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两条特殊的马路，论路龄不过百年，论繁华远不及南京路、淮海路；然而论前世，它们则是上海从普通江南水乡到城厢，再到都市的变迁见证者。从空中鸟瞰，两条马路在黄浦江西侧首尾相接成了一个圈，宛如上海市中心一枚硕大的“钻戒”，最耀眼的“钻石”便是大境阁。这两条马路便是“人民路”与“中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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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上海老城厢 — 大境阁、中华路、人民路所在位置。
官民共筑“城墙”抗倭
因“无（城墙）遗址可因”“无草动之虞”，上海自元初立县后260多年间，一直四通八达，没有修筑城墙。至明代中叶，上海人口稠密，成为发达的商贸中心，屡遭倭寇劫掠骚扰，损失惨重。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县决定修筑“雉堞巍峨”“金汤之固”的城墙以防卫倭寇的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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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上海志》，为现存最早的上海古地图，表现了16世纪初上海县城及县域范围。 说起修筑上海城墙，就不得不提首议筑城的顾从礼。顾从礼出生在当时上海县城内赫赫有名的官宦之家。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入侵上海县时，时任光禄寺少卿的他即上疏筑城，当即得到当时松江府方廉的支持，筑城经费一部分由官府拨给，另一部分为地方人士自筹。一时捐款踊跃，顾从礼个人也捐粟4000石，修筑了小南门城墙。 上海官民众志成城，仅用三个月，一座新城池在黄浦江边拔地而起，改变了上海县建县二百多年来没有城池的历史。城墙周长九里，高二丈四尺。初建的上海县城墙，辟有六座城门，即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西门）、晏海门（北门），还建有四座水门；城墙上建有万军台、制胜台、振武台以及20余个箭台；沿城墙开挖有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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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万历十六年）时的上海城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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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东门
城墙筑成后，有效抵御了倭寇侵袭，保障了上海官民安全。“城外为廓，廓外为郊”。城墙以内叫作“城”，城外人口稠密，有一定经济活动的区域才称之“厢”，于是上海县城以及周边经济发达的区域被统称为“老城厢”。
“江皋霁雪”与“凤楼远眺”
明万历年间，倭患平息，上海县城安宁。有士绅倡议，将城墙附近的庙宇搬上城墙，使之成为人们祈神和休闲之处，于是城墙上就有了“殿、台、楼、阁”。“殿”是前面所提的大境阁关帝殿；“台”是今新北门丽水路口的振武台，又叫镇海楼，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建，后改庙宇，供奉真武大帝，遂称真武台；“楼”是万军台上改建的丹凤楼；“阁”是制胜台上的观音阁。在城墙上的“殿、台、楼、阁”中，最负盛名的就要数大境阁关帝庙与丹凤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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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大境阁关帝庙和北城城墙旧照组图
大境阁关帝殿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最初是一座结构精巧、造型别致的抱厦式三层楼阁。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改建成三层高阁（即今日之阁）。清道光六年（1826年），两江总督陶澍登阁观光，亲题“旷观”；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两江总督陈銮题字“大千胜境”，此为“大境”之由来，从此大境阁关帝殿名声大振，冬日雪后登上大境阁，远眺吴淞江南岸，银装素裹，映衬丽日蓝天，蔚为壮观，遂成为当时“沪城八景”中的“江皋霁雪”。
而丹凤楼早在南宋就有，是当时天后宫内的一座楼，上海镇市舶司使陈珩为其书匾，然而至元末楼毁匾存。明万历初年，有人建议将丹凤楼重建于万军台上，并将陈珩之匾额献出。由于丹凤楼是“殿、台、楼、阁”中最高的一座，登楼远眺黄浦江、端午登高观赏大赛龙舟的最佳地点，于是“凤楼远眺”就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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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所绘丹凤阁
“南市”的由来
尽管城墙与城门为保障上海的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终究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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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上海开埠，英、美、法列强纷纷在上海建立租界，并且短短的几年内租界的发展大有取代上海老城厢的趋势。因为当时中国习惯将县下面人口密集并有固定商业集市的地方叫作“镇”或“市”，加上租界位于上海老城厢之北，所以当时上海人便将租界称为“北海”或“北市”（今黄浦区），而位于“北市”（租界）之南的老城厢则被叫作“南市”，正如民国三年（1914年）版《上海指南》所讲：“十六铺以北各国租界统称‘北市’；十六铺阴暗地方则曰‘南市’。”实际上当时的“南市”并不等同于“老城厢”，而狭义地指十六铺以南的黄浦江西岸商业街区，久而久之，“南市”约定俗成地成为上海老城厢的代名词了。