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说过“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句歇后语。其历史背景是赤壁之战后，已经拥有了荆州江南地区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并屯兵公安的刘备，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基地，于建安十五年（210），亲自赴京口拜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即所谓的“借荆州”。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川，攻取益州，建立蜀汉基业后，面对前来讨要地盘的孙权方，采取了拒绝和拖延的态度。加之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整个事件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刘备借了荆州不还。因此才有了那句歇后语，并常常被人用来指代那些欠钱不还的人。

刘表迎接刘备，出自王亦秋绘《三国演义连环画·马跃檀溪》

但实际上，孙权当时掌握的只是荆州南郡江北部分和江夏郡一部分，所以，刘备实际借的并不是整个荆州，而只是江陵地区（南郡江北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汉晋春秋》记载，力主借荆州的鲁肃就曾劝孙权，“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

也就是说，哪怕是孙权方的重臣，也承认荆州本来就不是孙权的，并肯定刘备在荆州更具威望与民心。关于前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荆州本来的主人是荆州牧刘表。至于后一点，却很值得深入说说了。因为在历史上，刘备在依附于刘表期间，颇得荆州人望，“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些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人才，日后还构成了刘备阵营里仅次于“故旧集团”的“荆州集团”，成为建立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更有甚者，刘备还曾经被刘表“托孤”或“托国”，刘表的长子刘琦是刘备名义上的辅助对象。总之，无论是法理还是人望上，刘备都远比孙权对荆州地区更具有宣称权。

当然，要细说这一切，还要从刘表单骑赴荆州说起。

刘表画像，出自赵成伟绘《三国演义》人物百图

单骑入荆州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三月，49岁的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也就在这一年，汉帝国正式坠入乱世之中。之前的正月，关东州郡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内战开始。二月，董卓迁都长安，各地诸侯纷纷拥兵割据，汉帝国的中枢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的控制。

此时的荆州政局混乱不堪，荆州北部被军阀袁术控制，并且江南宗贼势力猖獗，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羽等人“各阻兵作乱”。所谓“宗贼”是因为当时的江南地区宗族强盛，在乱世之中自立武装，“宗党共为贼”。

可以说，刘表面对的荆州是个烂摊子。失去权威的汉帝国中枢，无法为这个荆州刺史提供什么实质性特别是军事上的帮助。

然而，刘表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却展示出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他单骑直入宜城（今湖北宜城市），依靠当地世族豪强的支持，迅速剿灭数名宗贼首领，之后劝降占据襄阳的江夏贼党张虎、陈生，将荆州治所从武陵汉寿（今湖南汉寿县）移到襄阳（今湖北襄阳市）。

初平三年（192），刘表被册封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其部将射杀江东猛虎孙坚，暂时解除了江东孙氏对荆州的威胁。献帝建安元年 （196），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今河南南阳市），攻襄城，中飞矢而死。张济所部皆归当时已经55岁的刘表。

建安五年（200），已经59岁的刘表击败长沙张羡之子张怿，取得长沙、零陵、桂阳三地。至此，刘表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从长江以南到现在的岭南，除东吴五郡外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刘表的势力范围。史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表在治理荆州期间，还注意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

可以说，刘表在汉末乱世的硝烟中，做到了一个有道德的、较为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极致了。

《彩绘三国演义·玄德荆州依刘表》，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荆州集团的权力格局

但是，刘表自己也有一本“难唱的经”。作为一个外来户，刘表能做到单骑赴荆州的10年后就统领整个荆州，成为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八郡之主，与荆州当地世族豪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荆州地区有六大豪族，分别为庞、黄、蔡、蒯、马、习六家。六家的家主分别是庞德公、黄承彦、蔡瑁、蒯越、马良、习祯。刘表所依靠的四大重臣，蒯良、蒯越、蔡瑁、庞季就出自其中。最初他单骑入宜城时，寻求的蒯越与蔡瑁的帮助。当时刘表向蒯越等问计：“宗贼虽盛而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越给出了“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的战略方针。而张虎、陈生也是由蒯越和庞季劝降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表既然依靠世族豪强势力，就不得不向其分权，也就不得不受制于世族豪强势力。

