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巴伐利亚从1621年到1635年精确的死亡统计数字……这些数字高得吓人，不到一半的婴儿总是首先受害，女性患者通常超过男子。

所有这些数字都需要收集和比较，正如必须比较各种记述和图片一样，因为它们往往能展现同一种画面，举出各种形式相同而有效程度不同的措施（隔离、看管、监护、喷洒香水、消毒、设置路障、禁闭、健康证书、德意志的健康通行证、西班牙的健康凭证），反映出相同的近乎疯狂的猜疑，描绘出相同的社会草图。

富人们一听说有疫病传染，就赶紧逃往他们的乡村别墅：人人只顾自己。萨米埃尔·佩皮于1665年9月写道：“这种疾病使我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比狗还更加残忍。”据蒙田的讲述，由于家乡有疫病传播，他“历尽艰苦”，带着全家四处奔波，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亲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无路，无论想在何处留下，都会遭人厌恶。”至于穷人，他们困守被传染的城市，国家养活他们，同时也监视、封锁和隔离他们。……

鼠疫还使所谓放弃职守的现象大量产生。法官、军官和主教把他们的责任抛诸脑后；在法国，有时高等法院竟出走一空。1580年，阿维尼翁鼠疫流行，阿尔马涅克主教当然离开了城市，前往培达利特，接着又移居索尔格，两个月过后，等到危险已经消除，他才回来。阿维尼翁一名市民在日记里写道：“他满可以说一句与《福音书》相反的话：‘我是牧羊人，但我不顾我的羊群。’”我们对古人且不必过分责备。……1664年伦敦发生鼠疫，宫廷离开城市去牛津暂住，市内的富人也携带家室、仆役和行李匆忙出逃。……所谓“惯例”，就是相同的行动，相同的防范，相同的绝望，相同的社会歧视。

我们不妨陪同于1637年鼠疫期间死里逃生的一个人去佛罗伦萨旅行。他用简洁的文笔回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又重新看到：到处关门闭户，街头禁止通行，偶尔有食物供应车或神甫匆匆经过，无情的岗哨分布四处，唯有某个乘坐四轮马车的贵人才获准临时打开已封死的住所大门。佛罗伦萨已一命呜呼：不再有商业活动，也不举行宗教典礼。唯一的例外是神甫间或在街角做弥撒，困守在家的信徒偷偷从窗口望弥撒。

……作为16世纪史的专家，我很久以来一直对17世纪鼠疫在城市的危害感到惊讶；无可否认，下一世纪的情况比前一世纪更加严重。……随着18世纪的到来，情况有了全面好转。但1720年土伦和马赛的鼠疫极其凶猛。据历史学家说，马赛人死了一半以上。街上躺满了“腐烂过半、被狗啃咬过的尸体”。

疾病在出现后，轮番地由弱变强或由强变弱，有时也销声匿迹。麻风病的情形就是如此。严峻的隔离措施也许从14和15世纪起就在我们的大陆上把它制服了（但令人奇怪的是，一些自由的麻风病人今天从不传染）；同样的情形还有霍乱和麻疹，前者19世纪已在欧洲消灭，后者近年来似乎已在世界绝迹。我们亲眼目睹抗菌素奇迹般地控制了结核病和梅毒的蔓延，虽然现在还不能对未来下断言，因为梅毒的传播据说今天又显得相当猛烈。鼠疫在经过13和14世纪的长期间歇后，以黑死病的形式突然爆发，开始了新的传染周期，直到十八世纪才终于消失。

其实，疾病的这些反复起伏的原因在于，分散在各大洲生活的人们长期隔绝，因而每个大洲对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相互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威廉·麦克尼尔的近著已极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从人脱离了原始的动物状态，自从人确立了对其他生物的统治，人在宏观上变成其他生物的捕食者。与此同时，人也受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纠缠和袭击，他在微观上是各种寄生体的捕食对象。这场巨大的斗争归根到底不正是人的基本历史吗？斗争通过生物链进行：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单独存在的病原体通常从一个机体转移到另一个。人是它们不断袭击的对象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对象，人经过适应而产生抗体，并同寄生的异体达成一种可被接受的平衡。如果病原体离开原来的“生态寄体”，传染给至今未受伤害的，因而毫无抵抗力的另一民族，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和灾难。麦克尼尔认为，1346年的大瘟疫和几乎把整个欧洲压垮的黑死病是蒙古扩张的后果。他的看法也许是对的。同样，当欧洲人在15世纪末建立了统一的世界贸易网后，美洲也随即遭到来自欧洲的新疾病的杀伤；反过来，梅毒又以新的形式打击了欧洲。它在16世纪初以空前的速度传染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却要等到该世纪末年才引进中国。再往后，1832年，源自印度的霍乱来到欧洲，造成了同样的生态性灾害。

但是，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大小并不是疾病升降起伏的唯一原因。一些医学史专家毫不犹豫地主张，每种病原体各有其独特的、与病害史相平行的历史，疾病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原体本身的变化。我认为他们说的完全正确。由于细菌和病毒的演变，疾病便出现复杂的反复起落，在突然爆发后，有时广泛流行，有时长期处在休眠状态，甚至永远消失。我们可以举出流行性感冒这个今天已人所共知的例子。

流感这个名词可能于1743年春天刚出现。但是在欧洲，从12世纪起，人们就已觉察到或以为觉察到它的存在。美洲以往没有这种病，因而它成为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1588年，它使威尼斯全体居民卧床不起（不一定因此死亡），以致大议院竟无人开会，这种情况即使在鼠疫流行期间也从未出现过；不仅如此，流感浪潮接着席卷米兰、法国和加泰罗尼亚，转而向美洲猛扑。当时，流感已像今天那样飞快传播，很容易就在世界流行。伏尔泰于1768年1月10日写道：“流感在周游世界的途中来到了我们的小西伯利亚〔指他在日内瓦附近的住地菲尔内〕，以我的老弱之躯，自难逃脱一场小灾。”但是，同为流感，病情却可以各不相同。就拿几次大流感来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伤力更大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与1957年的亚洲型流感不同。其实，病毒有许多种不同的变异；预防疫苗今天之所以不一定可靠，原因是不稳定的流感病毒不断在迅速变化。疫苗几乎总是落后于疾病的传染。因此，为了走在疾病前面，某些实验室曾试图把正在流行的病毒作多次人工变异，以便把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流感变型集合成一种疫苗！流感病毒无疑是特别不稳定的，但人们能否认为，许多病原体也随着时间而演变？这也许可以说明结核病的变迁史，为什么它有时温和、有时凶猛；为什么源自孟加拉的霍乱日趋缓和，并随时可能被源自西里伯斯的霍乱所代替；为什么有的疾病，如16世纪英格兰的汙症，出现后不久很快消失。

（本文摘自《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 第一章《数字的分量》）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孙欣祺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