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中国著名的思想文学家，擅长以冷峻的笔调写文论事，被誉为“民族魂”。沈从文，京派作家代表，擅长以优美柔缓的笔调行文，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整体上看，鲁迅与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风格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列，若要说两者比较相近的点，那就是两人都偏向于写乡土小说，其创作内容多与乡土有关。今天，我们以《故乡》和《边城》来谈谈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浅析其小说创作下的乡土中国异同。

一、小说创作背景：一深受家庭变故以及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影响，一深受淳朴自然的乡土环境熏陶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的形成，受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欲要探讨作家的文学作品，我们大体可以从其人生经历中略窥一二。

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同为描写乡土风俗，乡土世界，但风格却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与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1.鲁迅的人生经历

首先，鲁迅，生活在一个没落的家庭中，因为家庭变故原因，鲁迅从小就见证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其次，鲁迅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为半封建半殖民的旧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危难、内忧外患的时期。

再次，鲁迅好读哲学等书籍，且年少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教育。

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其格外关注国民性和人性问题。

2.沈从文的人生经历

和鲁迅相比，沈从文的出生时间则晚一些。沈从文从小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湘西小城里，那是一个淳朴、自然，与世无争的乡土世界。

年少的沈从文，不好文，喜欢逃学到乡间田野去感受自然，喜欢到匠铺看工匠打铁淬火、贴金……

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其格外关注自然，人文世界。

不同的人生经历，孕育了不同的创作思想，鲁迅和沈从文两种写作风格差异的存在，深受其各自的人生经历的影响。

二、鲁迅与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差异

1.乡土中国之民俗文化差异

“故乡”，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是一个带有特殊情感的词语。古语云：“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都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故乡的特殊情感。

鲁迅与沈从文，对故乡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体现在其作品叙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上。

1)《故乡》——绍兴一带之民俗风情

①祭祀

“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

祭祀，作为一种信仰活动，不管是信仰祖先，亦或者信仰天地，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或祖先的崇拜。既然是祭祀活动，就需庄重严肃，以表崇敬。浙江是一个比较注重信仰的地方，既有“春祭三江，秋祭五湖”的习俗传统，也有“送灶神”、“祭火神”等传统习俗。

②做工：长工”、“短工”及“忙月”

“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

“长工”，俗称“长年”、“伙计”：泛指雇用时间比较长，相对固定的各种工人，简而言之，即签订了长期劳动契约关系的劳工。

“短工”：相对于“长工”而言，其雇用时间较短，且可定期回家。

“忙月”：农村里帮工的一种，只在农忙或者过节时打工一阵子。

在浙江绍兴，“长工”、“短工”及“忙月”都属于其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③乌篷船

浙江绍兴是一个依水而居的地方，“乌篷船”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乌篷船，船篷半圆，中间夹箬(ruò），外面涂有黑油，故称“乌篷船”。（除了乌篷船，还有白篷船之分）

乌篷船

《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和白娘子相遇之时，一同乘坐的便是艘乌篷船。乌篷船，是江南水乡的一种特色风情，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水上代步工具。

④乌毡帽

乌毡帽，绍兴地区独特的一种民间常用帽，一般为下层市民百姓（如农民、船工）所戴。

“乌”即黑的意思，之所以流行黑色，主要与绍兴人自古以来的尚黑审美观念密不可分。按照绍兴地区的习俗，白帽一般只在丧事中戴，日常生活以戴黑帽为主，现如今，乌毡帽是绍兴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遗产。

浙江地区戴乌毡帽的老人

除此之外，还有闰土的命名方式，杨二嫂名称的叫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绍兴的地域民俗。

2).《边城》——湘西一带之民俗风情

①对歌、唱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是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地方，其民俗民风浓厚。比如对歌、唱歌就是一种常见的风俗。

湘西男女青年相恋以对歌、唱歌作为交流媒介，通过歌谣的方式来抒发情感，表达爱意。如小说写道：人家都说你好看……你们在滩上过夜，被村子里女人见着了，人家在你棚子边唱歌一整夜。”小说中的翠翠与摊送，也是以对歌的形式表达情感，表达爱意。

当然，除了湘西，在我国广西、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以歌会友，以歌谈情的习俗。

②“马路”

“马路”是湘西苗族的一种独特婚俗，这种婚俗和汉族的“车路”有所不同。“车路”强调名正言顺，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方需要带着彩礼到女方家提亲。“马路”看重两情相悦，主要靠歌声来找爱人，其主动权掌握在双方当事人手中。小说中的天保，欲娶翠翠时，选择走“车路”，而翠翠，则更钟情于走“马路”的摊送。总的来看，无论何种婚俗选择，都是乡土中国常见的一种习俗文化。

③赛龙舟、“捉鸭子”

茶峒所处的湘西，在古代属于楚地，为巫楚文化。端午节赛龙舟这一节日活动的出现便是从纪念屈原发展而来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端午节，有划龙船”、“捉鸭子”等节日项目活动。如小说写道：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膊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

④吊脚楼

湘西茶峒，依山而建，依水而居，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人们聪明地将房屋设计成了吊脚楼的建筑形式来居住。

