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明的同化，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高等文明同化低等文明。比如，大家津津乐道于中原文化无数次同化北方来的蛮族。无论是五胡乱华之后的满目疮痍，还是五代十国的南北对峙，抑或是气势汹汹一统天下的满清，无一不被适合统治的中原文明所同化。

但这就是常态吗？事实上，纵观人类文明史，发展程度更低的文明同化发展程度更高的逆同化现象多次发生。这一现象，甚至现在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

吴语危机

要说中国方言，哪个最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消亡，那一定是吴语了。

先来看一组数据：

这张反应年轻人对方言掌握程度的图表显示，吴语的传承在各方言内全面垫底，最高也只有上海的22.4%，苏州话垫底更是只有不到5%的传承。

如果苏州话按照这样的现状继续下去，用不上20年，在苏州就很难再听到苏州话了。目前，整个北部吴语区只有上海还在苦苦支撑，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等地的传承率也低的可怕。

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扭转，不出20年，以苏南浙北为代表的最典型的吴语区将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那吴语又是怎样走到今天地步的呢？主要原因是经济发达，发展程度较高。

从唐宋开始，富庶的江浙地区就成了整个中国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之一。这一趋势，在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体现的尤为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了长三角，一开始是上海，接着是周边的苏州杭州等地。

突然集中式的人口涌入，让不同地方的人缺乏融入吴语言文化的过程，只能用普通话互相交流。很快，外来人口就几乎赶上甚至超过了原住民的数量，这样一来，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的往往不是本地人，那就不需要学习本地的吴语了。逐渐丧失了社会功能的吴语也逐步丢失了社会地位，支撑其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小：从工作和社交领域，退步到生活领域，再退而求其次，只在本地的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使用。

另外，计划生育的执行了加重了这一问题。计划生育在城市中，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一方面也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不愿意多养小孩）。但在内陆的广大农村中，超生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导致吴语区人口的劣势被进一步放大，上海得益于原本的人口基数较多，还能勉强维持局面。苏州杭州常州等人口小城，就根本无法可想了。

光看数字，吴语区的人口倒灌和随之而来的人口置换已经很难避免了。

同时，也不能忽视吴语本身的问题，既各个地区的吴语很难通话。吴语中能互通的，包括上海话、崇明话、启东话、苏州话、无锡话、江阴话、嘉兴话、宁波话、海盐话等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辐射区域。但即便能互通，在交流过程中也总是磕磕绊绊，有时甚至不如用普通话来得方便。而浙南和皖南的吴语（金华、永康、温州、台州、宣城等地）则完全不能互通。

相比之下，粤语则要好得多，两广地区的粤语互通无压力，这样就有了将近1亿人口的基本盘，局面要比吴语好得多。

而这已经不是吴语区第一次被蚕食了。在古代，长江中下游从建康（南京）起，都是吴语的地盘。隋炀帝任扬州江都总督的时候，就曾积极学习吴语：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至江都......帝（隋炀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

隋朝的江都郡非常大，不仅仅包括现在的扬州，包括现在的金坛、丹阳、镇江、句容以及安徽的滁州等地。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隋炀帝说的一段吴语：“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从中可知，侬这个词的历史非常悠久，少说也有1500年的传承了。

更早之前，西晋永嘉南渡时期，许多北方豪族到了吴地，首先做的就是学习吴语。比如东晋的奠基人和重臣王导。《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东西晋时，只要过了江就是吴语的地盘，到了隋唐时期，江都已有不少官话的痕迹，而到了宋明，江淮官话“夺取”了从南京到扬州、镇江及盐城的吴语地盘，而原本以吴语为主的皖南地区则同样溃不成军，丧师失地。

但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太会有人口成分的急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2000年间，吴语只丢失了一块不怎么大的地盘。而在改开后的短短数十年间，就要面临“亡语灭言”的重大危机。

从图表中很容易发现，越是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方言就保留的越好。此外，这些语言和普通话比较接近，也有益于它们的存留。也可以认为，这些方言本就是官话和各地语言的结合，已经被官方同化了一次，而吴语仍在经历这一过程。

而随着吴语的消亡，建立在吴语之上的吴文化也很难独善其身。这也许不是江浙地区的文明第一次被其他文化（包括发展程度更低的）所同化了。有着5000年历史的良渚文明，也消亡在中原民族的扩张之中，甚至在式微后被贬为东夷或者南蛮。

