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我写在2005年发表在《现代家庭》杂志上的文章，之所以又翻出来看，是因为看到“上观”公众号上那篇“31年前，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甲肝，我们是这样战胜它的”回顾报道，32年前我的亲身经历也曾那么苦涩。

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的形势仍然严峻，回顾是防止我们太悲观，因为事过之后，也许在此一疫中我们都会留下一些值得珍惜的片段。

在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一段珍贵的日子，整个属于黄色。

1988年，上海曾经历一场“甲型肝炎”流行的恐怖。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班回家，路过新村的菜摊，看见有毛蚶卖，兴奋地买回家洗净，用开水一烫，就和同样嗜海鲜的老公大吃起来。我的女儿3岁，不好好吃饭在地下跑，我拿了毛蚶肉追她，硬塞到她嘴巴里，被她一再吐出来。

只隔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突然上吐下泻，老公抱着女儿扶着我去医院打点滴，然后把我送到妈妈那儿，他抱了女儿去奶奶家。泻到第二天，我人不行了，随妈妈去地段医院看病，突然在门口软下来，连门槛也跨不过去。这时，整个上海已经发现了多起“甲肝”，一检查，我也被判患了“流行性甲肝”。

随着甲肝患者人数呈几何式增长，传染病毒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像被机关枪扫射似的一排排倒下来，医院人满为患，恐怖情绪弥漫了整个上海。我被隔离在妈妈家的亭子间，全身乏力，眼睛蜡黄。妈妈跑上跑下帮我煮猪肝汤，鲫鱼汤。像送牢饭一样，放在门口让我拿进去吃。楼上还有哥哥一家，我不敢出门，除了用那里的厕所。

哥哥很紧张，听见我上楼耳朵就竖起来，我一离开马桶，他就跑过来消毒。一天我软弱地靠着墙壁移上楼，哥哥发火了，让我身体腾空，因为他的小女儿喜欢摸墙壁的。回到亭子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我是很惭愧，嫁也嫁出去了，生病了还要回家麻烦妈妈，连累哥哥。我更是想念我的女儿，想念老公。

可是老公为什么不来看我呢？女儿呢，在奶奶家会不会整天哭？家里没有电话，我干巴巴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没有人说话，没有书看，感到很委屈。一天，突然我听到楼下电话间阿姨叫我的名字，妈妈赶紧跑下去帮我听，回来惊慌地告诉我，你老公也得了甲肝，被隔离到浦东自己的家了！现在好，一家人分三个地方！妈妈累得气喘吁吁，她一向是个享福人，现在为了我，连脚底板都走痛了。

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只沮丧了一会儿，小学数学里学的“合并同类项”“嘟”地一下从头脑中冒出来，黄黄的脸上露出欣喜。我翻身坐起来，对妈妈说，我要回浦东去，和老公会合，反正两个人是同一种传染病，要死要活都要在一起。看着妈妈很犹豫也很疲惫的神情，我更坚定了回去的念头。

妈妈无奈，怕我路上撑不住，便拿出钱来，叫我坐出租车回家。那时的出租车司机和电话间、商店里的人一样，看见有人脸色黄，便要起疑心，不敢为他服务，连他的钞票都不敢要。大街上，到处弥漫着酒精和消毒水的味道。

我把自己包装了一下，表面很镇静地跳上一辆出租车。大气不敢出地回到浦东。老公没有料到有人会“探监”，出来开门的时候一脸惶惑。见到是我，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一看，这哪里还是我以往面皮白皙的老公，整张脸黄得像一张腊光纸，眼白也是黄的，再一笑，相当可怕。

老公说，自己发烧好几天，也没有人端水给他，憋了几天，才戴了帽子和口罩去公用电话间给我通风报讯的，打完电话被旁边一个女人瞥见腊黄眼珠子，那女人怪叫一声，像见了鬼似的，他连忙逃走。老公夸我聪明，和他心通，能回来和他同甘共苦。我抱着他哭了，责怪自己不好，把病毒传染给他。

