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俣病于1953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一带开始被逐渐发现，这是由工厂废水中的水银成分引发的现代文明病。在当地长大的石牟礼道子女士把它视作自身的苦难经历，1960年左右，她怀着“并不是想要谁来阅读，而是打算独自奋战”的心态开始采访，对患者及其家人悲苦的人生进行了记录，并通过文章呈现了水俣病患者的惨状。同时，肇事企业和日本政府在面对重大民生问题时的推诿、拖延、冷酷，也得到了很好的揭露。

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最终结集为《苦海净土》于1969年出版。首版后，即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其中的某些段落还入选日本的教科书，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

在战后复兴、经济发展这个大义面前，人权和弱者的生命被轻视了。企业高居于人之上，人们也认为为了富裕、便捷（经济发展）做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水俣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环境污染最先被害的是胎儿、幼儿、老人和病人等生理上的弱者，然后毫无疑问就是与自然共存、仰赖自然生存的人们。这样的一些人，说起来的话，是无法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权利和意见的，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少数派和弱势群体。正因如此，伤害才更容易集中，更容易扩大，救济也被轻易延迟。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共通的。

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图片来源：网络）

1961年夏，蔚蓝的不知火海令人炫目，在缥缈之处可以看到的天草诸岛有着不属于这世间的美丽，如同净土。海潮的香味使人愉悦，无法让人相信在这片土地上正在上演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公害的悲剧。 我，在水俣病患者的多发地带徘徊着。在明神岬金子家的屋檐下，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兄弟在玩耍。两个人都有残疾，他们跳舞般不由自主地抽动，磕磕巴巴地说着话。 我问那个母亲：“两个孩子都是水俣病吧？”母亲的回答令我感到有些意外：“哥哥是水俣病，弟弟不是。”我不由自主地再次问：“咦，为什么？”母亲有些不太高兴地说：“小的那个没有吃过鱼。生下来就这样儿。” 当时认为有毒物质是不会穿过胎盘的。原来，理由是水俣病是吃鱼才会得的病，如果不吃鱼就不会得。我觉得似乎有道理。母亲忽然又转脸认真而执拗地盯着我说：“这位先生啊，你看看这孩子是啥病啊？我丈夫原来是渔民，得水俣病死了。这个大孩子生下来就喂他鱼吃，结果得了水俣病。我也一直在吃鱼。那时我怀着孕。难道是我吃的鱼身上的水银传到我孩子身上了？你说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我被这位母亲严肃的盯视所压倒，于是决定调查看看。 一调查立刻就清楚了，在水俣病发生的同一时期和地域，有许多和这个小的孩子一样患有小儿脑性麻痹的先天残疾。如果能够确认是通过胎盘给胎儿造成了伤害这件事的话，那将是医学上的重大发现，这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极大的业绩。因此，为了这个巨大的发现，我更加频繁地去现场，辗转于患者家。 那时，我的身后总是有一位女性悄悄地跟着，开始我以为是保健妇，但又觉得不太像。她柔和的目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女性就是石牟礼道子女士。和道子女士认识是因为为了《苦海净土》的出版，她委托我对若干医学用语进行解释说明，但这是在那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还有，当时每到患者家时，总是能听到“刚才，有学生来拍了照片了”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就是摄影家桑原史成先生。另外，政府和大学也曾经提醒过：“现在有东大的年轻研究者在搜集水俣病的资料，因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需要警惕的人物，是当时在东大研究生院上学的宇井纯先生。 我和这三个人真正认识，是在那十年之后了。但是，确信水俣病事件将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见证，这种强烈的想法是与他们共通的。 水俣病的发生及其背景 1956年5月1日，水俣病是因为急性暴发型患者多发，而且是儿童患者的多发而被发现的。的确，水俣病的历史是从那天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就要五十年了。但水俣病并不是在那一天突然发生的。在那之前有着很长的潜伏期。 窒素公司到水俣发展是在1908年。窒素公司在迅速地引进欧美技术的同时将其改变为自己独有的技术，是典型的日本式企业。它改革引进的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独有的技术，一直保有着化学工业顶端集团的地位。那可真是，有时也可以说成无谋的，就如同赌博时孤注一掷那样危险的行为。也就是说，在许多技术人员还带有诸多的实用化疑问的阶段，就突然被在生产线上进行大量生产了。这些成功了，使他们比其他企业先拥有了先进的技术，构筑了日本最大企业的地位。 窒素公司不只是在战前、战争中为日本近代化、工业化做出了贡献，也与殖民地政策有着很深的关联。殖民地伊始，就迅速地开始进军朝鲜和满洲（中国东北部）。