根据现代的语言学研究，春秋时期的吴越语言不属于任何汉语方言，而是一种古越语。吴王“阖闾”（hé lǘ）很可能是古越语的音写，翻译成汉语便是“小光”，等同于“公子光”。

可见，在春秋时期，吴地的古越语已经在中原话面前节节败退了，而之后的吴语，则是汉语在当地的方言。

阿拉伯人同化中东北非

文明逆同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也非常频繁。其中对历史进程影响最为重大的，莫过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同化。

不可否认，在伊斯兰教大征服之前，确实有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阿拉伯人支系。

比如地处叙利亚，同时受到西方希腊化文明和东方两河文明浇灌滋养而成的娇嫩鲜艳的沙漠之花帕尔米拉城。其最辉煌的顶峰，就是由有着阿拉伯血统的传奇女王芝诺比娅所造就的。

尽管这位女王声称自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后裔，但她的阿拉伯名字却把自己的血脉暴露无遗：扎巴·伊本·阿木尔·伊本·扎里布·伊本·哈桑·伊本·阿德黑纳特·伊本·萨米达，含义为：“萨米达的儿子阿德黑纳特的儿子哈桑的儿子扎里布的儿子阿木尔的女儿扎巴”。

帕尔米拉是一座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城市，阿拉伯人只是其中的一员。在阿拉伯沙漠从陆地上和外部文明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上，另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佩特拉。这座伟大的城市则完全属于阿拉伯人中的纳巴泰人，见证了早期阿拉伯民族曾经的辉煌。

但在这些阿拉伯人（参与）创造的城市文明中，主要还是以借鉴两河及希腊罗马文明的成果为主，大体而言，此时的阿拉伯人还处在文明辐射的边缘，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部落。

除了上述少部分邻近文明国家或主要商道的区域，大多数阿拉伯人都生活在干旱、贫瘠、为沙漠所笼罩的阿拉伯半岛腹地。而这些人光要维持生活就需要付出全部的努力，也就很难创造出值得一提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了。

以现代阿拉伯人的主要祖先贝都因人为例，这些人常年以游牧、打猎甚至劫掠为生，住在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帐篷里，身穿宽大衣袍，头包披巾．以食椰枣饮羊奶或驼奶为主。阿拉伯游牧民的落后也体现在其根深蒂固的部落习惯上，其军队也是按部落划分的。

即便在大征服之后，阿拉伯人都把部落之间互相倾轧的习惯带到了高度文明的被征服地区。

按常理推断，阿拉伯人在征服这些高度文明的地区之后，理应被当地人所同化。但事实却是，在阿拉伯人所到的叙利亚、埃及、北非（阿非利加行省）、甚至远在天边的西班牙，都不同程度的阿拉伯化了。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阿拉伯人的政策使然。阿拉伯人尽管文明程度不高，在征服之后也如饥似渴的学习着被征服地区灿烂的文明，但他们始终牢记自己的根。伍麦叶王朝的一代雄主穆阿维叶就非常重视王子们的阿拉伯语教育，不允许他们因为学习叙利亚语而忘了本民族的语言。

当然，在这当中，穆斯林的古兰经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严格上来说，古兰经是不允许翻译的。真主选用阿拉伯语作为古兰经在人世间的语言，这就赋予了阿拉伯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推动了阿拉伯人对本民族语言的热衷和传承。

同时，在伊斯兰教体系里，非穆斯林不仅需要交纳沉重的人头税，社会地位也非常之低。慢慢的，很多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中，则充斥着来自阿拉伯半岛游牧民的习俗，比如头巾裹头，以及妇女们遮掩全身的黑布。

入其教、习其俗、说其话；宗教和语言，是阿拉伯人同化他族无往不利的武器。

也许你会问，阿拉伯为什么没能同样同化伊朗·波斯人？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民族亲缘性。

在叙利亚、埃及、北非这些地方，看似是罗马帝国及其希腊-拉丁文明的。但事实上，西方文明更多只是在城市中发展，广大农村和乡下则仍保留着地方传统。

这就给阿拉伯的征服和同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无论是叙利亚的阿拉美语，还是埃及人的科普特语，都毫无疑问和阿拉伯语同属闪族语系，就更别提北非的柏柏尔人（此前霸占北非的迦太基人，也是闪族的代表之一），他们甚至可以被粗略的算作阿拉伯游牧民的一支。