比如蒯越为刘表最为信任的谋士之一，功劳也最大，史称其为“表大将”，在担任章陵太守之外，蒯越还执掌兵权。而蔡瑁与刘表为姻亲，也受到重用，成为荆州军事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而以此为基础，刘表的部属分为了三个阵营，“军中诸将，各有彼此”。简单说，以受到重用的蒯、蔡两大家族为核心的阵营；相对处于权力外围的庞、黄、马、习四家阵营；刘表本身的外来户阵营。

这三个阵营最为突出的区别就是对于曹操的态度。蒯越、蔡瑁等人是坚定的“亲曹派”。当袁绍与曹操于官渡相持之时，蒯越、刘先、韩嵩等人便曾向刘表建议归依曹操。韩嵩甚至曾劝谏刘表归附曹操，并遣子作为人质，刘表大怒，险些将韩嵩杀掉。日后待到刘表去世后的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蒯越、蔡瑁又劝刘琮降曹。庞、黄、马、习四家因为处于权力外围，属于“中立派”。

至于刘表本身则是坚定的“抗曹派”。刘表为皇室宗亲，从其立场而言必然对曹操没有好感。他自己作为荆州八郡之主，从切身利益上说，也不希望自己辛苦十年打造的基业落入曹操之手。可面对咄咄逼人的“亲曹派”势力，刘表显得势单力孤。因此，刘备的到来，让刘表看到了转机。

刘表的猜忌

建安六年（201）九月，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曹操这次南征刘备，也有向刘表耀兵的意思。而刘备就此投奔刘表。

从同是汉室宗族、同是来自北方、同是人到中年的刘备（此时为40岁）身上，刘表是否看到了自己当年单骑入荆州的影子呢？当然，两人在政治倾向上有最大的一共同点，即抗曹。而刘备还具有刘表所欠缺的军事能力。

刘表接纳刘备作为其抗曹的助力，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刘备投奔刘表之初，受到了刘表的礼遇与增兵。而刘表遣刘备带兵驻守军事重镇——新野，以抵御曹操。而刘备也不负刘表所托，取得了博望坡之战的胜利。

建安七年（202），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今河南叶县）。建安八年（203），刘备大败夏侯惇、于禁于博望坡。当时，曹操正致力于清除袁绍诸子的残余势力。名义上与袁氏结盟的刘表，派刘备去骚扰曹操后方。曹操从河北战场急调精兵，由夏侯惇、于禁、李典统领，去对付老对手刘备。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刘备利用地形设伏，巧用火攻击败曹兵。然后，刘备撤回至新野。

军事上的胜利，为刘备赢得了荆州的人望，“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但也招致了刘表的猜忌，“表疑其心，阴御之。”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刘表，疑心颇重，又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也不太会用人。用贾诩的话说，“平世三公才，不见事变，多疑无决”。

加之刘备“英雄也”，不肯屈居于人下。早年刘备曾在败于黄巾军之后投奔公孙瓒，公孙瓒以刘备为平原相，然而在与袁绍交战的过程中，刘备却转而投奔徐州牧陶谦。直到陶谦死后，刘备得领徐州牧。其后刘备遭到吕布的袭击，曹操出兵协助其夺回家眷，上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甚至“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但刘备并不甘居于曹操之下，不久以后参与了抗曹联盟，杀徐州刺史车胄并再据徐州。曹操出兵征讨刘备，刘备不敌之下投奔袁绍父子，袁绍“遣使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但在官渡之战中刘备却置身事外，“阴欲离绍”。可以说，刘备在到荆州之前，公孙瓒、曹操、袁绍等人都曾厚待他，但刘备始终未能真正地融入其势力之中。

《彩绘三国演义·蔡夫人隔屏听密语》，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两个边缘人物的联合

这些过往旧事，不可能不影响刘表对于刘备的态度。就如郭嘉所说，刘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所用”。最终，刘表选择了厚待刘备，但将刘备排除于荆州的权力核心圈之外，只让其阻挡曹操。