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上海也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被义军占据。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老城厢的城墙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清廷为重修城墙，就以资敌的嫌疑逼迫当时上海老城厢赫赫有名的“沙船世家”郁泰峰出资修葺。当时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与列强勾结，英、法军入上海县地助防时，为方便军队及炮车的出入，将北城墙轰开个大洞。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这个大洞被修建为城门，李鸿章提议取名“障川门”，又叫“新北门”，原来的北门则改称“老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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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俯视晏海门（老北门）护城河上的木桥（日本横滨Kanamaru明信片）。供图：项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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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门外马路东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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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门外“露天通事”。通事在古代是官名，传递信息者；露天通事，即无办公室的消息传递者。
士绅联名“拆除”城墙促发展
上海开埠与租界设立，城墙越来越成为上海老城厢发展的障碍，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拆除上海老城厢的城墙。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绅姚文栅等以“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上书道台，当即得到道台袁树勋的积极支持。袁树勋上书两江总督更力陈拆城好处：“拆城筑路，非惟无弊，且有四益。就城基改作马路，东西南北环转流通，外而南市沿浦，内而西外门一带马路，可以联络照应，一也。清理城内河浜，填筑马路数条，徐图扩充收效，二也。填河应筑大阴沟，可将城砖代用，有余更可修沿河破岸，三也。房地市价增长，民情振奋，收捐以办善后，事能持久，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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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县城方浜水门
拆城墙的倡议刚提出不久，便遭到顽固的士绅强烈反对。顽固派们串联一气，组织了“城垣保存会”，或“遣人持籍四出，迫令居民签名，以为抑制”；或借报端散布“拆城之时机未到，而城墙乃有保全地方、消弭隐患之作用”的舆论，甚至多次联名致电两江总督，坚决反对拆城；甚至出现“拆城派”与“保城派”互用报刊攻讦对方，还经常发生两派在街市上对阵斗殴，“保城派”竟扬言要对“拆城派”飨以城砖。然而，拆城之倡议毕竟得到政府和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保城派”不得不接受折中办法—在保存城墙的前提下，“多辟城门，以利交通”。于是再辟三个城门，即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以及福佑门，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上海老城厢共有十个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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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拱辰门，又称小北门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腐朽的清王朝终于落下帷幕，上海光复。姚文栅等人看到拆除上海老城厢城墙的曙光。于是再次联名上书给时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的李平书，当即得到批准。李平书大声疾呼：“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 很快为拆除城墙而设立的“城壕事务所”在大境阁关帝殿成立了。当时的拆城墙并无精准的定向爆破，也无强力的大型破拆机械，只有人力锤镐、手工钎凿，以及四野乡民的锄头铁搭。当时拆下的砖瓦当即用于填入早已废弃的护城壕沟，填筑了今天的人民路（当时为“法华民国路”，1949年后更现名）、中华路。而大境阁关帝殿这段城墙因当年设立的“城壕事务所”而意外地保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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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城墙拆除拓路场景
从兴到废，上海城墙走过了350多个年头。现如今，唯有大境阁一段残存的城墙，还可以让我们触摸这段历史。然而，上海人不舍老城墙，墙拆了，名字被沿用了下来，老西门地铁站，老西门街道等，时刻提醒有心人去探寻名字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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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境阁 文章选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张雪敏著：《亦中亦西老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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