相比此前的希腊罗马征服者，这些人显然和阿拉伯人有着更亲近的文化、血缘关系。现代研究显示，古兰经中许多读不通的地方，只有用叙利亚语才能读得通，这也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语言、种族上的亲密，让阿拉伯人的同化如虎添翼。

反之，也很容易理解伊朗为什么未被同化了。

首先，伊朗自然是印欧语系的一员，两者的语言分野极大。虽然伊朗人引入了阿拉伯语的书写系统，但并没有改变伊朗语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在波斯第一帝国时期，伊朗人也曾使用叙利亚的阿拉美语作为书写系统。

此外，在阿拉伯人入侵的7-8世纪，整个伊朗高原以东，直到印度北部和中亚甚至新疆地区，都是伊朗语民族的天下。伊朗语在民间的基础深厚，外来者难以轻易撼动。

同样，和（城市文明）蜻蜓点水的北非叙利亚不同，西班牙在经过罗马数百年的统治之后，早就由内而外的拉丁化了。除了西哥特阿里乌斯派在教义上的部分认同，阿拉伯入侵者很难在这里找到文化上的归属感。也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人尽管在伊比利亚半岛苦心经营了数百年之久，仍被蜗居在北方的拉丁势力赶了出去。

第三，行政管理体系方面。阿拉伯人入主两河之后，缺乏管理大帝国的经验，只得大量任用原萨珊帝国的官僚充当代理人。波斯人始终把持着东阿拉伯帝国（阿巴斯帝国和远在北非西班牙的伍麦叶余孽分裂之前）的政务。

不久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军务也被伊朗化的突厥奴隶接管，这不仅导致哈里发屡被废立甚至杀害，也让阿拉伯人对东方的统治力不从心，只能“委托”当地的伊朗·突厥贵族“代管”，后者只需要在每天的哈图白中提到哈里发的名字装装样子即可。

突厥人同化安纳托利亚

另一个文明逆同化的例子，也来自伊斯兰世界，即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罗姆突厥人”对小亚细亚的同化。

很多人误以为，如今的土耳其人是突厥人，从语言上确实如此，但从人种上，则绝非如此。

现代基因研究显示，土耳其人和他们自认的中亚突厥祖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和突厥人的关系不比德国人和突厥人的关系更亲密，土耳其人其实是伊斯兰化的小亚细亚人和希腊人。

突厥人之所以能同化文明程度更高的小亚细亚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先入为主的因素。进入小亚的突厥人，不少是塞尔柱帝国崩溃后不断涌向西方的零散部落。在此之前，这些出身草莽的突厥人大多已然经历了伊斯兰-波斯文明的开化，即宗教信仰伊斯兰化，生活方式波斯化。这一点就完全迥异于从黑海北岸侵犯拜占庭的佩切涅格突厥人，他们是真正一穷二白的蛮子，最后不免被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所同化。

二是拜拜占庭帝国的孱弱，而不断获得的军事胜利所赐。起初进入小亚的塞尔柱突厥小国，有不少甚至是异教徒拜占庭帝国的附庸。甚至连罗姆苏丹的杰出统治者阿尔斯兰二世，也曾写信给拜占庭的曼努埃尔大帝，表示卑微的臣服，甚至还表态原意考虑皈依基督教。

不过，随着密列奥塞法隆战役的胜利，阿尔斯兰和罗姆突厥人将对拜占庭的尊敬和畏惧完全抛之脑后。再一次，突厥人加速了在小亚攻城略地，进而长久居住的步伐。

从曼兹科特到密列奥塞法隆，不断的军事胜利保障了突厥人在小亚的“生存权”，也增强了他们对伊斯兰庇佑的信念。也就是说，不断的胜利打消了突厥人对自身传统的质疑，也反过来强化了对对手（拜占庭等西方势力）生活方式的蔑视和彻底取而代之的决心。

此外，历代突厥人耗费了数百年间，才彻底吃下小亚细亚，这就给了其充分的融合和同化当地土著的时间。从10世纪进入小亚，到15世纪拿下君士坦丁堡，500多年的漫长时光，足够突厥人将从波斯带来的影响完全施加于小亚细亚破碎的领土之上。