这种态度，就使得刘备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初入荆州的刘备兵少将寡，根本无力与其他诸侯抗衡。因此与刘表合作，给他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刘表的荆州集团中，也有一些士人对于刘备有着相当的好感，如黄忠、向朗、霍峻等人在刘表在世之时便看好刘备。刘备也将许多暂居荆襄地区的北方人士纳入麾下，如诸葛亮、刘封、伊籍等人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刘备招募而来的。

另一方面，本土的两大势力，对刘备就不太感冒了。首先是势力庞大的“亲曹派”，他们对于刘备是敌视的。而刘表虽然防备刘备，但将其作为阻挡曹操的屏障，所以没有必要痛下杀手。刘备了解这种情况，既没有实际的证据，又想依赖荆州集团的庇护继续发展势力，故而无法与荆州集团决裂，只能隐忍下来。

至于以本土士人为核心的中立派，基于刘表的态度，采取了对刘备敬而远之的立场。加之东汉末年，实行严惩守将擅离防地、部属及擅自动用士卒的“擅兴法”。所以刘备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下，虽然能得到休养生息，却得不到太大的发展，所以才有“髀肉复生”之谈。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刘琦的出现，为刘备带来了转机。

在刘表统治的晚年，继承人的选择成了一个大问题。刘表有三子一女，长子刘琦、次子刘琮、三子刘修。长子刘琦为刘表原配陈夫人所生，其后刘表又娶蔡瑁的姐姐为妻。刘表在荆州最为倚仗的是蔡、蒯两个大族，对于蔡夫人自然也格外宠信，这使得二儿子刘琮的地位水涨船高。蔡氏一族的支持，让刘琮获得了大部分亲曹派的支持，甚至成了荆州集团的内定继承人。这使得长子刘琦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刘琦必然向“抗曹派”靠拢。而刘备则是最坚定的抗曹派。

建安十二年（207）左右，刘表背生恶疮，日益病重，使得荆州集团的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此时刘琦应已得知在继承权争夺问题上，自己已落于下风，为了避免遭遇不测，刘琦向刘备最重要的谋士诸葛亮寻“自安之术”。此时，诸葛亮以“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建议刘琦暂时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襄阳。恰逢建安十三年正月，孙权攻打江夏，而太守黄祖兵败身死。刘琦抓住这一契机，请求外调出任江夏太守，以此避祸。

刘琦向诸葛亮求策，实际上反映了他在荆州政权中被边缘化的事实，故而寻求与刘备的联合是刘琦的唯一选择。刘琦出任江夏太守远离襄阳，暂时退出荆州的继承权争夺，就此避免了杀身之祸。同时，刘琦与刘备的联合，终于为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这就是著名的刘表托孤（或称“托国”）。

《彩绘三国演义·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刘表为什么托孤刘备

刘表自17岁师从同郡大儒王畅，后投身于东汉末年反对宦官掌权夺政的运动中，为“八顾”之一，后受党锢之禁而遭到驱逐。所以，刘表内心充满着对儒家思想的敬畏，在入荆州建立自己的势力以后，他尽可能维持“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的现状，并称之为“此天下之达义也”。拥有这种正统思想的刘表自然在内心对于废长立幼，必然是内疚和反感的。

因此在病重之际，或出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出于对刘琦的愧疚，或出于对自己死后，荆州基业去向的担忧，刘表对于刘备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表先令刘备自新野改屯樊城，临近襄阳。这种做法，一是为了钳制荆州集团中亲曹派的势力，二也是为了让刘备成为荆州集团抗曹的屏蔽。毕竟刘表以汉室宗亲自尊，他虽然对刘备心怀戒备，但却依然因刘备的宗亲身份以及其抗曹的政治取向待其亲厚；而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刘表则是毫无好感的。而刘琦与刘备的联合，正好拨动了刘表心中的天平，让其向信重刘备的方向倾斜。

最终，刘表选择了托孤刘备。关于刘表托孤，《三国志·先主传》引《英雄记》记载，“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同引《魏书》：“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又引孔衍《汉魏春秋》记载，“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托国与托孤，一字之差，却相差千里。托国是刘表将整个荆州地区让与刘备，使刘备成为荆州之主。而托孤则是刘表仅仅将刘琦、刘琮二子托付于刘备，希望让刘备辅佐二子。