吊脚楼，楼下架空，楼上住人，既能防水防潮，又通风透气。这种因地制宜的建筑，在历经多年后，依旧被完好的保留下来，现如今已成为湘西古镇的一种地域特色风情。

2.乡土中国之情景与人物，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差异

1.鲁迅笔下的《故乡》：现实主义——荒凉萧条的乡村图景，愚昧麻木的人性，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说起鲁迅的《故乡》，相信很多人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故乡的闰土，故乡的月亮。那是鲁迅心中美好的童年，美好的记忆。但是，现实的故乡，却是萧条、衰败的。文中，作者采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突出了这一特点。

儿时的闰土形象——纯真无邪，天真灿烂

年少的鲁迅，虽然是位少爷，但和闰土的关系却亲密无间。正如文中所言：

“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两人以兄弟相称，闰土更是喜欢和鲁迅分享各种趣事。如分享捕鸟技巧：“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如邀请鲁迅夏天到地里管西瓜等等。那时，两人天真无邪，纯真而美好，彼此之间，毫不存在封建等级观念。

然而，时隔多年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回到故乡的鲁迅，首先看到的是乡村的荒凉与破败：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其二，更看到了人性之悲，社会之悲。如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儿时的玩伴，儿时熟悉的人，都早已变了模样。

中年的闰土形象——麻木迟钝，生活艰苦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鲁迅与闰土

透过简短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底层百姓形象。破烂的毡帽，单薄的衣裳，开裂粗糙的双手，这和罗中立先生的油画《父亲》形象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除了生活贫穷，闰土的精神世界也极为贫瘠，甚至可以用一无所有来形容，这些可悲来自于封建思想的压迫，来自于社会等级观念的束缚。

小说写道：“他站住了……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一句“老爷”，分明将“我”和他隔离在了封建礼教的两头。闰土，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长大后成一个麻木迟钝的贫苦农民，这种转变，源于封建制度对底层百姓的精神奴役以及经济剥削，源于封建礼教的迫害。

此外，小说中搬家时每日必来的杨二嫂人物形象，也同样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文中作者用“凸颧骨、薄嘴唇”、“贵人眼高”、“愤愤”、“顺便”等词，将杨二嫂尖酸刻薄、贪婪自私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此处同样表现了人性的悲与“丑恶”，限于篇幅，就不做展开论述。

1.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浪漫主义——淳朴恬静的湘西世界，真善美的人性，真挚的人情往来

沈从文擅长于描写自然，描写乡土人文，其笔下的湘西，是优美的，温情的，这点和鲁迅的写作风格存在极大的差异。

1）优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生活

小说开头写道：“由四川过湖南去……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寥寥几笔，形象地勾勒出了一幅诗意的山水画卷。溪水、小塔、老人、女人、小狗，独户人家……典型的田园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农业文明的中国民族，一直以宁静、平和的方式栖息在大地之上，而田园自然则是一种最为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和老船夫，乃至于湘西茶峒里生活的人们，均是以这样一种原始的，淳朴的方式生活着。

2）真善美的人性光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原始的湘西，孕育了淳朴敦厚的民风民俗，孕育了真善美的人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乡，无论是船夫、士兵、农民、富商……其身上都有着善良、重情重义、真诚热情的良好品质和精神。比如：

翠翠

翠翠，与祖父相依为命，和黄狗一起守着渡船。翠翠身上，有林黛玉一般的温柔与善良，她被视为自然的女儿，被视为“爱”与“美”的艺术形象，她纯真善良，对爷爷孝敬，对他人真诚热情，对爱情忠贞不渝。

翠翠与老船夫

老船夫

老船夫生活虽然清苦，但这并不影响他乐善好施。对他来说，撑船渡人，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与乡里们打交道的方式。比如文中描写到：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他从不肯收客人一分钱，却情不过时，就以茶叶、草烟等慷慨奉赠。老船夫身上，有着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善良、朴实、乐善好施、忠守职责等，这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行。

当然，这种真善美的人性光辉还体现在许多地方。诚如文中写道：

“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少了几分勾心斗角，多了几分推心置腹，彼此之间真诚相待，重情重义。

沈从文喜欢用“乡下人”来自居，在他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平等互助的。透过他的《边城》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然古朴，又不失人性人情的湘西乡土世界。

三、评价

美国乡土作家魏斯曾说：“我的作品是与我生活的乡土深深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并非描绘我这些风景，而是通过它来表现我心灵深处的记忆与感情。”这句话对鲁迅亦或是沈从文而言，也亦如此。

在鲁迅或沈从文的生命当中，故乡的一切，包括人和事，习俗与文化都早已印在他的思想深处。其作品中所出现的与生活的乡土相关的一切，如《故乡》绍兴里的人和景，如《边城》里的湘西世界，都是其心灵深处的记忆折射与情感表达。这正如沈从文所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

鲁迅，擅长以凌厉的笔锋，抨击社会，直击痛点。他追求真实，强调真相，他曾在《无声的中国》提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为此，有了荒凉、萧条的《故乡》乡村之景。沈从文，善于运用细腻柔和的笔触，构建理想中的希腊小庙，他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为此，催生了“边城”式的田园牧歌生活，真善美的湘西风土人情。

从写作风格来看，小说中的《故乡》，作者以一种冷酷的笔触，从道德的角度批判了社会的悲剧，人性的悲哀；而小说中的《边城》，作者从自然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赞扬人性。在鲁迅的笔下，其所构建的乡土世界是残酷的，而在沈从文笔下，其所构建的乡土世界是梦幻的。尽管《故乡》与《边城》所叙述的风格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它们都根植于生活、根植于乡土环境，都共同指向一个主题：为了重建同一片精神世界，同一个乡土中国！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