在朝鲜，拦住赴战江修建了长达二十八公里的大隧道，使鸭绿江流向黄海的水改流进日本海这侧，并建造了一个大型水力发电所。接着开始建设被称为东洋第一的兴南联合厂、长津江大坝等，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建设水库和化学工厂。据说窒素公司当时的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它同时也是国家基本战略规划中的企业。 但是，因战败，这家公司失去了海外的资产，与众多的劳动者一起搬到了水俣，而且把水俣工厂作为据点，用剩下的智囊团和技术，赌到战后经济的复兴上。事实上，窒素公司为日本的战后经济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使日本发生了最高浓度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日本最大的劳动灾害和工伤事故、职业病等。特别是牺牲了众多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 在战后复兴、经济发展这个大义面前，人权和弱者的生命被轻视了。企业高居于人之上，人们也认为为了富裕、便捷（经济发展）做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水俣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初被诊断为水俣病的是田中家五岁十一个月和两岁十一个月的姐妹。据那位母亲讲，邻居家的五岁四个月的女儿也在发病。惊讶的医生们向保健所汇报：发现了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疾病患者。这是水俣病被正式发现的日子，五月一日。在稍迟些之后，又有邻居的八岁七个月和两岁八个月的兄弟两个相继发病。两家都是居住在距离海岸几米的地方，是渔民和造船工人，正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共存的人们。 因环境污染最先被害的是胎儿、幼儿、老人和病人等生理上的弱者，然后毫无疑问就是与自然共存、仰赖自然生存的人们。这样的一些人，说起来的话，是无法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权利和意见的，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少数派和弱势群体。正因如此，伤害才更容易集中，更容易扩大，救济也被轻易延迟。我知道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共通的。 原因及有毒物质 患者的情况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但是，窒素公司也好，行政部门也好，以“原因不明”为理由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实际上当时虽没有搞清有毒物质是什么，但立即确定了鱼贝类是真正的原因所在。仅此一点，窒素公司和行政部门就应该能够拿出足够的应对措施。 但是，窒素公司不仅没有实施任何有效的对策，还妨碍熊本大学医学部究明疾病的原因。政府也是无策无作为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这就好像是因盒饭引发的食物中毒一样，虽有巨大的危险，但因不知道是盒饭中究竟哪种东西造成的中毒而继续出售是一样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盒饭造成了中毒，那么不管是因盒饭中的哪一种东西，或是被哪种细菌感染所造成的，这些都不是采取紧急对策的必要条件。对熊本大学医学部水俣病研究班来说，因为窒素公司和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所以查清有害物质成了至高无上的命令。 面对这种极为重度的、奇特的疾病，研究班的医生们拼命地努力想要究明致病的有害物质。但与此同时，他们对窒素内部的事情，包括原料、生产的产品、制造工艺等是完全不清楚的。那就好比从外部的护城河开始一点点摸索着进攻城堡一样。后来找出有害物质也可以说是运气好，因为也有可能走进迷宫。 这时，最有可能先发现有害物质的，应该是工厂内部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行动。而且，直到后来在工厂内部通过动物实验究明发病原因之后，他们也没有公布事实。 为了究明疾病的原因，首先有必要清楚临床症状和病理所见。到1958年，疾病明显显示出感觉障碍、视野狭窄、言语障碍、运动失调等临床症状。通过对死亡患者的解剖，也观察到了病理学上的显著特征。 于是，开始在世界上的文献中寻找带有那些特征的疾病，结果发现与1940年汇报给英国伦敦的农药工厂的劳动者有机水银中毒的特征相一致。研究班怀疑是有机水银中毒，开始分析水银。研究结果表明，从水俣湾的淤泥、鱼贝类，还有患者的头发、死者的脏器之中检测出高数值的水银。而且，直接给猫喂食有机水银所显示的症状，与喂食水俣湾产的鱼贝类而发病的水俣病猫的症状完全相同，病理学上的观察结果也是相同的。综上所述，找到了水俣病的有害成分为有机水银。 1959年11月，熊大研究班正式把这个结论向厚生省做了汇报。这是在发现疾病三年六个月之后的事情。 同时，熊本县向厚生省申请适用《食品卫生法》。对此，厚生省因“没有证据证明所有的鱼贝类都被毒化”而没有批准。但是，难道不正是因为不知道哪种鱼有毒、哪种鱼没毒才需要全面禁止的吗？正因为这种没有采取任何对策的做法才使被害范围扩大了。 发现水俣病以来，急性暴发型患者的逐渐减少，并不是因为窒素公司和行政部门采取了什么有效的对策，恐怕是因为居民停止了食用鱼贝类食物。可这也使非典型化、慢性化的水俣病反而难以被发现了。 当人死去的时候，当他们因为不可治疗的疾病而相继倒下时，警察和检察机关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何止这样，反而是把前去要求工厂停止排放废水的渔民们给逮捕了，并送去审判。许多渔民被判有罪。在这样的庇护下，窒素公司更加大肆扩大了生产，一如既往地排放有机水银。为此，直到生产停止之前，水俣湾内的鱼贝类的水银含量一直没有减少。

