（六亿）人呢？”

袁庭栋是国内最早研究并写出张献忠个人传记的专家，他在研究中发现，张献忠作为明朝末年的叛军，自起事以来一边打仗一边搜刮官民财富，金银珠宝作为军费开支使用，主动将宝物沉入江中并不合理。

袁庭栋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江口沉银遗址三次发掘发现的各种财宝文物，是张献忠战败之后落入江中的说法更为可信，“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也是历代水战主要战场，最后一次水战，就是张献忠大战杨展。”

史料记载，张献忠在与明将杨展的决战中失败，袁庭栋分析表示，张献忠的部队擅长陆战，但到了水上，加上逆风，根本无招架之力，“更重要的是，杨展部队长期活动在岷江流域，擅长水战，无论是单兵战斗能力还是武器性能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张献忠，这都注定了张献忠在江口必败。”

▲袁庭栋表示，张献忠的“屠川狂魔”形象并不真实。

对于川西地区长期流传的张献忠和他的大西政权“屠川”的说法，袁庭栋并不认可，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清代人所撰写的《明史》中记载张献忠屠川，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具体体现。

袁庭栋在多本著作中都曾提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张献忠在刚进入四川时，也想好好休养生息，提出了恢复民生的具体措施，但随着时局发展，产生了离开四川的想法之后，他才在成都附近有了屠杀的行为，“张献忠主政四川不过四年，清朝军队攻打四川十多年，清朝军队杀人的数量应该比张献忠多得多，清朝所写的《明史》就是嫁祸张献忠”。

四川省社科院张献忠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苏东来在其所写的《“江口之战”与明末清初四川社会变迁述略》中也认为，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和灾荒，“对张献忠‘屠蜀’的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朝政权合法化危机，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扮演成‘替天行道’者，从而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的路径”。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张献忠的“江口沉银”一次次被人们试图挖掘，但都无功而返，只留下了这首寻宝歌在川西平原上流传。随着“江口沉银”考古工程的继续进行，寻宝歌中的财富能否买下“成都府”，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来源：上游新闻 记者 胡磊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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