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就上海整个地区而言，对于各种传染病的流行，相对于官方机构的防治不力，民间团体却反应积极。特别是在上海华界公共卫生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起了传染病防治的责任，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上海传染病防治特殊的社会环境的形成，推动了上海公共卫生近代化的进程。

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团体、媒体及民众对传染病防治的反应，探讨社会力量在防治传染病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上海防疫社会环境的特点，探析上海社会公共卫生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民国时期，上海城区环境比以前虽有所改善，但由于流动人口和人口密度大幅度增长等因素，各种传染病流行时有发生，有时传染面很广，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首先是霍乱的流行。其致病主要由饮食不洁引起，病情来势凶猛，患者上吐下泻，脉息如丝，体温下降，四肢冰冷，面目憔悴，往往在数小时中，因身体脆弱等原因导致心脏衰竭而死。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霍乱曾有6次大的流行。1912年、1914年续有流行，1919年大流行，死亡680人。1919 年 7 月 28 日《申报》据当时《申报》报道：

疫症（霍乱）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

浦东烂泥渡陆家嘴等处因疫死亡人数过多，贫者无力掩埋死尸，村口臭气逼人。

1919年7月28日，《申报》上刊登的两篇报道

死亡率很高的伤寒民国时期也多次爆发。1923 年流行，死亡 264 例。1930-1942年间，伤寒每隔2-3年流行一次，累计发病15190人，死亡近万人，病死率高达 59.5%。

1911年鼠疫发病30例，死亡6人。1914年6月，沪南警察分厅发现鼠疫，特设防疫所，以五个月为期,每日由卫生警察赴各区及车站、码头办理捕鼠防疫事项，当年发现鼠疫病人26例。1924年发病4例，死亡2人。

1919年，天花在闸北地区流行，为全市之最，几乎每月都有患者死亡。此后1926年、1932年、1939年也流行猖獗，其中尤以1932年为甚，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五，上海因此被宣布为天花流行港口，两个半月后才撤销禁令。

1918年6月，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流行性感冒开始袭击上海，发病者众多，势甚猖獗。“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群众称为‘骨热痛’‘五日瘟’，当年死亡418人，至翌年3月，疫情达到高峰，又死亡483人。”1933-1935年又间有流行。

除此之外，其它传染病如白喉、猩红热、疟疾、痢疾、麻疹、回归热、斑疹伤寒等也时有发生。

以下是1930—1937年上海市十二种传染病发病与死亡统计表，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各种传染病流行情况和死亡率。

一般的疾病基本上只对病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发生影响，而传染病流行一旦发生，就会影响整个社会。

第一，众多社会团体开展防疫宣传，投入防疫行动。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社团。1920年5月12日，因夏季来临，为预防疫病发生，该会邀请英伦皇家医院医官谢应瑞博士在四川路演讲“上海五种流行病（霍乱、伤寒、喉痧、伤风、脑膜炎）之预防”，谢应瑞博士在演讲时将针对此五种病症所制作的幻灯片逐张演映，详为解说，以帮助广大民众了解时疫，对传染病予以警惕。

1920年5月12日《申报》刊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流行病演讲的新闻

 同年7月2、3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又举行卫生展览，以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1925年5月8?9?10日三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卫生运动大会，提倡公共卫生，并陈列症状图书及各种关于卫生的模型，演映卫生影片，请名人演讲，主讲者为中国卫生会美门博士，在这三天中，还有名医到场为市民施种牛痘，并免费为市民检验身体。

1920年7月2?3日，上海女青年会、卫生教育会、青年协会演讲部、商务印书馆、青年会童子部、卫生运动团等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卫生展览会，将所有关于卫生问题之书籍、表本、图书、灯彩、影片及各种仪器陈列于青年会童子部内游艺室，任人参观。

1920年7月2日《申报》上刊登了一些社会团体举行卫生宣传活动新闻。文中可见，除了展览，这些团体还精心安排了一些宣传公共卫生的专题活动，内容有演唱卫生歌、卫生演讲、演出卫生新剧、卫生滑稽影戏等。