水俣病患者发生地域（1972年地图）

慰问金契约与认定制度 有害成分清楚了之后，被害者当然要求加害者给予补偿。这时的窒素公司隐瞒了在内部通过动物实验知道了自家公司是罪魁祸首的事实，在与当时的熊本县知事会面后，近似恫吓般地在1959年12月30日与患者们签订了慰问金契约。 对于患者互助会三百万日元的要求，慰问金契约的补偿金是支付死者三十万日元、成人每年十万日元、未成年者每年三万日元的极低的金额。尤其是，为孩子们的将来考虑的父母要求提高金额，但对于“车票还得半价呢，至少也得五万日元”的要求，公司方面也毫不理会。 更有甚者，在契约之中巧妙地隐藏着把被害情况轻化的阴谋。那是在契约的第三条里：“关于对在本契约缔结日之后发生的患者（为水俣病患者诊查协议会所认定的人）的慰问金，窒素公司将以本契约的内容为标准，通过另外的途径交付。” 于是从这时起，分类和筛选患者的认定制度便开始了。换言之，水俣病的医学判断（诊断）被慰问金授予资格审定给替换了。在之后的大约十年间，除先天性患者以外再没有新的患者被认定。这个认定制度成了水俣病救济的巨大障碍。 遗憾的是，那时被害者方面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慰问金契约在内容上性质恶劣，后来在1973年3月20日的法院判决中也被判为“这是在被害者无知的情况下缔结的契约，违背公共秩序和道德，视为无效”。于是，在此之后直到1968年政府正式的认定公害为止，持续着漫长的沉默期。 在那之后，长达三十年的诉讼过程中关于“什么是水俣病？”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病象论之所以成为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论点，都是因为那时的认定制度。水俣病的病象（诊断标准）被限定为初期的急性暴发型患者，这不仅仅拖延了整个水俣病问题的解决，最大的问题给把握该病的实际状况带来了困难。因为这个障碍的存在，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 当时，患者这边也在隐瞒水俣病。可悲的是，有一部分害怕鱼卖不出去的3和家属，即使有人得了水俣病也不申请认证，就那样在家里藏着，也有最后就那样死去的人。这样的患者不只是永远不能被计入水俣病患者的数字中去，也成了无法查清水俣病的实际受害情况的原因之一。 先天性水俣病？ 之前，叙述了在水俣病的多发时期、多发地区里，注意到了出生了许多被称为先天性小儿脑性麻痹的儿童。尽管被怀疑是水俣病，但因为孩子们并没有直接食用被污染了的鱼贝类，所以并没有被认定。因此，他们没有被诊断，也没有被救济，而是被长久置之不顾。孩子的父母也因为孩子的病情不能出门赚钱，家庭处于贫困的深渊。在这些人家中没有一件家具，无论是榻榻米还是推拉门都是破破烂烂的，凄惨的状况让人目不忍睹。石牟礼女士的《苦海净土》中的杢太郎的故事，还有桑原先生的照片中所反映出的情景都在这一时期。 我在文章开头所写的金子母亲说的话，还有与我的相见也都是在同一时期。毫无办法的母亲们去市政府寻求救济，却被冷漠地告知：“在确定是水俣病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母亲们问：“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是不是水俣病呢？” 被告知“与水俣病相关的事情属于保健所管辖”，而去保健所则又被告知“大学还在研究之中”，大学的老师则说“如果死个谁的话，解剖一下也许就知道了”。事实上，也就变成了母亲们在等着谁死了。实际上，先天性的患者们有着共通的症状，可以认为是因为同一种原因所引起的疾病。还有，母亲们在怀孕时大量食用了水俣湾产的鱼贝类，许多人的家中有水俣病患者或者有相同的症状的人，出生的时期和地点都和水俣病完全一致等，有很多证据都是客观存在的。 1962年的夏天，一个女孩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这个孩子被解剖了，被认定为“通过胎盘而引发的水俣病”（胎儿性水俣病）。在这一年的11月，有十六位儿童被诊断为胎儿型水俣病。就如刚才所说，直到有人死了才终于被认定。 因为这些孩子几乎都因症状严重去不了学校，一般都在家或者住进疗养院，所以政府想要调查的话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尽管这样，直至今日政府都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调查。