按人的正常心理，刘表仅有托孤之意，而非托国。刘表早已意识到荆州集团中亲曹派的势力根深蒂固，但他不愿意将自己手中的基业平白交给曹操。刘备则一直视曹操为汉贼，依附刘表以后，虽未得其信任，但也尽力维护刘表的统治。刘表深知自己死后，以蒯越、蔡瑁为首的亲曹派势必会投降曹操，届时荆州八郡将全部落入曹操之手，这是刘表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刘表要扶植刘备这一抗曹派，以便制衡蒯越、蔡瑁等。刘表托孤的另一层含义为安抚刘琦，以免刘琦因嗣位问题而心生怨恨攻击刘琮，出现像袁谭、袁尚内斗两败俱伤的事情。即便二子发生冲突，刘备也可以在中间起斡旋的作用。所以，尽管他也无心将荆州托付给刘备，却试图凭借往日的恩情来劝服刘备辅佐其子掌握荆州集团。

这种托孤虽然不是托国，但对于刘备拥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刘琦的联合与刘表的托孤，让刘备自然成了荆州抗曹派的领袖，也让其获得了中立派的认可。

《彩绘三国演义·蔡夫人议献荆州》，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如何抓住荆州士人的心

刘表病死后，刘琦探视无望，由刘琮继承荆州集团。其时，诸葛亮曾建议直接剿灭刘琮夺取荆州集团的掌控权，但刘备拒绝了。因为这相当于背叛了托孤之情，必然不容于荆州士人。

刘琮在继承荆州集团以后，也曾有“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的雄心，但是拥护刘琮的蒯越、傅巽、韩嵩等人却尽是亲曹派。当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兵至新野，众人均劝刘琮投降。其时傅巽上言：

“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此番分析，实际上是对刘表赖以托付的刘备进行构陷，也成了压垮刘琮抗曹之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刘琮选择了投降曹操。刘备此时屯兵于樊城，本应为刘琮荆州集团的屏障，但刘琮却撇开刘备向曹操投降，这无疑让刘备措手不及。

以刘琮为代表的荆州“亲曹派”向曹操投降，等于背叛了其父亲刘表的遗命，背叛了包括刘琦在内的荆州“抗曹派”和“中立派”士人。而刘备实际上并没有辜负刘表所托，真的去辅佐刘表的儿子。当以刘琮为代表的“亲曹派”士人整体投降曹操时，刘备转而辅佐刘琦，给荆州其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好感。刘备也就此抓住了荆州士人的心。

由于刘琮不战而降，曹操在荆州收编了刘琮原有的大部分水陆军队，并处在刘备、孙权的上游，形成吞灭孙、刘的态势。刘备当阳长坂败绩，诸葛亮临危受命，渡江求救于孙权，刘备撤到夏口一线,与孙权联兵。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爆发，曹操军因火攻及疫病败走。

赤壁之战后，曹操占领荆州北部的南阳、襄阳一带。十二月，刘备表请刘琦为荆州刺史，之后平定荆州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然而建安十四年（209）正月，刘琦去世，刘备顺理成章得领荆州牧，成为荆州真正的领袖。就此，刘备集团得以在荆襄地区发展壮大。

建安十四年至十五年(209—210)间，刘备在荆南四郡的基础上，又说服孙权让出南郡，势力延伸到长江北岸。其时，孙刘之间虽有矛盾，但基本尚能保持联盟架势，从而使曹操不敢轻举南犯。几年之间，刘备集团兵精粮足，从而得以向益州扩张。在此期间，刘备还招揽了不少荆襄才士及一些刘表旧部，如庞统、向朗、马良、马谡、蒋琬、廖立、费祎、杨仪、魏延、黄忠、向宠等。

由此可见，荆州人士对蜀汉事业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刘琦的联合，也就没有刘表的托孤，刘备不可能拥有荆州，更不可能取得益州。刘琦可以算作刘备征战四方，终于获得稳定地盘的关键人物。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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