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借，在秦末大起义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灭楚，而得天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评论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早年读到这一段话，不觉得有何难解之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汉高帝的话，是他把刘邦称为“大圣”的自然结果。刘邦既然是“大圣”，当然就必受天命;两个“岂非天哉”，自然是歌颂之辞。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文章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层面。

稍后，在读《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时联想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产生了问题。这里主要列举《高祖本纪》(个别地方据《项羽本纪》)中对刘邦的一些记载，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圣”。

(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诒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在起兵以前，刘邦就是这样一种派头，如此贪婪，如此无赖，能算大圣的风度吗?迨反秦兵起，“(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他虽无赖，却也有胆。

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之父太公曾落入项羽之手，项羽曾“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如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为争权位，虽父子之亲也无动于衷，不在话下。

在打败项羽而当上皇帝以后，及“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以无赖而能得天下为私产，他哪能不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也能算是大圣，那么岂不成了沐猴而冠的“大圣”?

司马迁所记下的汉高帝的大圣的形象就是如此，那么，“岂非天哉”就很难与大圣人受大命挂得上钩了。这样，“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汉高帝的挖苦讽刺，说他当上皇帝完全不是凭借其道德才能，而是碰上了好运气的结果。司马迁还叙述汉高帝病重时的一段对话:“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这就又借汉高帝自己的嘴道出，他得天下不是凭借人力，不是凭借自己的道德才能，而是靠了运气(天命)。

当我理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感到司马迁真是一个骂人不带脏字的文学高手。这样的理解，大概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所展现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问题的背面。

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反复阅读《史记》之余，觉得司马迁用“天命”解释历史时并非为了讽刺挖苦某个历史人物。例如，《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批评司马迁此说时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几的话说得对，不过他没有看出司马迁更深一层的意思。按《史记·六国年表序》也曾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为什么说秦“盖若天所助”呢?只要细看《六国年表》就可以知道，六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战斗不休，而结果不是实现了六国的利益，而是在客观上为秦灭六国扫清了道路。正如孟子(《孟子·万章上》)所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六国互斗，本来是为各自的利益，没有人是为了秦的统一才这样做的，而结果却招致秦灭六国。这就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

秦灭六国以后，不再封建诸侯，本来是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而客观后果是为后来者扫清了道路。正如司马迁所云:“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秦废封建，本来是为了自己统治的利益，而结果在客观上却为汉的兴起扫清了道路。这也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也正是接着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话而来，所以这里的天命就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

原来司马迁所讲的“岂非天哉”，本来的意思是要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有时并非人的主观所能决定或意料。刘知几的认识未能及此，所以就批评他要离开人事而谈天命。殊不知司马迁讲的都是人事，只不过这种人事的后果是人的主观所始料不及的;而这种始料不及的现象正好像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所以也就可以称之为“天命”或“天”了。

上文说到“岂非天哉”可以作为刘邦得天下靠运气来解释，那么这一份好运为什么偏偏落到了刘邦的头上呢?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未作解说，大概也不便解说。这里只能谈谈个人的理解了。

刘邦之所以能交上这一份好运，还得从时代特点与他个人特点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综观中国古史，战国秦汉之际正值历史巨变时期，先秦的旧贵族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先后纷纷落马，他们的旧贵族习气适应不了新时代;在刘邦身上简直看不出任何旧贵族习气的影子，也许可以说他的流氓习气就是他能制胜的条件——别人做不出来的事他都能做得出来，他毫无顾虑。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所讲的那些像是讽刺挖苦刘邦的话，那不就是说明他最没有贵族习气吗?我们不妨把司马迁的那些话当作是对刘邦的讽刺挖苦，同时也不妨把那些话看作正是对刘邦之所以为“大圣”受“天命”的解释，只要我们不抱着腐儒之见理解“大圣”，而从时代精神来看问题，似乎这也不是不可以的。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里写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条，很有意思。他也是以“岂非天哉”来作为其文章的结语的。我的管见也可以说是受了赵翼的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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