现在已确认了六十四名先天性水俣病患者，有四十名疑似患者，其中有十三人已经死亡。更严重的患者恐怕在我开始调查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吧，这个数目也就只是冰山一角吧。 认定后，我去患者家拜访，母亲对我感激地说：“托您的福拿到补偿金了”。我就问：“您拿到了多少钱呢？”“三万日元。”她告诉我。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是一个月三万日元而不是一年三万日元。 错误被重演 1965年6月，出现了一条震撼性的新闻，在新潟市阿贺野川下游发现了第二个水俣病发作的地方。 最初，我不能够相信。那是因为我简直无法想象水俣病的原因已经如此地明了，与窒素公司同样的工厂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那样一直运行到现在。还有就是，对于不太吃河鱼的我们来说，对河鱼会引发水俣病还心存疑问。然而，这毫无疑问是水俣病，因为那个昭和电工鹿濑工厂距离河口六十千米，而且与窒素水俣工厂一样是生产乙醇的工厂。错误被再次上演了。 时至今日，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才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乙醇生产工厂提出了要求，即废水一律采取不外排的封闭循环式。在水俣病被发现、怀疑是因废水而引起的1956年，不，退一百步来说是在1959年明确了水俣病病因的时候，又或者在查明工厂在生产乙醇时伴生有有机水银这种副产品时的1962年也可以，如果当时采取了这种措施了的话，我想也就阻止了水俣病在水俣的扩大，第二水俣病的发生也是能够避免的。 新潟水俣病的发生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潟水俣病给水俣，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社会上抑或在被害者运动的层面上，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新潟，因为较早地究明了原因，通过对受污染住民做健康调查和测定毛发水银的含量等手段对水俣病进行了诊断，因此非典型例和迟发性水俣病（停止有毒物质的摄取后，症状仍在加重）等能够得以发现。与第一水俣病的只把重症典型例筛选出来，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诊断时的情况相比，症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因此，也敦促了在水俣地区对病象的再次探讨，继而发展成为对潜在患者的挖掘、对住民实施集体健康检查，以及对行政再议的申请等运动。 还有，1966年，在新潟发生了对问题企业昭电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新潟的患者及其援助者们访问了水俣，开始了两地被害者之间的联动与交流。水俣市在接待了新潟水俣病患者访问之后，第一次成立了叫作“水俣病对策市民会议”（日吉富美子代表）的援助组织。这成了后来起诉水俣病的导火索。接着，在1969年6月，在水俣也有二十九个家庭向窒素公司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诉讼（水俣病第一次诉讼）。 被抛弃的患者们 到了熊大研究班究明水俣病病因的六年后，也就是1968年9月，政府第一次承认了水俣病是公害病。想起在这一年的5月日本所有的乙醇工厂都停止了生产，不禁令人想到，这是一直在等待公害认定。 政府的这个公开认定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行政部门的预想。 实际上，行政部门予以正式承认的这件事，是陷进长期被歧视和偏见的痛苦之中的认定患者们翘首以待的。还有，对于那些被弃而不顾的患者来说，他们也终于有可能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了。 1969年12月，在《公害被害救济法》和之后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1974年9月）实施之后，70年代，反公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高昂期。