老公说，你也太孤陋寡闻了，有关方面已经调查出来，我们都是被污染的毛蚶害的。你知道那几船被甲肝病人的粪便污染的毛蚶害了上海多少人吗？三十多万！此事已因发病人数之多、影响之深、经济损失之重而震惊世界。

我们两个甲肝病人，不幸而又有幸，关在浦东新村的房间里，除了吃就是睡，如果没有一台电视机，仿佛与世隔绝。我们体质很弱，说不了很多话就会昏昏睡去，爬起来煮点粥吃些酱菜，再睡。有时我早醒来，就着阳光侧脸看着老公。自从结婚生孩子以后，每天忙忙碌碌往返黄浦江两岸，送孩子，上班，买菜、烧饭，免不了为了一些琐事拌嘴，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长久地看他的脸，抚摸他。

老公醒来了，微笑着说，怎么样？有力气啦？要听医生的话，女儿还等着我们早点去接她呢。我笑了，我们乖乖地手拉手看天花板，称赞女儿的精怪，想象着如果那天她被我逼迫，吃下那有毒毛蚶，后果不可设想。而三岁的女儿如果得病有个三长两短，我做妈妈的跳进黄浦江也赎不了罪了。

甲肝病人从发病到恢复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那一个月中，我们无人打扰，偶尔出去买点菜，也不敢多去公用电话间，怕招人嫌。在深居简出的日子里，我老公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入学通知书，开学在即，他更迫切希望GPT指标降下来，脸上的黄疸褪去，可以顺利过关。可是越急越不行，一个多月以后，我拿到合格的化验单，可以解禁了，而他的指标仍然没有合格。

我实在等不了他了，决定独自去看望女儿，把女儿抱到妈妈那儿去，让她奶奶休息。老公耍赖，像孩子一样，一定要跟着我去看女儿。我让他发誓决不碰孩子，也不跟她说话，只是隔三步路看看而已。

我穿了一套新衣服喜气洋洋的，老公理屈辞穷、偷偷摸摸似地跟着我来到复兴路奶奶家。天哪，一个月不见，女儿妞妞长大很多，梳了小辫子倚在大门上吃香蕉。我弯下身来对她说：“妞妞，叫我呀！”想不到妞妞的眼珠骨溜溜转了很久，竟然叫了我一声“阿姨”！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抱起她说，我是妈妈呀，我是妈妈呀，妞妞怎么连妈妈也不认识啦。怎么搞的啦！

我一点也没有察觉，这时妞妞的奶奶已经不高兴了，她吃辛吃苦带了孩子一个多月，我见面连一句好话也没有给她说，反而像女儿受到虐待似的痛哭流涕。我老公机灵，连忙跨前一步对他妈妈说好话，并使劲向我使眼色。我们不能一起在奶奶家吃饭，我像捡到失而复得的宝贝，要抱女儿走了，这时老公显出缠绵来。

有孩子的女人就是这样奇怪，前几天还和他好得像新婚，见到孩子就把老公完全忘记。我忘了他接下去又要被关到浦东孤零零地生活，直到GPT检验出来正常。老公很有涵养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公园走一走，那里空气流通。好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复兴公园，老公和我们母女隔着三步路的距离，像一个陌生叔叔似的和妞妞搭话，讨好她，而一有接近女儿的迹象就被我大喝一声。

终于我带着妞妞回到妈妈那里，想住几天。但是想不到家里居然多了个半岁的小毛头，原来我嫂子也得了甲肝，而我哥哥远在日本。妈妈忙得一塌糊涂，没有留我，现在我也忘记了结果是和女儿流浪到哪里去了……

1988年那一场流行性甲肝带给我一片混乱的回忆，在这片混乱的黄色中，惟有一段湖面般平静的日子是美丽的，那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美丽种在我的心里。以后，每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来临，我就想，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两个人。不，还有妞妞，我们有三个人！

1988年上海这场甲肝流行，31余万人感染，死亡47人。

我老公在GPT指标正常以后，马上飞赴日本，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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