1922年7月2日，上海联益善会致函沪北工巡捐局，表示：“敝会于7月1日起，雇用清洁夫数名，打扫道路，并备有防疫药水，逐日在华界胡家木桥一带及闸北各区域从事喷洗，消除秽气，而重卫生。”此后联益善会历年每逢夏季，为除疫疠，在会所免费为民众注射防疫药水。

1924年3月，青年普益社就布种牛痘召开会议，以布种牛痘、防患于未然、灭除疾病为根本宗旨，不取分文，力求区域的推广。在此以前，该团体已经布置了东南西北中和女子队，以使种痘家喻户晓，并议决五种办法：

1

登报。

2

函请各公团各业公会所转告同业人。

3

请各路商联会转告各商店。

4

遍发传单。

5

以振铃、日旗、夜灯，来宣告劝导市民，速向该社各种痘分处踊跃种痘。

到1927年，青年普益社种痘运动已进行九届，每次时间长达一个月，且发动各医院医生共同合作，以期普遍。当年5月，《申报称》接受种痘的“已有五千余人之多。”

1928 年5月8日，上海少年同志会鉴于炎夏来临，应灭除蚊蝇，特发起卫生运动游艺会。5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吴淞分会也因夏季疾病日多而开展卫生运动。1931年6月19-24日，中华慈幼救济会举办儿童卫生运动，组织2000余名儿童在闸北、杨树浦区以捉苍蝇、蚊子、臭虫等模型灯游行，进行卫生宣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社会团体已将开展防疫宣传和进行防疫活动视为自身的重要职责。

第二，媒体展开有针对性的督促和批评。

民国时期疫病时有流行的情况，使一些有识之士自然想到环境不洁的因素，想到政府当局履行职责的不力，为此通过媒体展开了批评。一些报纸经常将有关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及当局开展防疫不力的事实公布于众。

1916 年6月29日，《新闻报》上一段评论这样写道：

公共卫生为警察要政之一，沪上人烟稠密，秽气充盈，流毒致疾，加以迩来之喉痧症自春俎夏，传染蔓延，有加无已，一交暑令，则他种之疫疠又将起而乘之，故上海之警察对于公众卫生当视内地为尤亟，则道路之更宜清洁不待言矣。然而集水街之垃圾，何为任其堆积，至于秽气四布，警察之熟视无睹，难辞溺职之咎，经宁绍公司之函请而尤不即撤除，则卫生科更不能辞其咎矣。城乡内外街道于清洁二字，缺点颇多，彼集水街之垃圾，特其甚焉者耳，所望警察厅加意整顿，由集水街以推之各处，由垃圾以推之各事，为主动勿为被动，疾疫之媒介愈少愈妙，则人民之受赐多矣。

1919年7月，《申报》接连几天刊载文章批评当局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的失职行为。

7月18日《申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沿路堆积垃圾之质问；同日又刊登两篇杂评论垃圾之事。7月23日，《申报》又再评此事。

7月28日，《申报》更将批评直指地方最高当局：

华租界限毗连，霍乱不传染于租界，而传染于浦东，不发生于租界，而发生于闸北，中国之市政如何，自治如何，不为外人所奚者几希矣。亡羊补牢之计，敬请总司令火速令饬督办丁文江，闸北数十万捐费，先从卫生着手。

从当时媒体舆论所持批评来看，其指责政府当局整治环境不力，防疫意识和措施不到位，颇有点不留情面。

第三，民众踊跃配合。

在民间团体和传媒致力于疫情的防范过程中，一般民众也作了积极配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违反传染病防治的行为进行举报。经常有民众写信给官厅反映某些居民、工厂等破坏公共卫生的情况。如居住在公共租界内的民众向工部局卫生处举报：“百老汇路1069弄26号与62号门牌等居户不顾公共卫生，将垃圾随意倾倒，隔墙日久，日积竟有数尺之高，以致本里弄居户大受其累，蚊蝇群集，秽气四溢。”

肇嘉路一带，自面北房屋退建浜基之后，道路广阔，已非昔比。每日尘埃飞扬，泥沙扑面，不特两旁铺户，大受厥累，即往来行人，亦多不便，一至夏令，天气燥热，受累益甚，于卫生不无妨碍，众谓此事关系市政范围，应由工巡捐局举办洒水马车，奈该局经费支绌，不如由本会置洒水器具，雇工浇洒。