但在水俣，水俣病认定审查会的认定仍然固执地拘谨在狭隘的水俣病病象上，对前来申请水俣病的患者不予认定，继续剔除。 对此提出异议的是川本辉夫他们进行的行政再议申请。这个申请是针对审查会“不是水俣病”的判断提出反对意见而申请不服认定的。环境厅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认为认定条件过于狭隘，因此判定审查会“不予认定”的结论是无效的，并于1971年发出了“遵从法律的意志扩大救济”的次官（副厅长）通知。根据这个裁决，川本先生被认定为水俣病。以此为契机，不予认定的患者们，还有其他隐藏着的患者们也都陆续地走出来报出自己的名字，认定申请者激增，超过了一万人。因为被严重污染者不下二十万人，这个数字也是不足为怪的。 川本先生等新认定的患者们，在窒素水俣工厂的正门前静坐要求谢罪和补偿，但没有什么进展。为此，1972年2月，川本先生他们去东京，开始在窒素的总公司前面静坐，要求和总公司直接交涉。 在那一年之后的1973年3月20日，熊本地方裁判所判定责任在窒素公司，命令该公司向患者支付补偿金。之后，川本他们在东京本部静坐的那组人，和诉讼派的患者们会合，又与窒素公司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交涉，最终签订了补偿协定，把判决的一次性支付金的金额从一千六百万元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元，并争取到了生活保障金、医疗费等。同时那个协定也适用于新认定的患者。这个交涉是如何之激烈，从双方都出现伤员、川本先生还被逮捕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时期，被叫作“四大裁判”的诉讼，原告一个接着一个地胜利了。 新潟水俣病诉讼是在1971年9月20日，四日市哮喘诉讼是在1972年7月24日，痛痛病诉讼是在1972年8月9日，都是患者方的全面胜诉。公害问题在全日本沸腾，也是喧嚣的舆论给了公害被害者极大支援的时期。就水俣病来说，可以感到患者救济之路也被大大地打开了。 但是，做出判决的1973年的秋天，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给奇迹般高速增长的经济带来了阴影。而且，1973年5月在水银恐慌充斥全日本时出现的天草郡有明町的第三水俣病事件，在1974年6月被环境厅健康调查分科会给否定了。以此事件为契机，行政当局和财政界，开始计划对以水俣病为主的公害病问题进行反扑。 救济的壁垒 水俣病受害者的救济之路看起来已经被打开，但因认定标准狭隘的原因，能够得到救济的患者数量变得少了起来。为此，第二次诉讼之后，“水俣病是什么？”在法庭上引起了争论。 熊本的第三次诉讼以来，在东京、京都、福冈等地纷纷开始了新的诉讼，原告达到两千人。到1996年已经有九个判决是关于“是不是水俣病”而下的。被认定审查的专家判定为“不是水俣病”而不予认定的患者中有65.5%—100%（平均85%），被法庭判定为水俣病患者予以救济。判决同时指出，“由于审查会的认定条件过于严苛而没有实现真正的救济”，“因为认定是以早期患者为对象的，所以应当适当地降低补偿金”。 即使这样，环境厅和水俣病医学专家会议也没有要改变标准，辩解说“裁判所的水俣病不是医学上的水俣病”，于是继续上诉。 1960年，在猫100%都已死绝的不知火海沿岸，有二十万人居住着。在那些人之中被认定的患者有两千二百六十五人，仅仅只占1%。猫的死亡率是100%，如果假设有机水银只对10%的人有影响，水俣病患者也应该有两万人。还有，考虑到认定患者的一半已经死亡，也可以计算出现在应该有一万水俣病患者还未被认定。 作为“不是水俣病”而不予认定的患者，现在鹿儿岛、熊本两县总计有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四人，其中有两千人以上进行了诉讼（第三次诉讼）。这些患者，不是幸存下来的水俣病患者的话，又是什么呢？审查会“不是水俣病，是原因不明的神经疾患”的主张，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原因不明的神经疾病患者有一万人以上，那才是更大的问题。听到判决的一位审查委员说“医学上无法判断的事情司法却想要救济，也是够有意思的了”。这等于是承认了医学就是阻碍救济的壁垒了。