突厥人同化伊朗中亚

又是伊斯兰，又是突厥人。在中国的核心地带，突厥人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但在中亚地区，突厥人却成功的夺取了原属伊朗裔的天下。

除了上述的一系列原因，中亚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中亚（包括新疆）地区地形复杂，沙漠、山川、河流纵横交错，其间的文明以绿洲城市和草原游牧为主。在亚历山大东征到中亚时，唯二对他展开有力反击的，就是马上民族斯基泰人，以及索格狄亚那山区中剽悍的山民（粟特人）。

在希腊化时代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亚始终是伊朗定居者和游牧民的天下。月氏人的西迁第一次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一般认为，月氏人也是一支东伊朗的游牧民，但很显然，长期盘踞在甘肃的月氏人更有可能是印欧-蒙古混血种族（类似羌人）。而将月氏赶往中亚的，则是突厥的祖先之一匈奴人。

月氏-贵霜帝国不仅自身带有蒙古血统，其西侵也拉开了远东游牧民频繁入侵中亚的序幕。

之后，匈人、厭达人、寄多罗人、突骑施人等蒙古-突厥势力相继入侵或入主北印度和中亚地区。并在西突厥帝国时期达到了高峰。但西突厥人无法在强盛的萨珊波斯人身上占到半点便宜，其稀疏的人口也决定了其职能满足于象征性的宗主权。此时中亚的突厥人，实际上正在被伊朗·印度文化逐渐同化，这一点也很容易从三藏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看出。

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在10世纪的萨曼王朝后期，东伊朗开始了不可逆转的突厥化进程。二是在11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中亚开启了真正的伊斯兰化历程。要理解中亚的突厥化，就不能离开对当地宗教信仰转变的关注。

此前，中亚突厥人的宗教信仰无外乎是夹杂着原始成分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印度教和佛教。这样一来，突厥人就不可避免的融入了这些宗教所属的文化背景之中。

但在伊斯兰进入之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斯兰教既不带有伊朗印度的文化色彩，其推崇的武力传教也深契突厥人蛮勇的性格。尽管仍无法避免伊朗的影响，但突厥人已经找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道路。

在蒙古入侵时，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突厥民族自觉已经有了不小的气候。花拉子模帝国的缔造者摩诃末仍旧沿用伊朗语称谓“沙阿”作为自己的头衔。但等他儿子扎兰丁继位时，则直接改成了伊斯兰化的“苏丹”。几乎同时期的伽色尼、古尔、德里苏丹等国，也都采用了苏丹的头衔。

此后蒙古人的数次大屠杀，尽管沉重打击了中亚突厥人的实力，但随之填补人口空缺的，则更不可能是伊朗人了。百多年后，嗜杀成性的帖木儿大帝彻底完成了中亚地区的人口置换。

15世纪开始，昔班尼汗在古代伊朗花拉子模地区，奠定了现代乌兹别克的雏形。以此为标志，突厥人逐渐在中亚建立了数个依托于部落组织的“民族国家”。

当然，中亚并没有彻底的突厥化。阿富汗人以印欧语的普什图人为主，这也许要归功于阿富汗崎岖的山区，多次成功阻挡了蒙古-突厥人屠杀的脚步。此外，塔吉克人则是典型的伊朗化突厥人。

小结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得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想要同化另一个民族或文明，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1.人数有绝对优势；2.时间足够长；3.具有一种或数种强烈的文化纽带。其中，最具“碾压力”的是第一种，人口始终是古代文化博弈的最关键要素之一（先进文明同化落后文明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先进”，而是农耕文明相对游牧的绝对人数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绿洲城市文明反而可能会被游牧同化）。

很多人引以为豪的中原文明的强大同化能力，说白了就是来自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当有了10倍以上的人口优势时，语言的同化几乎是必然的。北方游牧民族这点人口必然消失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这也是希腊化在东方无法完全深入的关键原因。无关文明先进与否，只和人数有关。

此外，所谓的“同化”也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比如，阿拉伯人在语言和宗教上同化了叙利亚人和居住在此地的希腊人，但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同理，罗姆突厥人也在语言上同化了安纳托利亚人，但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仍能看出拜占庭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蒙古人在中国短暂的统治，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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