1928年上海市卫生局在对公共卫生设施改进计划中拟实行的改建模范厕所筹建垃圾箱、填塞死水浜、指定垃圾场等四项措施，都是因市民多次写信促使而成。

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各界对传染病防治的积极态度和媒体对官方机构的批评督促，对促进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卫生防疫机构及其职能的建立和健全。

公共租界的垃圾处理工作早在1854年工部局成立之后即开始。工部局1860年将垃圾处理交给承包人，由承包人组织雇工将城市垃圾运往郊外，然民国时期承包人不按规定处理垃圾的事时有发生。工部局的这一做法，遭到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猛烈抨击。这年6月21日，纳税华人会致函工部局总办爱德华；6月30日，江海关陈监督致函交涉公署，对租界当局将垃圾倾卸黄浦江再次提出抗议，希望租界当局找到解决办法。考虑到各种原因，再加上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自1929年起，工部局工务处开始研究建立垃圾焚化炉问题，1930 年底开始建造，1932 年底槟榔路与茂海路垃圾焚化炉正式开始运作，两处均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日平均焚化垃圾量为120-170吨。

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职责更加全面，除了进行传染病调查及消毒、死因调查登记、预防注射及种痘、灭除蚊蝇、公共卫生教育及宣传、住房卫生检查、公共游泳池管理之外，还应民众的需要在租界区域内设立了14个卫生分处，以负责开展所辖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事务。

相比之下，华界的防疫机构历来比较薄弱。1926年，闸北因水质污染导致霍乱流行，然华界竟连一化验水质的机构都无从寻觅，招致许多民众及社会团体指责和批评。《申报》当时评论说：“市内素无卫生试验机关，饮食日用物品如酒类、牛乳及各种饮料、药品等类，即有害物质搀入，亦无从证明取缔，实为市政之荒芜。”鉴于此，上海市公所决定筹办卫生试验所。

1926年5月15日《申报》刊登上海市公所卫生试验科成立的新闻

1926年5月15日，上海市公所卫生试验所成立，并制定了暂行章程、化验章程，办理上海市一切化验事项。

由于社会舆论的敦促和传染病防治的客观需要，1927年7月7日，前淞沪卫生局被接收改组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局，1930年7月1日，由留学归来之博士胡鸿基任首届局长，明确制订了卫生机构包括传染病防治等内容的一系列职责。

第二、推动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得以出台。

民国时期，各社会团体为上海传染病防治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成为直接促使政府当局采取一系列防疫应对措施的原因之一，社会团体中的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向政府提出建立相关卫生法规的建议，以便公共卫生管理规则化、法制化。

如取缔厕所即是明显一例。当时上海华界私厕甚多，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因此政府当局经常收到民众及各社会团体的信件，要求政府对此现象予以改良。

1924年6月27日，《申报》登载的市民请求取缔私人厕的信函。

1928年11月20日，卫生局决定在各要隘建设公坑厕，厕式采用爪哇式。1929年6月15日。卫生局决定取缔街口厕所，兴建公厕。

由于租界的公共卫生管理领先于华界，使得华界的许多有志之士呼吁效仿租界的做法，建立华界防疫管理机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部局卫生处陆续制订了《传染病报告办法》《防疫人员奖惩规则》《公共游泳池入内章程》等公共卫生法规。试图从法规角度防止一些传染病进入公共娱乐场所。

1931年《上海市政府公报》中《上海市公安局管理公共游泳池规则》就有“有皮屑病、花柳病嫌疑者不准入内”“不准雇用有皮屑、花柳病或其他传染病者充任员役”“池水每日至少须更换一次”“游泳池内一切用具至少须洗濯一次，面巾、浴巾等物每次用过之后必须洗濯并消毒”等规定。

第三，影响民众接受和确立公共卫生观念，使传染病防治措施得以推行。

当19世纪60年代先进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刚开始在上海出现时，民众对传染病的恐惧心理和对现代传染病防治手段的排拒心理是同时存在的。19世纪60年代末新式牛痘接种刚开始在上海推行时，困难重重，尽管宁波路上工部局疫苗接种门诊每星期开放两个下午，但前来种痘的人还是寥寥无几，每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种牛痘。

