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中国外交官顶住各方压力，以个人名义为4000余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如今，高满堂希望自己的书写能对得起真实的历史，让这段曾打动欧洲人民的往事也打动荧屏前年轻的中国观众。图为《最后一张签证》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我就是个向观众讲故事的人，但我想讲的故事，是生活的寓言，取自真实的汪洋。”编剧高满堂大抵是中国电视圈里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之一，他曾透过　《闯关东》　《北风那个吹》《钢铁年代》　《老农民》　等等气质厚重的剧集，与观众交心。现在，由他执笔的电视剧　《最后一张签证》　正在北京和江苏卫视播出。题材是崭新的，是他从未涉足过的二战领域，但讲述者的秉性从未更改，“要讲真正的故事，因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尊重不能娱乐化”。

《最后一张签证》　根据二战时期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真人真事改编。有资料显示，何凤山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向4000余名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避难的签证，使他们免遭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在欧洲，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辛德勒”。在阐述创作动机时，高满堂有番话触

动了业界：“每当我想起后代纯真的眼睛，就会告诫自己，作为编剧，我有必要做一些能给时代给后人留下印记的、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说，高满堂是老派的。这也许不假，两年前　《老农民》　作为开年大剧登上荧屏时，有人劝他“农民已经没人稀罕了，你还要加个‘老’字，收视率肯定完蛋”。他不信，铆足了劲写下真正的农民。“‘老农民’怎么着了？　结果收视率第二。”

这段对话被他翻出来讲了又讲，用以提醒自己，“要走在‘娱乐至上’的反面”。

“娱乐至上”的那面有什么？　片面强调IP，过度依赖颜值，“古怪神仙侠”占据着年轻人的关注。在一个青年编剧论坛上，座上宾高满堂给主办方泼了盆冷水：“我看了6个剧本，竟然看串了。不是我不够认真，而是它们都长着相似的面孔。”甲的开头嫁接乙的过场，再套用丙之高潮、丁之结局，竟然“完美无瑕”。有些人不耻于“撞脸”，

一些成熟的编剧却也容易落入另一种“圆熟”，披着抗战、历史等严肃的外衣，来行消闲、取乐之实。对此，高满堂一样无法认同：“二战中全世界失去了难以计数的鲜活生命，这场用千万人心头血来奠基的胜利不可谓不悲壮。然而近年来一些抗战剧却落入了嘻嘻哈哈的套路，在浅薄中纪念一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感到特别愤怒和痛心。”

在他看来，编剧分两种，一种为赚钱养家，市场索取什么，编剧便按需供应什么。写得快，卖得也快，那叫生存。但另一种，将剧本视作自己的生命，下笔有千钧。无疑，高满堂希望自己是后者。

《最后一张签证》　选角时，片方确实接触过所谓的流量明星，但他们根本驾驭不了有厚度的角色，也无法与陈宝国这样的优秀演员对戏，更遑论动辄七八千万元的片酬挤压了制作的水准———哪一项都站在了品质的对立面，悉数被他拒之门外。还有人猜测他故事里的外交官会有怎样的神乎其技，比如能打入

敌人内部窃取一些机密之类的，他也连连摆手，“不该写成‘神剧’‘雷剧’，不该为了娱乐而博人眼球，更不能因追求收视而糟蹋了真正的历史”。他不拒绝浪漫或者柔情的表达方式，但只相信从厚重的文献中提炼或从切实的走访中得来的事实。新剧中有个“七人名单”的绝密任务，高满堂说：“历史中确实有不少犹太科学家遭到胁迫、追杀，我把最后的签证留给犹太科学家，既是中国人的大情大义，也是我从一次次博物馆、纪念馆、集中营的探访后，听闻到的历史的回响。”他告诉记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一座专为中国外交官建造的纪念馆，“门口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人送来鲜花”，每当回想起站在纪念馆门前的情形，他依然能感受到胸口喷涌而出的震撼与感动。

有评论说，电视剧　《最后一张签证》　是高满堂在整个行业泛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对潮流的勉力对抗。虽难免孤独，却充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