不知火海（八代海）

沿岸地域 什么是解决之道？ 1995年12月，当政的三党提出了水俣病问题解决案。以撤销一切的诉讼、行政不服和认定申请作为条件，达到一定条件的患者可以得到一次性补助二百六十万日元，同时交付健康手册医疗费、支付介护津贴等，还有就是支付给各种团体的合计金额由六千万日元增加到三十八亿日元，首相及环境厅厅长表达谢罪之意等。这被称为“苦涩的选择”，最终，除关西诉讼以外的各个团体都选择了和解，撤销了诉讼。 交付健康手册的条件是符合流行病学条件，也就是说能够证明有被污染的环境，如家族中有人患水俣病等，同时被诊断者本人的四肢末端有感觉障碍的。最终符合标准的，包括已死亡的人口在内，一次性补助金领取者有一万零三百五十三人，健康手册领取者是九千六百五十六人。没有被断为符合流行病学条件的感觉障碍者（多数是年轻人），只支付医疗费和疗养费（保健手册授给者）。其符合条件者为一千一百八十七人。任何一条都不符合的人有一千七百八十一人。 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解决方案？只能根据那个长期以来在法庭上争论的焦点，到最后是以何种方式解决的来定。其中，焦点之一就是行政当局的责任，另一个就是原告们到底是不是水俣病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点都仍旧是不清不楚、含含糊糊地落下了帷幕。 即使这样，政府虽然有些不按常理地提出了解决对策，但已经是在距离水俣病被正式发现的四十年之后了，实在是用了太长太长的时间。先天性患者也已经超过四十岁了。随着被害者年龄的逐渐增高，死去的人也就接连不断地出现。被害者们一直到死都是被害者，而企业的干部和官僚却是不停地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他们这些人应该利用诉讼再继续控诉，把问题往后拖就好了。还可以把责任推给那些被称为专家的审议会和专业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在出报告时偏向国家和行政（因为是官僚选择委员的），这样也能拖延时间。这种结构不只限于水俣病，从其他的公害、药害等上面也看得出来。自然，只要结构不改变，悲剧就会再次出现，受害面就会扩大，被害者的救济也会被延迟，救济也就不充分。 那个时候，人在受伤、发疯、死亡的时候，舆论（国民）不也还是选择了富裕和便捷（经济发展）了吗？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不可以只让被害者来承担发展所带来的不幸。作为“负遗产”，如果不能由全体国民来共同承担的话，被害者就不会得到救赎。即使政治上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不管是如何拉下帷幕的，只要被害者还活着，水俣病就不会终结。而且，也为了借鉴水俣的经验，“为什么会发生水俣病？被害范围如此扩大，救济有没有晚？”像这样对企业和行政的责任追究，今后也必须继续进行下去。更甚至于“最低限度的水俣病的标准是什么？”等，从医学的角度去追究大面积污染的全貌（影响），也是日本医学者和国家行政对世界应履行的责任。 作为未来将要究明的学问，“水俣学”的讲座在2002年于熊本学园大学内开讲了。这个讲座并不是关于水俣病的知识启蒙的讲座，而是介绍从水俣病事件所映射出的各种事情中能看出些什么，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讲座。通过这样的尝试，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学问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研究？”“行政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专家为何物？”“我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等等。 为了以上的目的，学问应该是重视现场的，同时是对市民公开，市民能够参与的。 石牟礼道子女士的《苦海净土》是打开那扇门的最初的珍贵的“钥匙”。

苦海净土: 我的水俣病

[日]石牟礼道子 著 

肖放 秦维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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