1911年7、8月间闸北川虹路一带，因鼠疫死亡二十余人，工部局为此在海宁路（自锡金公所门前起至川路路天保里华界止）马路中间树立一铅皮围墙以防华界老鼠窜入公共租界，这道铅皮围墙一直存在了一年多，也造成华洋冲突了一年多。后来甚至演变为华界民众对列强侵犯主权的指控，一时间引发数千人阻挡检疫，工部局用以消毒的药水车也被砸毁，为此工部局出动大批巡捕弹压，逮捕了12名闹事者，造成轰动上海的“清末检疫风潮”事件。

民国初期在防治传染病的过程中还不时出现迷信现象。1919年7月，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都被霍乱的疫势所笼罩。闸北由于死人太多，故“各居户均于门前悬一石灰图谓阻疫鬼进门”。

1919年7月26日《申报》上一篇关于疫症传播的文章中，提到时人的迷信现象。

但事隔不久，《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频繁刊登的有关传染病防治器械、防治药品的广告及预防方法的文章等，使西式保健、防疫方式日渐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些出版机构出版的多种与卫生有关的书籍，宣传了西式医学与传染病防治知识，也对上海市民传统观念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使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逐渐淡化，开始从迷信走向理性，自我防疫意识增强，传染病防治措施因此得以推行。

到民国中期，愿意种痘的人急剧增多，在20世纪的前25年内，有50万人免费接种牛痘。在1911-1930年的20年间，经工部局卫生处免费种痘之人，总计在100万以上。同时华界在1910-1935年的25年间，施种牛痘 143.5万人次，加上各医院及慈善机构接种人数，约在250万人次以上。1923年4月，沪东公学在杨树浦举行卫生大运动一周，每晚放映卫生影片，总计一周间观众达五六千人。这些事例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市民防疫意识的提高。

1925年，外籍医务人员在上海街头为市民接种牛痘

第四，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公共卫生知识。

社会团体不断兴起的防疫宣传活动，民众急需的防疫知识的启蒙，为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蚊类通常是传播疫病的重要途径，1920 年商务印书馆专门摄制了《驱灭蚊蝇》卫生科教电影片，进行普及宣传，以电影方式进行防疫宣传，这在全国可谓是最早的科教电影片。1923年6月17日，《申报》刊登了关于蚊类的知识，详细介绍了蚊子的繁衍之地及蚊子给人类带来的疾病，并将灭除的方法予以说明，号召华界市民协力消灭蚊子。

各类普及性卫生刊物纷纷问世。民国时期出版的卫生专刊和报刊卫生宣传专栏如雨后春笋，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如1918 年开辟的《时事新报》之副刊，由西医侯光迪主办的《卫生月刊》，1927由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和中华卫生教育会主编的《卫生周刊》，丁济万主编的《卫生报》，1928年上海市卫生局编辑发行的《卫生月刊》，1932年张之英主编的《卫生杂志》等。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部分各种卫生健康类报刊

民国时期当官方的卫生行政机构对传染病防治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时，上海地区的社会力量却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这些社会力量会如此重视传染病防治，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

第一，面对惨烈的传染病流行对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需要社会力量来改变广大民众对传染病的恐惧心理和对现代传染病防治手段的排拒心理，引导他们逐步从迷信走向理性，从骚乱走向冷静。

第二，在积极投入传染病防治活动的社会团体中有不少是宗教、慈善、公益性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多将防治传染病流行作为其服务和拯救民众宗旨的具体体现。

第三，民国时期，不论是租界还是华界，其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都处于发展阶段，　尤其是1927年以前，上海华界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很不健全，因此，进行传染病防治需要得到社会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第四，这些社会力量的主要活动者有不少是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开明之士，他们具有先进的近代传染病防治理念和知识，面对市民采取的落后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和严酷的疫情现实，促使他们去改变这种状况，因而他们往往成为传染病防治活动中的急先锋。

传染病流行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传染病流行的反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美国专门研究传染病史的学者麦克尼尔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指出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刻；

反过来，人类社会在各种灾难面前，总会主动应对，面对各种传染病的袭击同样如此。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